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国居民消费率吗？ ——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与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婚配竞争和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少儿抚养比与居民消费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少儿抚养比每下降1%,居民消费率将降低0.419%;但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却不显著;由性别失衡引致的婚配竞争对居民消费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的确对中国居民消费率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据估算,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未来五年内能够累计增加居民消费19 785.99亿元至27 363.57亿元,提升居民消费率0.63至1.04个百分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居民养老福利态度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我国养老压力正在逐渐增大。居民养老福利态度是影响相关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因此了解居民养老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福利政策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本文通过CGSS2017数据来研究影响居民养老福利态度的因素,发现居民养老福利态度会受到居民自利因素影响,其中,大学本科受教育程度、基本养老保险、儿子数量和孝道观念这四个因素对居民养老福利态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我国居民消费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消费需求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及景气周期具有决定性影响 ,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 ,又是防止经济萧条的稳定力量。近几年来政府通过扩大投资启动经济的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出台 ,使居民预期支出不稳定。启动新一轮景气周期的政策重心应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激活消费需求。一方面 ,要认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 ,制定消费政策并将其纳入经济增长长期政策之中 ;另一方面 ,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力度 ,改变居民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预期 ,使居民消费倾向逐渐转为正常     

国内住宅福利与住房保障研究

住宅是国内学者研究的焦点领域,通过对国内学者关于住宅福利和住房保障研究内容的梳理,发现当前我国关于住宅福利与住房保障研究大体来讲分为三个方面:对住宅权和居住公平的研究;对住房保障和住房改革的研究以及对住房政策体系的建构与政府角色的研究。借鉴国外关于住房保障与政策经验,吸收国内学者对住宅领域研究的丰富成果,可以发现不同时期的研究偏重与政策内涵,同时也发现掌握全面的住宅资料、厘清住宅福利与住房保障等概念对于提升居民住宅福利、促进住宅产业良性发展的重要性。     

我国居民消费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消费需求对于我国经济增长及景气周期具有决定性影响,既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又是防止经济萧条的稳定力量.近几年来政府通过扩大投资启动经济的政策效果不尽如人意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消费倾向明显下降.导致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主要因素是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出台,使居民预期支出不稳定.启动新一轮景气周期的政策重心应是提高居民消费倾向,激活消费需求.一方面,要认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制定消费政策并将其纳入经济增长长期政策之中;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社会保障资金的支持力度,改变居民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预期,使居民消费倾向逐渐转为正常.     

居民生活能耗增长的分解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习惯形成视角

伴随环境问题的日益紧迫,居民家庭生活中的能耗与碳排放问题逐渐成为今后社会关注的重要方面,通过将居民消费研究领域的习惯形成模型引入到居民生活能耗的分析框架中,计算中国居民生活能耗中的习惯量,研究中国居民生活能耗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居民生活能耗中存在较大的习惯性成分。通过将居民生活能耗中的习惯因素扣除后,基于协整方程,发现生活能耗中非习惯性成分与中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之间是同向变动关系,与工业化是反向变动关系。从降低生活能耗的角度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相关政策建议,认为:居民的节能消费行为习惯的形成以及节能技术推广应用,在抑制居民生活能耗过快增长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中国金融风险调控范式选择：贷款价值比政策还是个人住房贷款占比政策？

通过构建一个六部门的DSGE模型,在家庭部门中引入投机行为,评估个人住房贷款占比的政策效力,并将其与传统的贷款价值比（LTV）政策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第一,两种宏观审慎政策均能提升社会总福利,调控房地产与银行金融风险,平抑主要经济金融变量波动。第二,在住房偏好、技术进步冲击下,短期内LTV政策能够更好地调控金融风险,而个人住房贷款占比政策的长期抑制效应更佳;在货币政策冲击下,个人住房贷款占比在长短期的表现均优于LTV政策,且不会对经济产出有显著负面影响。第三,在住房偏好与货币政策冲击下,个人住房贷款占比政策能更好地与货币政策协调,福利改进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两种政策钉住目标不同也会导致其福利改进与稳定波动率表现产生差异。     

中国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根据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支出的有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国内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促进作用,刺激消费特别是占总消费比重较大的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国应转变一直以来以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居民消费率,实现居民消费支出增加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中国居民消费率太低吗?——基于居住支出的实证分析

中国的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长期不高,并在近十年逐渐走低至35%左右。通过国际比较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居民消费被低估了。居民消费被低估表现在投资高估和居民收入低估,消费低估更多表现在对服务业的统计不健全、对居民自有住房服务价值定价过低、企业付费及单位福利对个人社会化消费的替代及住户调查技术性消费低估等。我们采用使用成本法对中国居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消费支出进行了重新估算,发现2004-2011年间,居民自有住房虚拟租金年均达3.6万亿,居住消费支出年均低估约3万亿。调整后的居住消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了14%,高于统计年鉴中的6%,仅自有住房虚拟租金的重新调整就使居民消费率提高了5%-6%,并使总消费率提高了4%-4.5%。消费被低估意味着当前颇为流行的"消费过低论"需要认真重新评估,也意味着当前的经济结构没有想象中的坏,提升消费率的空间也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高。     

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分析—基于2002—2014年面板数据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外贸出口的下降和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居民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中国中部六省在2002—2014年间的面板数据,结合中国中部六省的消费现状,建立消费函数计量模型,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Hausman检验。研究发现,中国中部六省城镇居民收入、居民失业情况以及居民前一期的消费习惯对当期消费水平均存在影响。据此提出扩大中国中部地区消费的政策建议,以进一步扩大国内消费,从而使中国中部地区成为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又一引擎。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居民消费行为的宏观效应分析

