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主题、取向与学科

本文从研究主题、研究取向和学科性质三个维度理解政治社会学的特征。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题是政治与社会关系,对此人们具有高度的共识。另一方面,缘于“社会”与“政治”概念的复杂性,实际的研究议题又丰富多彩。“社会中心论”、“国家中心论”和“相互作用论”是人们考察政治与社会关系的三种基本研究取向。在政治社会学学科性质的问题上,存在颇多的分歧,这反映了传统学科设置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争论背后所潜在的学术政治。     

儿童社会工作中的“需要评估”刍议

由于儿童的特殊脆弱性，“需要评估”（Needs Assessment）在儿童社会工作中越来越受到重视。但现有研究对于“需要”的概念和评估的主要内容、基本方法都还缺乏更深入的探讨。这需要对儿童“需要”的基本内容做出分析，并进一步讨论儿童“需要”背后所体现的价值观，从“理论视角”、“需要类型”、“需要内容”、“评估指标”和“评估方法”五个方面建构需要评估框架。     

费孝通的“社会学主义”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已历经百余年,但仍然面临一些质疑.笔者以为已有的质疑与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费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物之一,探索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及其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管窥社会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同时也是思考中国社会学思想传统的一条较为有效的路径.本文通过阅读《费孝通全集》,试图梳理一些相关概念,探索费先生的社会学主义特征及其形成,阐述他对社会学的期待,回应社会学所面临的质疑并探索未来社会学的可能路径.     

慎独:为师之“道”

教师在做好职业规范所规定的业务之外,需要追求慎独精神,形成教师的“为师之道”.这是因为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承担着塑造学生高尚心灵的职责.具体来说,教师追求慎独精神是教师职业使命的需要,是教师自我提升的需要,是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需要,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     

对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

从２０ 年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看， 由于“对象” 问题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研究， 导致“中层”理论的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分析思想， 概念框架、解释逻辑缺乏社会学特色， 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我国社会学可以把“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科的 “研究对象”。循着这个“对象”进行的研究，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机理， 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内在逻辑，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科学化、本土化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国际化。     

从两对范畴看滕尼斯与涂尔干的学术旨趣——浅析“共同体”“社会”和“机械团结”“有机团结”

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和“社会”两对概念与涂尔干提出“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似,都是作为描述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形态的理想类型。但是两位社会学大师看待这相似范畴时观点相左,主要是因为两者分析视角不同,由此看出其在学术旨趣上的较大差距。     

“大一统”研究：缘起、演进、挑战与边界

“大一统”本来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常识概念,但是,随着中西学术交流的深化,新史观的输入,其渐成解构对象。而今,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它再次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建构性概念。近年来学术界热议的“大一统”研究,其内涵、研究历程、概念重启的缘由需要进一步厘清,也需要回应诸多理论挑战。现代政治思潮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构成传统概念再诠释的政治与学术边界,也赋予其新的政治意涵。近年来的“大一统”研究实质上是对“何为中国”的现代政治知识回应,是中国国家理论的构想,“大一统”的知识论证有赖于“现代中国”的理论想象。     

“具身化”的研究困局与理论突破

“具身化”作为当前身体研究的核心概念,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医学等学科领域被广泛应用,但因各学科对“具身化”在认识上存在观点分歧,相关成果在经验解释的精确性、有效性及可操作性等方面面临着质疑和批评,所以从整体性角度推进“具身化”理论成为一项重要任务。其中,英国社会学家克里斯·希林提出的“肉身实在论”为各种研究思路寻找到交汇点,初步建构起整体性“具身化”理论的雏形。未来的“具身化”理论研究可从建构取向、生成取向和互动取向三方面继续澄清身体的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的关联,进而探索一条“超越二元论”之外的理论进路。这需要加强中国本土“具身化”自主知识的探索,为中西方“身心一体”与“身心二元”文化观念提供鉴照和理论参照系。     

“现代性”道德价值理念的建构与解构(论纲)

一、“现代性”及其道德价值理念１－１．一个幽灵在现代世界游荡，这就是“现代性”。人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定无疑的“现代性”概念，因为它所指或能指的，都不只是一种时间性向度，更重要的，是一种极其复杂、充满内在矛盾的文明或文化过程，一种悖论式的实践价值取向，一种交织着内在紧张和冲突的存在结构，一种看似透明却又诸多暧昧的生活样式，以及，一种挟杂着乐观主义想象与悲观主义情结、确信与困顿的人类精神状态。“现代性”无法用“现代性”言说叙述自身，它需要“传统”与“后现代”的上下文语境来显露它自身的意义。在此语境中，…     

“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本文第一部分先从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语境人手,试图在“文学性”与“社会性”这两种对立研究取向的颉颃中呈现该研究的困难前提。主体部分（第二、三、四部分）梳理文学社会学的“系谱”及其来龙去脉,从这一研究方向的“历史发展”看其“主要方法”,检视“文学社会学”在不同时期和人物那里的认识程度和方法论上的思考。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亦鉴于文学社会学迄今在定义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第五部分既是对文学社会学定位问题的探讨,也是本文的总结性思考。     

“推延式”社会建构——“礼”之社会学分析

儒家通过“礼”来建构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社会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礼的形成是对社会失范的回应，礼以正名的方式确立社会个体的地位角色，以内在或外在的方式对个体进行社会化，最后以家庭为桥梁，将对个体行为的规定以实践性“推延”的方式扩展至社会，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到家庭直至社会的“推延式”社会建构框架。“推延式”的社会建构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的纠缠。     

