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太子宫

西汉太子幼时居皇帝后宫,成年行冠礼后入太子宫,加冠年龄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很大,但一般在15—20岁之间,这是由社会环境与政治需要决定的。太子与父母分居后成立单独的家庭群体,称"太子家",包括其妻妾儿女、家中的官吏与护卫、服侍人员。太子宫内见于记载的建筑有甲观、画堂、丙殿和后堂。西汉太子宫的位置可能是在京师长安的长乐宫内,附属建筑先后有思贤苑、博望苑,后者在长安城覆盎门外。东汉太子宫始称东宫,太子或未加冠即入宫居住,顺帝时太子居北宫内承光宫,由中傅或宦官监护。太子宫的出现与辅导监护皇统继承人的制度密切相关,对维系皇权和巩固统治起重要作用。     

试论建宁王李倓之死的真相

唐肃宗李亨在＂马嵬事变＂发生后,决策分兵前往灵武,建宁王李倓在决策中具有首倡之功,但是建宁王李倓与太子广平王李俶之间从此开始了权力的争夺。在广平王李俶一派的政治压力下,最终唐肃宗赐死了建宁王李倓。李倓的真正死因,并不在于宦官李辅国等人的诬陷,李倓之死的实质,乃是唐朝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的结果。     

明代宦官专权原因初探

宦官是中国古代社会极为特殊的一类人群,由宦官发展而来的宦祸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道奇景。历代皆有权宦,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曾言汉、唐、明三朝是宦祸最剧烈的时代,而明朝的宦祸又大于汉、唐。宦官得以构乱,没有权力必不可为。明代宦官缘何获得如此大的权力?这不是一个单一导向性的问题,需从明代政治生态、宦官自身特质等方面来寻找原因。     

武则天北门学士之北门再考释

武则天设置北门学士,为当时重要的政治事件,影响深远。但北门学士之"北门"指何处,从宋代以来就有不同的解释,主要的说法有长安大明宫翰林院门和大明宫北门玄武门两种。本文通过对北门学士职责的分析,以及对大明宫内建筑功能布局的分析,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北门学士之北门应为大明宫之右银台门。     

中晚唐监察体制与宦官专权

唐代监察体制已日趋成熟和完备 ,形成了一张密布全国的监控百官之网。但安史之乱后监察权力就逐渐被宦官所侵夺、削弱 ,监察官丧失独立奏弹的权力 ,监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 ,致使中晚唐呈现出宦官专权的危局 ;而宦官专权又加速了监察体制的破坏     

论东汉灵帝时期的宦官

东汉中后期宦官干政的现象愈演愈烈,至灵帝在位时期,宦官的权势达到顶峰。灵帝时期的宦官集团在与朝臣的斗争中兴起,亦在与朝臣的斗争中覆亡。灵帝在位初期,宦官与灵帝之间有着权力转移的过程。宦官集团在灵帝的支持下全面干政。在灵帝的有意扶持下,形成皇帝、宦官与朝臣间的特殊三角关系。灵帝时期的宦官集团对东汉后期政治有一定影响。     

论唐宦官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前期的监察效率较高，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处于权力中心的特殊个体宦官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唐中后期宦官专权，逐渐从监察机构手中夺取了监军权、知馆驿权和推鞫权等，从而致使唐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     

论唐宦官对监察权力的弱化

唐前期的监察效率较高,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唐中后期,监察制度遭到破坏,监察权力被削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处于权力中心的特殊个体宦官缺乏有效监督。由于唐中后期宦官专权,逐渐从监察机构手中夺取了监军权、知馆驿权和推鞫权等,从而致使唐监察机构的权力弱化。     

汉末三国中使考

汉末灵帝时宦官充任的中使甚嚣尘上,但在献帝时突然消失,这是因为灵帝崩后袁绍诛尽宦官,而献帝是个无权的君主,汉末未再出现中使。曹魏因耻于其祖辈曾为宦官,也一直敌视和限制宦官。蜀国以汉的承绪者自居,在汉末士人普遍仇视宦官的背景下,虽然后期出了一个宦官黄皓,但并未重新形成宦官系统,所以魏蜀都没出现中使。吴国的心态比较放松,加之吴主孙权的权力比较集中和稳定,所以中使在吴国复活,并得到完善和发展。     

中晚唐监察体制与政局

唐代监察体制已日趋成熟和完备,形成了一张密布全国的监控百官之网。唐前期因监察职能的充分发挥,山现了史家盛称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但安史乱后监察权力就逐渐被宰相、宦官、节度使等侵夺、削弱,监察官丧失独立奏弹的权力,监察体制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晚唐呈现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等危局。     

