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机器人对娱乐传播生态的操纵机制研究

当前,推特、脸书、微博等中外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娱乐传播的主场域。社交机器人颠覆了以"人"为主参与的娱乐传播规则,以"机器"逻辑来改变传播生态。本文从社交机器人颠覆社交媒体空间娱乐传播的现状出发,围绕恶意机器人操纵水军、模拟人类行为、利用数据空洞(data void)和社交媒体"弱连接"的特性和渗透用户群体、扰乱娱乐传播链条的策略以及技术逻辑进行了探讨,提出应从规范市场竞争机制、提升平台治理能力、提高公众"机器人素养"、正确利用社交机器人、调动积极社会效应等方面思考应对机制。     

农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何以低迷?——基于场域、资本、惯习作用的机制研究

农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是提升子女受教育的质量、改变身份并向上流动的重要因素。试从场域理论出发分析农村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低迷的现象。研究发现：家校互动场域由分离走向合作是家长主义浪潮和家庭教养方式“中产化”趋势的影响所致；农村家长由于资本匮乏和惯习机制难以契合家校互动场域变化。具体而言：经济资本匮乏导致其市场化选择不足，文化资本匮乏消磨了家长对孩子的耐心，同时又加剧了对教师的依赖，经济和文化资本不足使家长在家校互动场域中形成多种结构性压力；农村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知是其家庭内部竞争性冲突的惯习的产物，与场域、资本交互作用导致农村家长参与行为的低迷。     

分割社会: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场域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各类媒介形态涌现,通过细分市场,成为"子媒介场域"。"场域""资本""惯习"三个概念及其关系构成了场域理论的基本框架。媒介场域具有关系性、相对自主性和争夺性的一般特征,也具有中介性、低自主性和场效应的特殊性。互联网时代的媒介场域体现出细分化和专业化的趋势,但也存在边际效益递减、结构洞增多、社会分裂、群体极化等问题。相应地,我们要把握好细分度,发展"中媒介场域";发展弱关系,打通结构洞;发展"主惯习",引领"子惯习";加强场域间对话,实现群体智慧,从而使媒介场域更加稳定,增进社会整合。     

同妻群体的虚拟互动实践研究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为同妻这一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地域、文化等原因无法进行群体间社会互动的特殊文化群体提供了一个必要的交流平台和场域,因而虚拟互动对于同妻群体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以网络同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人类学中虚拟田野调查的方法,通过参与观察和结构性访谈对同妻群体的虚拟互动过程进行描述分析,认为同妻群体因情感亲和与寻求社会支持等原因进入虚拟互动场域之中,通过同妻与客户端、同妻与同妻志愿者、同妻与其他同妻等不同类型的交谈互动,不断质疑"我是谁",倾诉自己的痛苦感受,不断反思自身,重建自我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建构"自我"与"他者"的边界。虚拟互动实践促进了同妻群体对其自身身份的确立和认同,为从虚拟社会工作的层面合理地疏导同妻问题,提升同妻生活质量提供了有益的现实基础。     

社交媒体视阈下的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社交媒体正快速成为公众针对各种公共事务及公共话题表达意见和建议的平台和主要渠道。它正在悄然改变社会治理方式,正成为互联网时代政府优化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可以说,整个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利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治理时代,社交媒体已成为公众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但目前,政府在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社会治理时还存在民生需求分析机制不完善、虚拟社区思路不清晰、社交媒体社会动员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因此,急需创新利用社交媒体建立社交媒体民生信息监测、分析与应对机制,加强社交媒体治理体制建设,创新治理理念,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动员模式,加强社交媒体中议程设置等社会治理方式。     

