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蕴含的“增长”与“公平”要义紧密相关。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向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和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对经济包容性增长具有正向推动效应，但数字排斥等现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并未对经济包容性增长产生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会因规模效应而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创新创业能力异质性。经济增长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渠道。     

中国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 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大学发布的2011-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及数字金融覆盖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与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分维度指数,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法分别考察了其分布动态与地区差异状况,之后利用构建的空间自相关模型和MLE估计法实证考察了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成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覆盖广度、使用深度的发展均主要呈现单极化现象,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则存在微弱多极分化现象,不同区域具有一定异质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总水平以及各维度发展的总体差异、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均呈下降态势,其中,造成其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都是区域间差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均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东部地区表现更显著。另外,财政分权、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变迁、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人口密度、传统金融规模、城镇化率、经济增长目标和创新水平等一系列考察因素对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及各维度发展的影响各有不同,同时因地区不同,其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差异性。     

数字金融能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吗——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基于中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省的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并构建空间误差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2)数字金融对工业绿色发展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对区域内和相邻区域工业绿色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3)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够显著，而数字化程度与工业绿色发展联系紧密。因此，提出应加强省域之间绿色技术和人才的空间流动，充分发展和利用数字金融，推动数字化技术与工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等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村经济增长

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优化、农村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构建Hansen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产业结构优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能够通过产业结构优化间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2)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而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农村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3)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增长，且区域差异显著，即东部地区的促进效果最明显，中部次之，西部较弱。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减贫有效性研究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成为我国贫困治理、实现共同富裕中亟须攻克的难题.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分析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缓解家庭贫困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家庭的贫困状况,但减贫效应随着区域、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这三个分指标均显著降低家庭的贫困发生率.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西部地区的作用,需要重点关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在高学历群体中的减贫作用显著大于对低学历群体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在微观层面,通过增强居民主观选择金融服务意愿缓解居民融资约束;在宏观层面,通过促进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减贫效果.     

数字金融与区域金融风险：机制检验与门槛效应

数字金融在重塑金融业态、增强金融服务普惠性的同时，也对区域金融风险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从理论上解析了数字金融如何影响区域金融风险，并结合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影响的中介传导机制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总体上加剧了区域金融风险积聚，但作用程度具有明显的结构和地区差异性，其中使用深度的作用程度最大，中部地区的加剧效应最强；数字金融可通过提高金融杠杆、增强金融脱媒程度加剧区域金融风险积累；数字金融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其加剧效应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递增态势。为此，应构建数字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和化解区域金融风险。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

根据数字金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三个渠道的特点,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中嵌入数字金融引起技术创新的产出弹性,理论上论证了技术创新在数字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中介作用;并利用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介效用模型的因果逐步检验回归系数法和系数乘积Bootstrap抽样检验法,对技术创新水平在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效应,数字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数字金融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可能的内生性,结果仍显著。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经济基础更优的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总效用水平及技术创新的中介效用强度更加突出。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2010—2021年福建省九设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共同富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面板门限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且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发挥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各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影响较大,而数字化程度促进共同富裕的红利尚未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效应因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一般区域和较低区域的影响效应大于较高区域,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其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越小。据此,提出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优化数字金融服务、实施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政策等对策,以共享数字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是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基于此,文章利用中国大陆2011-2019年30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2SLS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数字支持服务程度的促进作用较大,其次是使用深度,覆盖广度相对较小;(2)数字金融对产业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包括绿色转型、动能培育、结构优化、福利改善、价值创造和效率提升;(3)数字金融通过增加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对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最后,依据实证结论得出相关政策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实证分析

数字技术进步与运用为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带来新契机,该模式具有传统普惠金融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新路径。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且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仍然成立。（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不但有利于当地农民增收,还能促进邻近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3）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且在分别跨越两个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均得到提升。（4）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显著促进农民收入增长,数字化程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一定抑制作用。     

