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学士院与馆职之选拔

两宋的馆职选拔,学士院试是一主要途径.学士院试馆职在北宋仁宗朝达到极盛,此后便趋于衰落.至南宋高宗朝又得以恢复,直至南宋末期.所试科目,北宋主要考试赋,以仁宗朝最为突出.南宋则仅试策.考试合格者,北宋所授馆职主要是三馆秘阁官,南宋则为秘阁馆职,且主要是秘书省正字、校书郎.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帝王特除是可以免试的.南宋时,状元、词科出身者也可以免试.     

北宋馆职词臣的宴赏赋咏活动

北宋三馆秘阁馆职及两制词臣频繁参与宫廷及馆阁宴赏诗会 ,构成北宋诗歌发展的重要文化背景。赏花钓鱼是宴赏诗会的重要内容。群臣唱和以颂扬盛世、粉饰太平为务。君王对和诗往往品题并致赏黜 ,因此对诗风有影响。群臣对应制诗表现出求免和汲汲参与的不同态度     

四库馆臣对词之起源及其"变"之认识

清代纪昀等四库馆臣认为,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兴起与发展由诗转变而来的,它萌芽子唐、五代,盛行于两宋。金元以降,词与音乐日趋分离,流为一种文章。四库馆臣之宋词之“变”说,较为客观地显示出宋词发展的阶段性,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宋词发展的一般规律。     

宋代科举“出卷官”的趣事

正北宋嘉祐二年,大文豪欧阳修与端明殿学士韩子华、翰林学土王禹玉、侍读学士范景仁、龙图阁学士梅公仪共同主持礼部科举选士。宋代科举殿试前,所有出卷的试官要入学士院,并封锁内外门户,以防作弊。在那次锁院的五十天里,欧阳修等几位文人雅士同居一处,并得以闲暇,于是相互作诗唱和,写下了古诗、律诗等一百七十多首,编集成三卷。在这几人中间,王禹玉是欧阳修     

苏轼与元祐初期诗坛--以苏轼知馆职试与贡举试为中心

元祐初,在学士院任上的苏轼主持了馆职、贡举两次考试.在这两次考试中,他发起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诗歌酬唱活动,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文士群体,充分显示出了他在文坛上的盟主的地位.     

唐五代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职任关系探讨

唐五代翰林职官可分为学士和待诏两类,前者参与中枢政务,后者以琴棋书画等伎艺供奉宫廷。从文士待诏、伎术待诏同处翰林院,到部分文士待诏别居学士院,最终演变为翰林学士,这一由"合"至"分"的因革过程是科举制发展、文人政治兴盛的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即使职任、地位差别迥异,待诏和学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同为差遣职、同属翰林系统的相通之处以及翰林制度在初创时期将文学与琴棋书画、天文方术等各类才艺之士荟萃一院之制度的痕迹。唐五代翰林职官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对于培养造就新兴政治力量的作用日趋加强,文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古人论唱和词

唱和词几乎贯穿整个词史。古人已注意到唱和词现象。从南宋开始,在词话、词序等作品中,论述唱和词。古人论述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对唱和词的态度,有褒有贬,贬多于褒。二、唱和词产生动机,有游戏竞技、共鸣宣泄,学习模仿等。三、对唱和词历史演变进程的看法。     

浙西称派与"拟补题唱和"

对于《词综》的编撰、《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拟补题唱和的发生与浙西称派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本文认为,康熙十二年,朱彝尊舍馆京师宣武门编辑《词综》是浙派形成的重要起点,康熙十七年,《词综》的编撰竣工标志着浙派正式形成。《浙西六家词》的刊刻成书是在编撰《词综》的影响下发生的,只是浙派部分成员作品的结集,成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既无尊体意识、也未提出词学主张,不具备一部词选的功能,不能作为浙派树帜的标志。《乐府补题》集中体现了浙派醇雅的词学追求,拟补题唱和正是在浙派词学追求影响下发生的,主要是词学内部因素运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将拟补题唱和与浙派后期脱离现实的咏物词风等同起来,也不能一般性地将拟补题唱和看作是浙派形成的标志。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宋代题画词简论