国家、科举与家族：以明代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在一个政府力量十分强势的时代,一个家族的发达与否,取决于与政府是否合作。在汉人当政的宋朝,杨氏乐与朝廷合作,出了一些官员。到了蒙古人统治时期,则坚决不出仕,表现出较强的民族气节思想。不乐出仕习惯影响的结果,让这个家族在元代没有政治人物。进入汉人重新掌权的明朝,因打击豪右政策而受到牵连。虽然有人想走科举之路,但准备不足,成功率低。直到明中叶才有突破,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两个侍郎。此后百年左右,杨氏成为宁波科举大家族。正德以后,偶有人中举,固然有杨氏后裔退化因素,也与宁波科举教育不受重视的大环境变化有关。     

"八王之乱"成因新见

“八王之乱”的爆发是有其原因的,在晋武帝死前,西晋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外戚、宗王和门阀。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惠帝是一位弱智皇帝,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各种势力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门阀则在最后居于主导地位。整个事件的发生,最终应归因于皇权与门阀的矛盾。     

隐忍与进取：封建皇位继承难题及其当代启示

以清康熙“立储”为例,对“家天下”的皇位继承过程中皇帝、太子、诸王子和文武大臣等各个利益主体,为争取各自利益而进行的权力博弈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这种权力博弈对当代权力交接及干部的选拔与任用的借鉴意义。     

明代廷杖探析

廷杖古已有之,至明代发展到极致并与国运相始终,殆尽于一种制度,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是有明一代著名粃政之一。廷杖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前期从太祖登基到英宗去世（1368～1464）,中期从宪宗即位到张居正去位（1464～1582）,后期从神宗掌权到明亡（1582～1644）。明代廷杖是＂重刑治吏＂之封建专制治国理念的必然结果,是皇权与士大夫之间对抗的产物,其泛滥也与此时期文官制度的不完善密切相关。     

光极堂大选与品令

孝文帝为在北魏推行门阀制度,在一以贯之的门阀观念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光极堂大选即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它是孝文帝为重新配备迁洛以后的官员和确定他们的官位而进行的重大政治活动。而其前提'宣示品令',则是以门品定官品出身之令,它反映了孝文帝以官品定门第、以门第定出身、以出身定清浊、以清浊定阶级这样的理念。     

桂萼的经世思想与政治实践

桂萼是嘉靖初期的重要政治人物,由于“大礼议”事件的影响,历史上对桂萼的评价与其事功并不相称。桂萼一生事功以“为学为政,为德为民”为核心,其思想精华重在“经世致用”,他在君德、吏治、民生、财政、科举、教育等方面的一些重要思想,都是对儒家传统的仁政、德治、民本等经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更可贵的是桂萼还针对这些思想进行积极的政治实践,对嘉靖朝革新及明后期改革皆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桂萼可以说是明中后期经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     

同治朝重修圆明园之议的政治文化浅析

圆明园地处西郊,是最著名的皇家园林之一,被誉为“万园之园”,为清帝驻跸听政之地。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京,咸丰帝由圆明园出逃并病死热河,圆明园惨遭劫烧,遂成国人不可触摸之隐痛。      

从巫蛊术看汉武帝皇权政治

巫术渗入权术是汉武帝皇权政治的一大特色。武帝时期爆发的三次巫蛊案并非偶然事件,是精心策划的家族较量、政治斗争。作为汉武帝时期影响政局变化的大事件,不仅体现出各个政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更是武帝加强皇权统治的权变之法。巫术只是外衣,以巫术这种令人恐惧、敏感的方式来平衡皇权与外戚、朝臣的关系,是武帝皇权政治的独创手段。利用新外戚打击旧外戚达到巩固皇权是武帝皇权政治的核心。透过武帝对巫蛊术的利用也为研究西汉社会信仰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观察视角。     

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一种媒介文化角度的审视

建筑物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明与文化载体,具有媒介的属性,传达着特定时代的媒介文化观念。故宫建筑群不单是一座皇家宫殿,一家文物藏量丰富的博物馆,它同时是社会主流文化的载体,在时代变迁中追随着所有权的转换而呈现不同的历史文化内涵,透露出不同的媒介文化信息。封建时代的紫禁城在为明清帝王提供必要的居住与临政场所的同时,也作为媒介,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使命,以媒介文化的形式,建构着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体系。民国建立,故宫博物院创建,其所蕴含的媒介文化性质、功能亦为之一变,成为建构民主文化的重要力量。而故宫博物院建院过程的漫长坎坷,也正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民主思想艰难发展历程的深刻反映。     

炎黄传说的考古学证明

本文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 ,对古文献记载中的神农、炎帝、少昊、蚩尤、黄帝等传说分别进行对比考证 ,认为 :一、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及其地域 ;二、炎帝与神农系同一氏族 ,即炎帝出自神农氏 ;三、少昊是与炎帝神农氏族不同的另一氏族 ,考古发现的大汶口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少昊氏时代及其地域 ;四、蚩尤是炎帝神农氏族的一个分支氏族 ,考古发现的仰韶文化大司空村类型 ,正是蚩尤的故地 ;五、考古发现的早期龙山文化 ,正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及其中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