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水三千丈 牡丹七百年——盐城便仓枯枝牡丹传说探源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唐刘禹锡咏牡丹诗)。暮春三月,谷雨过后,从盐城向南的通榆公路上,行人接踵,车流如织。一年一度观赏便仓枯枝牡丹的盛会,给盐阜大地增添了几多春色。牡丹,向有“花中之王”之称,“国色天香”之誉,被推崇为“中国名花之最”。据南宋郑樵所编之《通志》略记:“古无牡丹之名,统称芍药,唐以来始分为二,以其花似勺,而干为木,故又称木勺。且有牡丹花王,芍药花相之说”。牡丹还有一些雅名,如“百两金”、“鼠娃”、“鹿韭”、“洛阳花”等。原产陕西、甘肃、四川、山东、河南等省     

国色天香昭代荣——唐长安牡丹考

欧阳修撰《洛阳牡丹记》,称洛阳牡丹“今为天下第一”。欧阳修以后,世人对洛阳牡丹津津乐道,但多不知牡丹实极盛于唐都长安。牡丹作为观赏花卉,在唐玄宗时代培育成功,迅即由禁范流向民间,至中唐已遍布长安城,三月游花是当时京城士庶独特的狂欢节,盛况空前绝后。本文考稽史实,从牡丹的培植、流布和观赏等几方面,描述了唐代牡丹文化的风貌。     

古典诗歌鉴赏方法示例

牡丹陈与义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要分析赏鉴一首诗,首先要具体认识作者所处时代。文学和历史关系密切,不从此下手,认识就不免流于肤浅。牡丹诗,作者不知凡几,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品,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因而出现万紫千红、北胜南强的不同特色。唐代,是赏玩牡丹最盛的时代。唐李肇《国史补》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可想见其盛况。而中产以下的人,又是一种处境。780年开始,唐王朝施行两税法,商贾于所在州县纳税沉重,各地层层加码。白居易在元和初所写《秦中吟·买花》中,因此发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愤慨。     

文献考证的“二难选择”——《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校勘之反思

《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问题历来是校勘学家关注的焦点，以范文澜校注的前后变化为例，明清以来复见之“铭”的校勘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势:唐写本发现之前，校勘者基本都认可朱郁仪所校之“移”字;唐写本发现之后，校勘者又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唐写本所作“盟”字是。作“移”有道理，作“盟”有依据，两者是非曲直的背后，映现的是刘勰宗经的思想基础和人们对经典与文章之间关系的认识角度。     

试论《牡丹赋》与《牡丹亭》中牡丹形象的文化意蕴

舒元舆《牡丹赋》中的牡丹形象并不具备典型的中唐时期的思想文化特征,至多是对中唐社会做局部短暂的描摹,舒赋的牡丹形象呈现更多的是舒元舆个人的风云际会以及作者大和年间的创作心态。汤显祖《牡丹亭》中的牡丹形象呈现动态发展的特点,牡丹形象的生成既源于明中后期两种文化思潮的撕扯,也是汤显祖个体思想文化的塑成,传达出汤显祖对自由精神的清醒体认和终极追求。《牡丹亭》颇有争议的《圆驾》一出则是汤显祖以"含泪的微笑"的艺术形式,完成了一位情理难谐的洞见者对一位现实社会的接受者的塑造。     

“民间大使”李兴业

每天清晨和晚饭后,在洛阳市牡丹广场上,总会有一位8旬老人同外国游人交谈。他就是被誉为“中国民间大使”的李兴业老人。 李兴业在牡丹广场搞“外交”20余年,接触外国游人逾万人,可称为挚友的就多达50余人。他不仅与白求恩同事的儿子、里根的同乡等建立了弥足珍贵的友谊,而且传奇般地在牡丹广场见到他分别40年的美国老师。国际友人说:“牡丹广场就是李老师的办公室!”央视《夕阳红》节目主持人称:“那是世界上最大的办公室。”     

唐代小说类型考论

从小说叙事性的角度对前唐及唐代小说观念所作的历时考察表明,自汉至唐,各种小说类型的兴起与不同时代学术主流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唐人对不同小说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唐“小说”源出魏晋六朝的“志人”而增加了叙事因素,但与杂史有别;唐“传奇”源出魏晋六朝的“志怪”并融合了史部杂传类的人物别传,而与唐“志怪”有别。三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却沿着各自的道路分镳并驰。故在小说研究中,对唐小说各种类型作出较为严格的区分,并以唐人的小说观念作为界定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这样做似更符合唐人小说的创作实际。     

徘徊与突破－－20世纪先唐文学史论著概观

以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作为考察对象 ,分为三个部分进行了论述 ,第一 ,先秦、秦汉文学史研究 ;第二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 ;第三 ,先唐文学史研究的新课题 ;对 2 0世纪先唐文学史研究经历了由“杂”到“纯” ,再由“纯”到“泛”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论述 ;通过对这样一个演变过程的描述 ,揭示出 2 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观念的变化。     

《红楼梦》拾零

“柱凝眉”与“终身误”及其它《红楼梦曲》有一支“枉凝眉”。注家说是讲黛玉的,“阆苑仙花”即指黛玉,“美玉无瑕”指宝玉。我有不同看法:这支曲子是合写钗黛。“阆苑仙花”是宝钗。63回怡红开夜宴占花名儿,宝钗掣得牡丹,签上题道:“艳冠群芳”。李白曾把牡丹和杨妃相     