题画词是指为特定的画面而题跋,咏叹或唱和的词,可分为自题词、他题词、跋画词、咏画词及同题画相关的唱和词五种。宋代约有题画词人60余家,题画词作160多首。从题材内容上而言,宋代题画词主要可以分为题人物画词、题山水画词和题花鸟画词三大类。宋代题画词的兴起、发展乃至繁荣是宋代尚文重画的社会风气,词由应歌向纯文学演进和题画诗文等因素交错渗透影响的结果。探讨宋代题画词的融通与开拓,有利于加深和丰富我们对宋词乃至宋代文化的理解。     

诂经精舍诗人群论

诂经精舍是阮元在浙江任上建立的一个地方性学校,汇聚了江浙一代诸多著名学者和优秀士子.精舍在成为嘉庆以后最重要的学术基地之一的同时,也是当时两浙文学活动的重要依托,其中不乏以诗名世之人,他们的创作从乾隆四十年延至嘉庆一朝,抒写出特定历史时期才人士子的独特心声,以不同形态展现了性灵思潮的深刻印记.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乾嘉学者的书法交游活动考察

清代乾嘉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乾嘉学者于治学之余,雅好翰墨,友朋之间多有书法交流,他们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暴君隋炀帝评价的论辨——关于暴君之暴的政治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隋炀帝的评价众说纷纭。国内外学界提出了为炀帝翻案摘掉暴君帽子的新观点。实际上,隋炀帝大兴工役要创不世功业,虽然不是昏君;但是好大喜功超越历史限度,虐用民力,不尊重子民最起码的生存权,以苛政、急政形成系统的大规模暴政,成为千古暴君。     

唐永王李璘起兵失败原因探赜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争夺最高政治权力，唐廷统治阶层内部发生了李璘起兵事件。李璘起兵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集团的不支持，二是肃宗提前准备好了应对措施。此外，与唐廷军队正面对峙时，李璘未战而胆怯，意志动摇，致将士泄气，部属纷纷叛离，也导致了起兵的最终失败。     

明洪武、永乐年间治藏政策述略

明洪武和永乐年间分别通过建立都司、卫所这种军政合一地方行政机构和册封法王等宗教首领来行使对西藏地方的行政管理职能,维持中央王朝的统辖。     

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之辨

从谁是中华故地上与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血缘和文化传承关系的最早居民、谁在中华远古史上最早拥有或传播了龙文化、创造了文字和历法等 ,论证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不是黄帝和炎帝 ,而是伏羲氏。     

司马迁《史记》之秦皇与汉武

西方学界对<史记>的篇章结构未给予充分的关注.我们强调了一种分析十二本纪划分的方法.并详尽的论证了秦始皇与汉武帝在儒家的胜利、朝色的选择、封禅之举、政权的膨胀以及封地的废止等方面上的相同处,由此提出"司马迁笔下秦始皇的事迹受到当时汉武帝的影响并作为汉武帝的警示"这样的结论.     

黄帝祭祀的文化意蕴

黄帝祭祀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历千年而不衰,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礼仪活动,其文化意蕴显而易见:从血缘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血缘始祖的祭祀;从文化角度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诸族对人文初祖的祭祀;从祭祀性质而言,当今黄帝祭祀是华夏儿女对血缘始祖与人文初祖祭祀的统一。     

试论隋代后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隋代后期,在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和国防建设的同时,隋政权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把实现深层次的文化发展与融合作为隋政权获得稳固政治统治的基础;把兴办教育作为培养人才、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主要手段。隋代后期的学校教育和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隋炀帝超越北方文化局限,以融通南北而创造统一文化的历史精神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