以居民消费行为的宏观效应为研究对象,从居民的消费总量、消费结构和消费时间的选择三个角度对这种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居民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居民消费总量的周期性变化导致了GDP增长率的周期性波动,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居民对未来消费的选择降低了实际利率。     

粮价政策调整与福利变动的再探讨——基于原粮成品粮两类市场的主体分析

目标价格对现有价格支持政策的替代是未来粮食价格政策的必然选择。与已有研究不同,该研究区分了原粮与成品粮市场,在从理论角度考察价格政策调整前后各主体福利变动的基础上,从试点地区政策效果发挥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理论判断做出验证,并为粮食价格政策的平稳过渡提出方向性建议。研究得出:价格支持政策向目标价格的转移中,粮食加工企业和政府的福利增加,粮农的福利减少。政府作为福利的再分配者,若用自身增加的部分福利补贴粮农,能够实现原粮市场各主体的帕累托改进。     

论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的福利影响

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其波动对居民的经济福利会产生影响。运用中国1995～2010年相关时间序列数据,采用AIDS需求系统模型估计城镇居民粮食消费的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借鉴Minor＆Goletti福利效应模型,测度了粮食价格波动对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组的福利效应,粮食价格下跌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0．52％、0．32％和0．19％。而粮食价格上涨10％,城镇居民低、中、高收入组的福利平均变动分别为一0．14％、一0．74％和一0．4％。基本结论是：粮价上涨,城镇居民福利损失,粮价下降,城镇居民福利改善。由于粮食需求收入弹性随收入等级增加而逐渐降低,粮食自价格弹性随收入增加由缺乏弹性变为富有弹性,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大于中、高收入人群。因此,政府应更加关注粮价波动对低收入人群的福利影响,通过完善价格补贴制度等措施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质量水平。     

基于福利需要视角的城市残疾居民福利体系探讨

基于南京市白下区近年来的残疾居民福利调查结果发现,福利需要对于分析城市残疾居民福利体系的建构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由于福利需要的层级性,城市残疾居民福利政策的设计首先要关注优先性.基于福利需要的发展性,城市残疾居民福利服务的传输要注重动态性.鉴于福利需要的类异性,城市残疾居民福利需要的满足要强调赋权性.     

近代中国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1910—1936)

通过重新整理近代中国消费统计资料, 并根据经典消费经济思想和理论, 对近代中国的居民消 费进行经济学逻辑和实证分析可知: 近代中国的居民消费依序受到人口总量、 人均收入、 消费品价格、 滞后 一期的消费惯性和政府消费五个方面影响。 其中, 人口总量、 人均收入和滞后一期的消费惯性每变动 1%, 居民消费总额会相应地同向变动 1. 64%、 1. 22%和 0. 11%; 价格和政府消费每变动 1%, 居民消费总额会相 应地反向变动 0. 16%和 0. 11%。 近代中国居民消费的相关研究表明, 在总人口没有大的波动的条件下, 人均 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价格是一国居民消费需求最重要的两个直接影响因素。     

需要理论与城市残疾居民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构

需要理论在社会福利研究中是很重要的研究视角。在社会福利制度体系中,需要是一种对"应该有或必须有"的欲求不满的状态,而社会福利是解决这种状态的良好机制,具有实践性的动态特征。需要具有结构性、发展性和类异性的特征。在城市残疾居民的福利体系建构过程中,福利提供、福利传输以及福利接受是不可分割的三个重要环节,在这三个环节的连续发展过程中,需要的满足是一个动态的关键概念。由于福利需要的结构性,城市残疾居民福利政策的设计首先要关注优先性。基于福利需要的发展性,城市残疾居民福利服务的传输要注重动态性。鉴于福利需要的类异性,城市残疾居民福利需要的满足要强调增权因素。     

扫黑除恶的福利效应——基于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实证研究

黑恶势力是社会毒瘤，严重危害着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降低了居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度数据，从居民生活满意度视角检验了黑恶势力对居民福利的影响，结果发现地区黑恶势力犯罪会显著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机制检验发现，黑恶势力能够通过阻碍居民经济价值实现、降低居民自身发展预期和心理健康水平、恶化地区治安环境和政府治理绩效的渠道降低居民生活满意度。异质性检验发现，黑恶势力在经济欠发达、人力资本较低、法治基础薄弱和公共安全投入较低地区的负效应更大，对农村、低收入和低学历居民造成更严重的福利损失。这一发现从居民福利角度为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建立常态化扫黑除恶机制提供了指导，对进一步提高居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审慎对房价波动的调控效应及货币政策协调

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对房价波动的调控效果、作用机制以及最优政策组合等问题。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通过约束居民信贷行为,弱化了抵押品渠道所产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从而有效降低了房价波动,增进了居民社会福利收益。研究还表明,货币政策关注房价波动有助于强化宏观审慎调控效果,而住房限购政策虽能抑制房价上涨,但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为实现经济金融的稳定发展,中央银行在加强预期管理的同时,应采用协调性的泰勒规则来配合宏观审慎调控,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     

所有制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

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决定性因素，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影响居民收入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居民消费不能忽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影响。通过构建“生产—分配—消费”为一体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1999—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所有制结构、劳动收入份额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发现：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有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升，国有经济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来居民消费率0.071 0个百分点的提升；国有经济通过劳动收入份额这一中介正向影响居民消费率，国有经济比重提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劳动收入份额提高0.108 2个百分点，劳动收入份额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居民消费率提高0.141 9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