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两位美国学者学术报告综述

应刘道玉校长邀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学者彼德森教授和西东堂大学的印度及东方思想史学家法兰柏高斯基教授来我校哲学系做了《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论印度佛教》、《论印度佛教和中国佛教的异同》以及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等四场学术报告。其中,《西方思想能从东方文明中学到什么?》是由两人以对话形式合讲的,它是全部讲演的总结和概括,对我们的研究具有参考价值,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兹就这场报告的主要观点加以简要介绍。两位学者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作为西方思想的代表,以印度和中国思想作为东方思想的代表,从中选取若干基本范畴,通过比较这些范畴,分析东西方思想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探究东西方思想彼此应该从对方学习什么。首先,他们讨论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问题。彼德森教授指出,提到东西方思想的比较和交流,这就意味着二者存在着差异和隔阂。在东方思想中,许多概念非常丰富、深刻,而且极有价值,但很难翻译成西方语     

结构性差异视角下的话语分析

有的学者把东西方文化之间对话存在障碍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东西方之间的思想传统的结构性差异。中国人的思想具有互系性和通变的特点，而西方人秉持二元对应的思维传统。结构性差异视角下的话语分析可以在词汇、小句和价值观念三个层面上进行。实例分析验证了结构性差异是真实存在的，可使读者对所选语话材料有更加深刻细致的理解。     

“西方中心论”的逻辑推理和思维定势——《河殇》思考方式的批判

《河殇》是“西方中心论”的代表作,它把东方与西方、内陆与海洋加以对比,从而作出了西方蔚蓝色海洋文明优于中国黄色内陆文明的判断。它的赞扬者声称:《河殇》是“从多方面进行综合思考”、“背弃传统的思维定势和推理方式”,它是“真诚的文化心态和客观的思维方式”。并且倡导:“当今中国应该换转成这种思考方式”①。那么,《河殇》的逻辑推理和思维方式究竟有哪些特点?是否那样客观、科学呢?如对《河殇》的解说词加以剖析,就会得出明确的结论。     

对话视域下邓小平行政思想的三重向度

任何思想的存在和发展都是"对话沟通"的产物,邓小平行政思想也不例外。以"对话"范式为研究视角,认为邓小平行政思想涵摄三重向度:一是对马克思主义行政理论的"返本"与"开新;"二是对当代西方行政理论的"借鉴"与"超越;"三是对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批判"与"吸取",通过"对话沟通"达到视域交融,实现体制重构,彰显中国特色。     

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历史转型

在世界史上,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文明经过东西方不断的撞击与融合而得到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正能量就是最终以各种形式和维度的“思想对话”得以互动、共存和发展。自然与人文社会各种领域的任何研究上升到最高度就是思想的研究。几乎所有人类之间任何行为的交往和沟通都是一种广义的“对话”,而只有最终上升到思想高度的“对话”,才能真正引领人类社会。21世纪以来,东西方思想的对话处于一个历史的拐点。全球剧烈的社会转型、变革、冲突以及灾变等让人类进行了价值、理念以及各种诉求的重构,而不断影响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宏观条件。在跨文化、跨领域、跨学科、跨方法的整合与解构中,西方人的“东方学”与东方人的“西方学”也随之经历了危机与挑战。西方中心主义与东方中心主义都不可能完全成为独自垄断世界的“一元文明”。东西方研究者必须拓宽新的视域,开创多维度、多层面、多坐标的研究方法与模式,应当共享多元性、建设性、开拓性、批判性、前瞻性的各种思想理念,并作跨学科、跨文化、跨方法和全球化的理论考察与思想探讨;从而融合东西方思想及其他非西方的思想,重建一个整合性、包容性和互动性的国际化思想观。中国的崛起将自身推向了东西方文明撞击的风口浪尖。自17-18世纪以来,两个术语“崇华派”与“恐华派”,在当今世界格局中,又以新的解读分为了两种中国观或对华阵营。文章力图揭示和论证：东西方思想对话引领社会的多元发展;东西方思想对话的困境、危机与挑战;东西方研究的机遇、复兴与趋势。     

司徒雷登文化思想范式探析

司徒雷登(John Le ighto Stuart 1876—1962),一个在中国出生并生活了50年的美国人,在近30年燕京大学校长任上①,为化解宗教与世俗、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一系列的矛盾,在精神、知性、管理方面的文化思想范式作了学理的探究,我们应对他在这一范式的推动下为建设中国一流大学所作的努力作充分的肯定。     

论外国文学研究的障碍与出路

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文化语境下,外国文学研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各种障碍:外国文学概念和内涵是什么?为什么研究外国文学?外国文学和翻译文学,外国文学与全球化文学究竟是什么关系等都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就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以求找出解决外国文学研究的障碍对策,搭建出更好的信息交流以及学术研究平台。     

共建和谐世界的中国文化资源——我国前辈学者探索成果评述

鉴于宗教对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国内外学术界近十几年来越来越注重反思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以发掘有助于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本文所评论的是中国老一代著名学者所做的相关理论探索,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关于中国宗教文化历史特点的重新认识;二是关于中国宗教文化优良传统的概括总结;三是中国文化传统可为促进宗教对话、化解文明冲突、共建和谐世界提供的思想资源。     

高校辅导员的对话沟通艺术

受自身特点及环境的影响,大学生与辅导员在之间存在着沟通障碍,阻碍了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成功的对话是沟通成功的关键,更是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径。因此,高校辅导员应从对话沟通的艺术入手,灵活运用对话技巧,解决学生思想、学习及生活等方面问题。     

解构主义与东西方文化

法国哲学家德里达是现代解构思想的奠基者，解构建筑理论家埃森曼却认为；解构是个很东方的想法。理解现代解构的成就，走出解构的误区，迫切需要解构中的对话。现代语言理论、解构主义哲学与解构建筑的崛起，正在突破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局限，开拓现代哲学、现代建筑与东西方文化的新路，推动传统哲学文化与传统建筑的现代重建。其中的成就与失误，都是值得我们比较研究的。     

英汉称谓语的跨文化差异比较与翻译

东西方在称呼类型,称呼方式的选择及称呼语的功能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只有了解这种称谓语的跨文化差异,才能消除翻译障碍,更有效地进行交流.     