孕期女性社交媒体中的赋权实践及身份形塑

孕期是女性预备承接母职的重要阶段,孕期女性一方面受到传统母职观念和医疗要求带来的束缚,另一方面也在社交媒体中通过孕期展演和情绪宣泄打破沉默。孕期女性通过媒介平台女性用户间的互动支持迸发情感能量,进而促进母性意识的觉醒,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通过增加女性主义议题等方式强化了群体价值规范和母性认同。研究认为孕期女性个体在社交媒体连接与聚合中完成了赋权实践,并运用符号叙事建构出一个“宏大”的母性形象,以此在博弈中得到更多家庭话语权等个人权利,从而影响和改变父权制下家庭固有结构和权力格局。     

新陌生人社会的自我呈现与社交逻辑

社交媒体给社会个体带来了全新的社交体验。在二次脱域中,匿名化的社交场域重构了陌生人社会的内涵和边界,形成了稠密型的新陌生人社会。原子化的个体在幻化的匿名社交过程中摆脱了先赋身份和自致身份的桎梏,以自定义身份为角色互动的前提,建构了一个去习俗型信任和去契约型信任的社交空间。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型社交逻辑也在这一场域失范,在赋权的同时出现了异化。治理这种异化的路径,应该是在承认匿名化社交逻辑的前提下,适度回归到契约型信任。     

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探析

“电话焦虑”指的是对电话沟通的回避,行为上降低接打电话的频率或直接拒绝接打电话,心理上对接打电话产生焦虑、排斥等负面情绪。本研究采用探索性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并对访谈结果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群体电话焦虑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媒介因素、个体因素、社会文化因素、情境因素是社交媒体时代导致青年群体电话焦虑的重要因素。     

家庭政治视角下农村青年女性的养老实践、权力提升及其悖论

家庭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与家庭养老实践之间存在因果定律,反之则较少谈及。以家庭政治为出发点,从“养老—夺权”的逆向倒逼视角探究农村青年女性养老实践与家庭权力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现代农村社会的代际关系呈现一种以“养”为中介的权力交换,青年女性主动承担的养老责任、积极的养老意愿以及亲代强烈的养老期待是致使老年个体权力转让及女性家庭权力提升的隐形推力,从而易使老年人陷入行为困境中。而对于养老期待较弱的老年个体,在女儿依赖及经济资本的加持下自我意识逐渐增强,崛起的老年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青年女性的家庭权力。家庭养老与女性家庭权力之间实则存在双向建构的作用关系,隐藏在其中的逻辑过程是引发现有养老状况不一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的影响

信息技术发展和居民财富水平提高使互联网等新兴信息载体逐渐成为家庭获取金融信息的重要渠道。从非风险性金融和风险性金融市场参与的角度,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家庭是否拥有智能手机或电脑作为工具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回归,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显著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互联网使用能够通过金融知识或金融信息关注度来影响农村家庭参与金融资产配置的决定。互联网使用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员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对非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等收入家庭。     

农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学分析

犯罪学研究表明,缺陷人格是导致犯罪的重要根源。调查数据表明,农村鳍守青少年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畸形的家庭结构使他们的家庭教育严重扭街;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农村学校教育又严重异化。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两个关键环节的缺陷,使留守青少年更易形成缺陷人格,成为潜在的犯罪人。因此,实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理性回归,是解决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的当务之急。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农村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困惑及破解探析

农村未成年人这一弱势群体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日益凸显,主要表现为家庭教育中父母角色的缺失、社会环境中不良信息的冲击、学校德育工作中的失效、农村未成年人自身的局限等方面的困惑。我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农村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促进农村未成年人的自我教育与道德修养的升华,才能破解这一难题,进一步增强农村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主动性和实效性。     

习近平关于农村民生重要论述的理论意蕴与实践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张 “精准脱贫”的扶贫方略改善农村基本生存型民生,通过创新土地经营制度和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建构农村发展型民生,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推进农村普惠型民生,布局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农村民生的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对农村民生的理论创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着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建设的基本思路。这成为全党在新时代开展“三农”工作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我国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新发展阶段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的理论依据。     