在大雅与大俗之间——读姜西的画

姜西从事绘画艺术40载，近十余年专攻牡丹，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有了“金陵牡丹姜”的美誉。     

从文学角度试析唐代牡丹与佛寺文化

唐代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繁荣昌盛时期之一,士人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乐观浪漫的精神,牡丹花以其丰盈华贵的自然特性迎得士庶喜爱;而广泛的国际文化交流和自由活跃宽松的思想环境也使佛教在传入中国几百年后发展到顶峰,牡丹文化和寺院文化碰撞出斑斓的火花,牡丹花在寺庙的佛事供养、佛教典故方面受到僧人的青睐,对牡丹的种植、培育,更成为增加寺院经济收入和吸引士人学子的有效手段。     

从唐传奇看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态

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至唐代体制逐渐完备。从此,文人与科举之间就产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情丝。唐传奇作品多取材现实生活,涉及爱情、历史、政治、豪侠、梦幻诸方面,全方位地展现了唐代的社会生活。本文拟通过唐传奇作品来探讨唐代科举制度影响下的文人心态。     

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研究

渼陂是唐代长安地区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渼陂以其秀美的景观吸引着一大批文人士子前来观光游览,而历代文人士子则在渼陂留下众多优美的诗文篇章。在陕西省政府大力开发渼陂旅游文化景区的大背景下,本文将唐代渼陂文学作品作为本文的研究目标,并试图以上述文本为基础,勾勒出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的思想脉络。本文主要运用陈寅恪先生“了解之同情”的史学研究方法,尽量站在古人的处境分析文本中蕴藏的思想内容;在上述基础之上,本文还试图将渼陂文学作品和渼陂的时代兴衰、唐代文学思潮联系在一起,最终抽绎出一条唐代渼陂文学作品的发展轨迹。     

物之审美与情志寄寓——北宋士大夫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文学书写

作为南唐故物,澄心堂纸深为北宋士大夫所钟爱。它不仅用于书画,亦在寄赠往来、吟咏唱和中沉淀出丰富的内涵,具有了文房器物、审美对象、文化典故等多重意义。关于澄心堂纸的酬赠与唱和活动,为北宋士大夫提供了情感与人际关系的交流场域。他们对此纸的推重,则使它在历史轮回中成为南唐与北宋的双重指代。在北宋士大夫接纳并传扬澄心堂纸的过程背后,隐含着好尚文雅的审美旨趣,而透过与此纸相关的文学书写,又可见出他们的情感心理与自我认识。在文才与佳纸相得益彰、流芳百世的理想中,北宋士大夫寄寓了声名不朽的自我期许。     

说唐代牡丹

唐高宗时 ,皇后武则天移植汾州牡丹于京师长安 ,牡丹作为观赏花卉 ,始为社会普遍认识。佛教僧人为培育牡丹做出了重大贡献。牡丹价格始终昂贵。唐代赏牡丹蔚然成风。牡丹与社会生活结成种种关系 ,还进入音乐、美术领域     

试论古典文学中的槟榔

槟榔作为南方风物较早在西晋代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槟榔真正在文学作品中产生影响则主要依托于晋宋之际的刘穆之求食槟榔一事。唐代诗人李白率先将此事写入诗中,为槟榔典故在古典文学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代文人则在创作中从多个角度去阐发刘穆之求食槟榔这一历史事件,将槟榔与人生观、功名观和亲情观等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槟榔这一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蕴藉更为丰富。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槟榔开始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植物学意义到文学意义上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在明代基本完成。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初盛唐干谒作品的精神内涵

初盛唐文人干谒成风,他们留下的大量干谒作品成为初盛唐文学的优秀组成部分。这些干谒作品大都一洗前朝同类作品卑缩阿谀的格调,处处流露出初盛唐特有的昂扬乐观的时代气象,而这正是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内涵在初盛唐干谒作品中主要体现为:济世救时的人生理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强烈的功名愿望和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平交王侯的姿态和傲视权贵的意气以及极度自信的意识和浪漫主义的基调。其主要文学价值在于展现了初盛唐文学最可贵的昂扬进取的精神内涵。     

论白居易诗与唐宋词的内在契合

对白居易诗与唐宋词中思想内容的某些方面作细致的观察分析后,发现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享乐心理,去日苦多、人生如寄的感伤情绪,但求适意、不拘形迹的归隐意识是其内在契合点,反映了中唐以来新型文化背景下文士心理的变迁,是白居易诗和唐宋词独特的审美特质。     

唐代文人的"统合"三教思潮

中国历史上,自佛、道二教盛行,士大夫出入道、释,"周流三教"即成为潮流.唐代文人的观念与行为中,儒、释、道三者更进一步被"统合",给当时文人的思想、生活和创作产生巨大影响.唐王朝崇佛重道,把它们纳入到统治体制之中,使之成为辅助皇权进行"教化"的力量;佛、道二教伦理上更向儒家传统靠拢,从而使以儒术立身的士大夫阶层可以融通无疑地加以接受.这对于开阔唐代文人的思想认识境界,丰富其创作的内容和艺术表现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