自由主义的怀疑论平台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文明的价值产物,是否有其未曾注意的认知基础?怀疑论作为西方文明的认知结晶,是否有其难以料到的价值内涵?这两大似乎栖息于不同领域的"思维形态",是否具有某种深层次的内在联系?如果说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是"个人自由",那么,怀疑论的核心概念又是什么?"无知"与"知识"的关系是什么?怀疑论意义上的"无知"与对"无知"的否定性理解有什么不同?什么是"积极无知"与"消极无知"?怀疑论的"积极无知"在什么意义上支撑着自由主义的"个体性"概念?由伯林所揭示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与本文所说的"积极无知"与"消极无知"有怎样的关系?"积极无知"与"消极自由"在什么意义上的联系,使得怀疑论成为了自由主义的逻辑平台?本文拟回答上述问题.     

理性的直观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一种展开在康德与柏拉图及笛卡儿之间的对话性的哲学史考察

对于形而上学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阐明。柏拉图和笛卡儿认为人类拥有理性的直观,所以肯定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可以被人类所认识。康德不承认人类拥有理性的直观,所以否定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可以被人类所认识,人类的知识限定于现象界的范围。这样,在康德与柏拉图及笛卡儿之间就展开了一场关于理性的直观能否为人类所拥有,以及形而上学的客观实在是否可为人类所认识的对话。这场对话引出了如何界定哲学的性质的大问题：哲学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哲学是趋近于宗教呢？还是趋近于科学。如果哲学趋近于宗教,那么哲学必然要回答形而上学的问题;如果哲学趋近于科学,那么哲学必然要拒斥形而上学的问题。     

困境与突破:论中国教育学的范式

中国教育学的范式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学者在思考、研究、构建教育学问题时所遵循、秉持的基本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导引了他们研究教育学的路向、构建教育学的方式以及解决教育学问题的思维框架,进而形成中国教育学的类同研究传统 ,并规定着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建国以来我们经历了来自苏联和西方国家的范式熏陶,并一直受到"西方范式"和"苏联范式"的禁锢和困扰,长期没有形成属于自我独立的教育学范式.中国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范式危机,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教育学的健康发展.中国教育学范式的创建需从创建主体--教育学者和创建客体--"范式系统"入手.教育学范式的创建与构建将有助于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创生和中国教育学的生成.     

跨学科比较文学如何深入——试论审美个体主义的启示意义

文学是否只表达了"稀释了的思想"是一个事关跨学科比较研究是否有价值的重大问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文学艺术中只有"肤浅的见解",阻碍了思想比较的深入。浪漫主义的文学独立意识实质上为跨学科比较奠定了合法性基础。20世纪现代审美个体主义颠覆了哲学至上论,论证了文学艺术是一个滋养"个体的心灵"的自律性思想领域,对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

中国佛教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 ,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中国佛教思想究竟有哪些特点 ?这些特点是如何产生的 ,又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如何 ?对这些问题 ,人们可以见仁见智 ,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却是有意义的 ,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俄国之根与德国之源--论别尔嘉耶夫的"哲学心史"

在俄国哲学史中,别尔嘉耶夫的思想别具典型性和独特性,集中体现了俄国文化东西方融合?舷 的特点,是俄国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和典型代表.考察其思想的发展轨迹,对其思想追本溯源,有助于人们整体地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理解他为什么最终会成为一位宗教哲学家.     

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上)

近几年来,经济学界提倡用定量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现象的人多起来了,一些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也主张用数理方法分析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如吴承明先生在《关于研究近代经济史的意见》一文中,就提出要“加强数量概念”(见《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在经济史研究中,数量的研究究竟应放在什么地位上?这种研究采取些什么方法?所谓定量分析法是什么?它包括哪一些内容?如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不反对进行数量的研究,而且主张加强数量的研究,那么在采用定量分析法研究时,是否可以顺利进行和开展?在实现过程中,究竟会碰到哪些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探讨。     

超越“他者”的路径——当代美国的古代中国思想研究方法论考察

史华慈在反驳萨伊德对区域研究的指责时，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并未被萨伊德所指责的“东方主义”所统治，而是从一开始便是中美学者互动交流的产物。当代美国中国学所历经的三个研究范式虽然无法避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但体现了西方学者试图超越“自我”/“他者”对立的模式，实现真正交流的努力。史华慈的比较思想史观表明，对跨文化的问题作出同情的理解是可能的。安乐哲和郝大为、陈汉生等学者的中国古代思想研究固然无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思维模式和学科框架的影响，但如果将其视为比较研究的立足点，而非唯一正确的理解，就能透过令人迷惑的西方理论框架看到真正的理解与融合。     

哲学功能问题沉思

哲学的功能究竟是什么?这是哲学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可以思考的方面很多,比如:哲学,人们希望它做的是什么?它应该做的是什么?它能够做的又是什么?哲学的功能有没有层次性?可否分为一般功能和特殊功能?可否分为初级功能、中级功能和高级功能?通常讲的世界观方法论究竟是什么意思?怎样才能发挥世界观方法论功能?哲学对自然科学的作用究竟能否称为指导作用?等等.创造性地提出问题,有助于认识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