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与士风转变

唐代科举制度在我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取士制度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唐代科举制的变革作为突破口，对唐代科举考试及文人、士子风尚的转变作了初步探索。分析了唐代科举制度在推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以及由此带来的文人、士子群体风尚的巨大转变，指出唐后期的科举制度弊端日渐突出，其进步性受到严重冲击。就某种意义而言，它是促使唐王朝腐败的隐形催化剂。     

唐传奇男性形象的人格魅力

唐传奇塑造出了一系列性格迥异的男性形象,较为全面地反映出了唐代独特的精神风貌和社会现状。唐传奇中男性形象真实、复杂,拥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既有着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英雄梦想,又有着坚守道义、慷慨轻死的文人风骨;既扶危济困、行侠仗义,又尊重女性,崇尚美好。     

论道教文化在唐传奇中的文学体现

唐代是道教辉煌的时期,唐代传奇小说家将其文化底蕴融入文学创作,成就了唐传奇独特的文学内容与表达形式。尤其是道教文化底蕴中的神仙信仰、伦理道德观念和重视女性思想,深深影响了唐传奇的创作,促进了唐代传奇小说走向高峰。没有道教,就没有唐传奇丰富婉转的内容;没有唐传奇,唐代的小说发展无疑会滞后。     

唐代文人的入仕途径

唐代科举制度的形成具有打破贵族世袭，任用贤才，唯德是用的观念，成为文人入仕的重要途径。科举制度给唐代整个文人阶层参与政治的方式、程度及其对文人自身命运带来的影响都是十分重大的。唐代文人入仕的其他途径还有荐举、征辟、入幕等，当然，也有门荫入仕的文人。     

综论唐代科举取士与文学集团的整合对诗风的影响

唐前期科举制度的重要变革,即进士科的勃兴,对唐代及其后的古代士大夫阶级的命运乃至整个文化史皆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当然也影响到作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学创作.科举取士与当时的文人集团之间也存在密切关系,对于唐代诗歌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西厢》以前历代对崔张故事的接受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发源于唐传奇,而《莺莺传》是唐传奇的杰出代表。他的流传与后代对它的接受为《西厢记》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自从《莺莺传》出现后,崔张故事在唐代和唐代以后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不同时期接受的态度也不同。唐代在统治阶级内部,以一种"猎艳"的心态赏玩崔张的情事;而宋代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市民阶层都以"情"为关注点,为莺莺的遭遇而遗憾。     

论唐传奇史传式文体特征

唐传奇虽说是我国古代文言小说成熟的标志,但它在文体结构上却带有明显的史传文学的印迹。唐代浓厚的史学氛围与文人的史学意识是这种文体特征产生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唐传奇在形式上具有史传式的叙事模式,在创作方法上体现出史传文学虚实结合的特色。     

粤剧《柳毅传书》对唐传奇《柳毅传》的改编与创新

中唐李朝威的《柳毅传》是优秀的唐传奇作品,后世文人将之改编成戏曲者层出不穷。从唐传奇《柳毅传》到粤剧《柳毅传书》,作品故事、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本文将粤剧《柳毅传书》与原作唐传奇《柳毅传》在主题、人物塑造、情节改编三方面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两者之间的异同,进一步探讨不同时代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对于男女两性人格和社会地位认知模式变化的作用和影响。     

论唐传奇的娱乐功能

唐代“有意为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是传奇小说。唐传奇注重作品的娱乐功能。作者多为文人,他们为求上层赏识以中科举,努力展现自己的才华文笔,自觉、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突破了史传的影响和束缚。他们强化小说的虚构特征,丰富小说的内容,像琐屑的日常生活小事、流传朝野的笑话和佳话、民间流传的精怪传说、有悖礼教但动人肺腑的爱情故事等,都成为了小说的题材。小说的娱乐功能还表现出内容“奇幻”、情趣“高雅”却又语言“谐谑”等相互融合的特征。     