“戏精牡丹”短视频的三重复合形态及其亚文化属性

近年来,戏仿类短视频越来越成为青年亚文化群体表达权利诉求的舆论场。由于戏仿类短视频以互联网为媒介,以掌握着新媒体技术的青年网民为受众,使得它在体现文化内涵时具有与以往的亚文化载体不同的特点,即意见表达的三重复合形态——作为青年亚文化意见表达的工具、商品以及文本。“戏精牡丹”系列是戏仿类短视频的代表性作品,集中体现了意见表达的三重复合形态。首先,通过戏仿类短视频的工具形态记录青年亚文化群体的文化环境。其次,通过戏仿类短视频的商品形态建立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自我认知,维持群体认同。再次,通过戏仿类短视频的文本形态表达抵抗话语。戏仿类短视频是青年亚文化群体借助新媒体技术,以戏仿的方式达到与主流话语的换位思考,提示了从“抵抗”到最终“和解”的可能途径,体现了“亚文化”在短视频时代的新特征。     

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及防治路径研究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已经成为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易发地和多发地,该类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地区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准确界定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对于治理该类事件意义重大。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特征表现为：冲突焦点具有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环境风险更多地由农民承担、农民多使用暴力进行非理性抗争。农村邻避型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表现为：利益相关者在风险认知上的冲突、部分农民环境权受侵害、“专断-压制”型管控模式的合法性困境。由此提出的防治路径包括：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设置形式多样的公民参与机制、构建“参与-回应”型社会治理模式。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推行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省新农保的调查

随着农村人口的老龄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功能的弱化,农民的养老问题日趋严峻。为解决农民老有所养的问题,2009年我国开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推广工作。在对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推行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分析农民的收入水平、对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筹资机制、运作方式等因素对湖北省农民参保意愿的影响,进而研究了影响湖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对策。结果显示,湖北省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务工务农类型、筹资方式选择、养老方式、耕地利用情况、农保基金运作方式等6个因素对农民参与新农保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     

女性主义影响农村青年妇女家庭观之路径分析

农村青年妇女过渡型家庭观主要表现为婚恋选择半自由化,家庭分工去唯一化,家庭角色“边际化”。社会现代化转型语境下,女性主义通过社会政策、基本教育、大众传媒、外出务工、城市生活等路径作用于集年龄、性别和地域三个维度于一身的农村青年妇女群体,使其形成了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过渡型家庭观。     

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2019年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综述

为回顾和概述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前沿成果、传媒业的发展态势、技术的革新应用、舆论生态的多元复杂以及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媒体时代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结合技术革新的演变逻辑和社会现实的复杂语境,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等方法,对学科理论建设、媒体融合、新媒体技术、人才教育等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认为,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呈现出技术驱动与守正创新的发展态势,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新闻史研究70年的成果和经验,需要以正确的思想为导向,采用多元视角,改进研究方法,开拓国际视野,也是数字时代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趋向;技术变革改变了传统媒体新闻生产的方式和格局,受众的地位不断被强化,与传统媒体组织共同参与新闻生产,以“用户”为中心,提升新闻生产的内容质量成为新闻生产重塑和传媒业转型的路径选择;媒体融合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以理念更新为前提,加强顶层设计方案,构筑传统与新兴媒体协调互通的全媒体矩阵,实现多元要素的融合;舆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网络成为舆论引导的主阵地,舆论场域愈加复杂多元,着力打造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创新舆论引导方式;短视频发展成为中国传媒产业新的增长点,从民间文化走向公共传播,参与短视频生产的主体更多元化,短视频新闻成为舆论引导和现代公共传播的重要形式;国家加强对版权的保护和制度建设,但数字版权问题不断涌现,表现为立法、制度、技术和观念等方面的不成熟,利用区块链等技术解决网络版权冲突成为新的路径;技术逻辑主导下,需建构数字新闻伦理体系,应对新闻伦理风险,通过提升新闻质量,挖掘技术的深层次内涵,发挥新闻规范和社会价值的导向作用;新时代的新闻传播教育和人才培养要适应新技术发展的要求,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和中国特色新闻学建设,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养全媒型人才,聚焦中国问题,打造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