“意识过渡视角”下的知识社会学路径——评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通过他对自中世纪以来的长期历史过程的研究,对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变异原因进行剖析,并且建立了以“价值无涉的意识形态”为研究方法的知识社会学科学.曼海姆关于知识社会学问题的代表论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自出版至今得到了学术界持续关注.在此书中,曼海姆对于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过渡过程作出了描述和分析,并以此作为分析路径,研究其知识社会学问题,理解这一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产生和发展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层次得以论述:第一,人类从“无意识”到“有意识”转型过程;第二,人类进入“意识”思维后产生的“意识形态”概念;第三,进入到“有意识”层面的人类围绕“意识形态”引发的其他关于“意识”方面的问题.     

关于“荤段子”的社会学话语分裂

现实社会中有关“荤段子”的“争论”体现了社会学的价值取向,而争论本身已经构成了事件的组成部分,社会学在这场争论中话语实践过程则体现出社会学价值取向与学科实践之间的悖论。     

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网络社会学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的建构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而萌生的新兴交叉学科.国内的网络社会学研究虽然经历了十余年的发展,但迄今为止,不仅在研究活动上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状态,而且在内涵、外延、议题、范式等学科基本问题上尚存争议,鲜有共识,这与网络社会给人类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对传统社会学提出的巨大挑战不相适宜.因此,拟就国内学者有关网络社会学的概念界定、研究议题、研究方法、理论范式与学科定位等基本问题的已有研究进行梳理和探讨,以期更好地推进网络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构建.     

论“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和谐”既是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社会学的中心议题之一,在社会学史上,涌现出了许多对“和谐”与“和谐社会”有所研究的社会学家,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构成了“和谐社会”的社会学理论基础。     

迈向“社会学帝国主义”的一条努力路径——对费孝通教授《江村经济》意义的再认识

学术界对《江村经济》贡献认识大体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对象跨越“文野之别”,民族志写作的“动态”与“丰富”,微型社会学与经济社会学贡献.本文认为,除此三大贡献以外,我们还应当从“社会学帝国主义”努力视角对《江村经济》的学术意义进行再认识.《江村经济》研究所展现出的“实体性”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的重要特色,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特色,使社会学同样拥有并具备走向学科“帝国主义”的研究资源和条件.《江村经济》给予社会学的启示在于:社会学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挑战,一方面,可以走开拓“形式社会学”传统的道路;另一方面,也可以发挥社会学实体研究的特色资源,从而形成具有社会学特色的另一种学科“帝国主义”努力方向.     

惯习与理性的张力——布迪厄社会本体论的“模糊逻辑”

在以“场域”和“惯习”概念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以及符号资本和符号权力理论中，布迪厄似乎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重新引入了社会学，在这一点上，称布迪厄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反思社会学中，布迪厄倡导和实践的批判态度却表明了他对社会的另一种想象，即认为社会是在“理性”的掌控之下。这种“理性”并非他自己所说的“历史主义的理性”，而是无条件的反思和批判精神。由此，布迪厄的社会本体论体现为惯习与理性之间的张力，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本体论上的辩证性是其理论优势所在。     

儒家“公私”思想的人伦关系维度——兼论“差序格局”的社会伦理含义

本文以儒家思想传统下的公私概念为中心,着重讨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维度上的含义。研究比较了儒家与法家思想脉络下公私概念的不同语义,进而区分出儒家公私概念在人伦层次上的双重内涵：第一,公私概念经历了从经验的“君-臣”关系到抽象的“尊-卑”秩序的演变,后者成为建构儒家关系伦理的基本原则;第二,人伦性的“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伦理,也构成了儒家相当重要的“公”的内容。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公”的价值,在人伦层次的理解维度上,恰恰体现为对孝悌忠信等所谓“私人的道德”的践行。由此,本文也对社会学经典概念“差序格局”背后的社会伦理含义进行了思想史溯源式理解。     

普遍性叙事的“东方”悖论:反思与超越

西方世界对于东方国家长期存在偏见，这种偏见在启蒙时代被系统化，形成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述传统。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承袭了这种偏见，萨米尔·阿明用“纳贡社会”的概念，取代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发展出对于人类社会类型的全新论述。伴随着西方社会理论的“国家”和“帝国”转向，“纳贡社会”被转化为“纳贡帝国”，它成为对于人类前现代统治模式的一般概念。伴随着这一转型，西方中心论史学被扬弃，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叙述，被更为融合性的“帝国”论述取代，并成为全球史学的核心概念。     

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反思

陈世骧等人标举的抒情传统论，作为一种影响广泛而有代表性的观点，表现出明显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这种理论范式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及“抒情”界定对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做出个体情感表达及自由表现的解读，并形成对以群体主义为特征的中国文学传统及其抒情取向的极大误解和误读。不同的理论需要在对话中丰富与发展，在比较视野下使用“抒情”等概念对中西文学进行某种对照、分析与考察，是有其必要性的，但也应建立在对中国文学本身所处的历史语境及其话语系统的充分把握与准确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出现不应有的误读而偏离其真实状况。这也正是抒情传统论的“汉学主义”理论范式的失误所在，并消解了自身理论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