相同的追求 不同的结局——比较《李娃传》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阶段.一是唐代文人有意识地创作文言体传奇小说阶段,鲁迅先生将它的出现称之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二是明代文人在民间话本的基础上模拟编写“拟话本”阶段,这促进了由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群众创作向作家创作的转变.突出代表这两个发展阶段成就的有两篇作品:一篇是自行简的《李娃传》,这是唐传奇中的艺术珍品,鲁迅先生评之为“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     

南宋中后期诗词干谒现象探析

自唐代以来,干谒便成为中国传统交情世态中的常见行为。继唐代的盛行之后,诗词干谒在宋代逐渐衰落。及至南宋中后期,江湖游士的干谒活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与唐人相比,江湖游士的诗词干谒行为呈现出新的面貌：干谒目的从科举仕途转变为钱财谋生;干谒对象不再局限于权贵名流,而是覆盖到整个士大夫阶层;干谒者的心态逐渐由原来的骄傲自信变得谦卑压抑,世人对于干谒行为也给予了不少批评指责。受到科举制度的变化、政治高压与朋党之恶、诗歌地位的变化、礼遇士人的传统等因素影响,南宋中后期的干谒之风兴起,彰显了底层士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当时独特的权力制约与文化氛围。     

新发现唐代席夔墓志的文学研究价值

新近发现的席夔墓志是唐代重要的诗人墓志，不仅可以明确席夔的生卒年、家世、科举、历官等生平信息，对研究其文学成就和交游往还也有重要价值。首先，墓志揭示了席夔的文学家世，祖父席豫为唐代著名文学家，与张说、韩休等人关系密切，为文为官备受推重；表兄李舟是唐代著名散文家、音韵学家，与梁肃、杜甫、岑参、刘长卿皆有交往。其次，从墓志评价及席夔现存文学作品可知其文学创作与科举、仕宦经历息息相关；与其有文学交往者如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陆畅等皆为中唐文坛的扛鼎人物，呈现出中唐时期特定的文学环境。再者，墓志撰者陈讽是中唐时期代表性诗人，书者裴潾是唐代重要的文学家兼书法家，亦是席夔墓志重要文学价值的体现。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唐代绘画消费群体主体成份的变迁

唐代绘画史研究常忽略绘画消费群体的考察 ,认为绘画消费群体是唐代绘画史研究的第三者 ,无关轻重。文章认为 ,初唐至盛唐绘画消费群体从皇室转向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历史性转化 ,以及转化过程中所凸现的层出不穷的消费需求 ,是唐代绘画焕然求备、瑰丽灿烂的前提条件。探讨绘画消费者主体成份的演变 ,对于认识唐代绘画史有着重要意义     

高丽时期汉诗兴隆之中国文化与文学影响因素探源

作为朝鲜古典汉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高丽五百年文坛的汉诗创作一派繁盛。究其外在原因,与中国文化、文学交流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高丽效仿唐代而施行的科举制激发了高丽士子学习汉诗的热情,由之而兴起的私学制度又为他们学习汉诗提供了最佳学习平台;高丽时期汉诗的兴隆还得益于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吸收与融通,形成了儒家思想影响占据主导、释道思想影响为辅的三位一体的汉诗主题意蕴格局;中国的书法、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对高丽汉诗发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视。高丽、中国两国间文人和文学交流对高丽汉诗的兴盛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论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

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是对于安史之乱的深刻反思。强调科举取士重视人才品德要求恢复乡举里选的主张是对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变革的否定,是对于唐太宗以来科举取士本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变革的失败实质上是科举日益蜕化的结果。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科举的日益胜利蕴涵着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深刻悲剧。     

唐代科举科目考述

唐代科举科目数量多 ,对后世的影响大。研究唐代科举科目的设置与变化情况 ,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科举制度的认识。     

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研究中,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问题成为最大热门课题之一.科举制度是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的主要特点或曰与其他选官制度的根本区别,在于"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     

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研究

通过对唐代宰相与科举关系的论述,揭示出唐代科举制的主要内容以及唐代宰相对科举录取的影响:科举制是唐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也是唐代选官的重要方式之一; 唐代科举制的内容丰富、复杂,而且有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 唐代许多宰相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因为学识德行、出身、政见等原因对科举的态度不尽相同,但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干预科举的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