“双碳”目标背景下农业碳减排的实现路径——基于数字普惠金融之验证

依托数字普惠金融实现农业"双碳"目标是可行的数字化路径。利用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担起农业碳减排"重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运用解释变量替代法、面板分位数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结果依然稳健。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可通过农民创业效应和农业技术进步效应实现,而城镇化发展水平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但效应大小存在差异;相较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该线以东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农业碳减排效应,侧面反映数字普惠金融的农业碳减排效应还未突破"胡焕庸线";与粮食主产区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在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碳减排效应更显著。     

陕西省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聚集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数字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合理利用数字金融将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现。选取近十年陕西省十个地市级区域面板数据测度经济高质量增长水平,得出以下结论：陕西省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正向作用,数字金融能够驱动高技术产业聚集并加强正向作用。分区域来看,关中地区与非关中地区的数字金融均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前者高技术产业集聚中介效应显著,后者高技术产业聚集中介效应不存在。各地政府部门应当加快完善数字金融体系,但对高技术产业集聚则应当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为化解农村金融困境,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较优。研究认为,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布局完善农村“新基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及空间分异

基于2011—202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揭示了不同省域之间的共富效应空间分异特征及空间边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加信贷融资渠道、缩小产业间收入差距,显著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来提升农民共富效应;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的共富效应明显好于使用深度,且乡村产业融合功能越广,其带来的共富效应也越大。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在区域层面也存在空间异质性,呈现出东部和西部地区偏高而中部地区偏低以及南方高、北方低的分布特征;随着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的扩大,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产业融合发展的共富效应呈现出先提高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且存在450公里的地理空间边界。     

金融发展与旅游业成长

基于2001~2009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综合采用混合回归（POLS）、固定效应（FE）、 随机效应（RE）估计方法,对金融发展与旅游业成长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1）金融发展对旅游业成长有显著正向影响,稳健性分析也支持该结论；（2）经济外向程度、交通基础设施、旅游资源禀赋能显著驱动地区旅游业成长，三者在金融发展与旅游业成长关系中皆起正向调节作用；（3）分区域考察显示，金融发展对旅游业成长的影响呈现区域差异，其对东部的正向影响强度大于中部；（4）在西部，旅游业沿袭的是单一旅游资源驱动型成长模式，金融发展的驱动作用并不明显。     

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借助2013—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正向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空间溢出的特点;异质性检验显示,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区分“宽带中国”试点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建设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政策工具试点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非线性特征以及本地邻近效应,佐证了宽带网络以及大数据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显著驱动作用。因此,必须强化政府引导职能,大力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西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研究——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密切关联。选取西北五省(区) 2000-2017年面板数据,构建PVAR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以及长短期动态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西北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正向影响的关系。其中,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程度上超过了旅游经济增长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正向效应。2)不同类别的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经济增长之间的长短期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公路和航空交通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是滞后的、长期的和持续的,而旅游经济增长对公路和航空交通的正向影响是短期的和暂时的。与此同时,铁路交通与旅游经济增长的交互关系则不显著。针对此结论,提出了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旅游业协调发展、深度融合等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城市异质性与创新质量提升

本文选取九年间我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系统GMM模型深入探讨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促进作用程度依次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在城市规模异质性中,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等级异质性中,一线、二线、三线以及四线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五线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地域异质性中,东、中、西部地区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中部促进效果较大,西部次之,东部相对较小。为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应制定和完善数字金融相关领域的政策和实施细则,做好数字金融与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对接;加强存量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增量金融机构业务的拓展,拓宽数字金融的覆盖面,加强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地域、时空上的优势;因地因城施策,促进数字金融均衡发展。     

数字金融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处在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核心地位,发展数字金融为企业科技创新带来了新机遇。从理论上分析数字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机制,并运用SDM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促进作用,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本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会带动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区的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越强,数字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本地区和周边地区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后,从发展数字金融角度提出了着力提升数字金融总体发展水平、增加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加强我国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针对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和幸福感的问题,利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以省级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且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大于城镇居民,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发展和促进就业间接提高了城乡居民收入,地区发展差异、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其中发挥着异质性作用。因此,需要加快欠发达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 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提供支持和服务,运用互联网平台带动创业、增加就业; 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居民金融知识、金融素养的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升效应; 进一步创新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