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初探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许多问题,无不与各级各类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有关,都可以从各级各类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去寻找原因,因为各级各类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重要主体.所以,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运行,不能不研究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地方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一个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各级公共权力机关及其领导人发起实施的大量政府创新实践,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央—地方地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权力结构中,官僚制受双重制约,在横向与纵向的结构关系方面体现出控制、封闭与依附等特征。三者构成分析地方治理行为的一种分析框架。地方政府行为受到具备上述特征的制度激励,而在创新过程中有短期效益,但长远效益堪忧。     

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上市公司治理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为大股东侵占上市公司利益。但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的大股东侵占具有特殊性:中国上市公司多从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其控股股东往往是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的各级政府。在政府多元利益追求和各级政府的博弈之下,作为大股东的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以利本地经济发展。因此,解决上市公司大股东侵占问题也就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是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宪政问题,其中关键在于建立同时独立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     

论省级政府配置地方行政权的权力

我国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特点决定除通过法律配置地方行政权力外,还需要建立地方行政权配置的动态机制.省级政府的地位及管辖范围决定其是地方行政权配置的恰当主体,承担地方行政权纵向与横向配置的职能.省级政府配置地方行政权的权力来源于宪法和组织法授权,权力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省级政府只能配置法律授予地方政府的行政权,服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地方行政权的配置行为,不得配置被法律明确授予的权力,并尊重市、县政府对行政权的配置.     

公司自治与政府干预的对抗协调——以“太子奶”事件为视角

我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带有浓厚"中国模式"的烙印,政府力量的强大让我国一次次平稳渡过危机,但彰显的同时行政权力的不断膨胀也让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充满着对抗与协调。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就是选择了自由和法治,也就选择了法治状态下的政府行为方式,法治国家中政府经济权力的运行不可能游离于法律之外,经济法在衡平市场与政府关系,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上的价值功能应当更加明晰。     

试论人民代表的代表性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实现亿万人民普遍参与国家管理的最好形式.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人事任免权、重大问题决定权、监督权.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代表所组成.目前,我国共有各级人大代表360多万.人民代表是通过民主选举由人民选派到国家权力机关的光荣使者,肩负着人民委托的管理国家和地方事务的重大职责.确保各级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充分反映人民的意见和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体现.我国宪法、选举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以及今年4月3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代表法等法律,对各级人     

地方政府经济干预权规制研究

地方政府经济干预权本质是权力实现的效益目标,要科学规范地配置政府权力,研究地方政府经济干预权限异化的表现,确定政府经济干预权限的合理界限、手段和范围确定原则,构建和完善地方财政体制,建立政府经济干预行为的制衡机制、社会整体利益参与机制、引入经济公益诉讼的司法审查制度。     

论树立地方人大常委会权威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新宪法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扩大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同时,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它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是     

给分权划底线,为创新设边界——地方政府创新的法律环境探讨

美国界定联邦与州政府、州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几个重要法案,对于更好地建设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美国联邦宪法中对州政府要求的互惠条款和不得作为条款,界定了州与州之间的关系和联邦对州的绝对控制权;在特殊情况下的授权和应急法案,给了政府官员和职能部门在危机事件发生时必要的自由裁量和应急权力;宪法对公民权的界定和保护,确立了包括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在州法层面,迪龙法和地方管理特许权法一张一弛,既确定了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绝对领导权,又给了地方政府发挥自主能动性的巨大空间.这些法案是集权和分权的底线、政府创新的边界,它们既维护了上级政府的领导权,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又给予地方相当的自主管理权和发展空间.     

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之探究

实现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是我国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的关键所在。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主要包括干预权力、程序及责任的法治化。推进政府干预行为法治化对于规范权力行使、提高干预绩效和保护市场主体权利意义甚大。当前,我国政府干预行为存在权力界限不清、权力滥用与腐败等突出问题。推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是破解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为此,我国应采取合理划定干预行为法律界限、严格干预经济行为程序规制、健全干预经济行为立法、落实干预经济行为法律责任及构建干预经济行为绩效评价法律制度等针对性措施,推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发展。     

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制度分析——“城中村”改造中村集体与地方政府博弈的民族志观察

城市空间的迅速扩张,让地处大城市边缘的传统村落被卷入城市后变成了"问题化"的"城中村"现象。从个案"城中村"改造更新的观察中发现,在处于强势位置的地方政府和弱势位置的村集体组织之间形成了一个争夺城市空间"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场域,导致地方政府主导推进的"城中村"改造更新过程举步维艰。追求市场理性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经济动力,"法人共同体"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组织基础,地方政府的"公共物品"供给短缺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正当性,村民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有利机会结构,"红头文件"是村集体"正式权力正式行使"的合法契约。概言之,村集体组织是一个理性的"法人共同体",村集体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从不平等的"单向依附型"变成了"双向交换型",地方政府直接用体制内的行政命令方式动员体制外基层社会组织来实现改造更新"城中村"的目标趋于"难产"。于是,尽管"正式权力正式行使"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村集体组织与地方政府诉求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合法性策略,但村集体组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村民利益代言人,而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立利益目标的理性行动者,这才是"城中村"改造更新项目趋于"难产"的根本原因。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规范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的路径探讨

行政决策权力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核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这一权力的运行就是要实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进而确保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基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权力运行的现实问题和走向善治的时代要求,规范的基本路径是:要依法明晰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的边界范围,科学设置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程序,积极构建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监督体系,并不断完善地方政府行政决策权力运行的追责机制.     

民族自治地方经济自治权及其行使探析

经济自治权的实质是中央或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基本经济权限的划分,是国家经济利益和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经济自治权的基本精神是加快经济发展。民族自治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敢于和善于依法不失时机地请求上级国家机关依法履行职责;敢于和善于依法行使"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的自治权;敢于和善于依法制定"变通规定"或"补充规定";保障民族自治地方行使经济自治权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自治区自治条例等应尽快颁布实施,以促进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研究论纲

文章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规定,在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前提下,展开对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的研究。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是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内容及其意义;二是联邦制与单一制典型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经验借鉴;三是地方政府创新与权力法治的宏观要求与微观基础。     

全球化与地方政府国际行为的兴起——论地方政府国际行为勃兴的背景与动因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致使民族国家权力在不同方向"失散";现代信息技术与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也进一步强化了地方化的趋势,为地方政府国际行为的兴起扫清了技术障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主权国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之动摇,逐渐形成以国家为中心的全球—国家—地方权力多层互动的新型模式,这正是地方政府国际行为勃兴的时代背景和基本动因。     

论企业运行中的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本文认为,我国现阶段的企业运行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一方面具有新体制的某些特点,另一方面仍带有旧体制的严重痕迹.形成这种双重行为的深层原因,一是产权权能错位,二是地方政府权力增大和利益强化.规范企业运行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核心问题,是实行政企分离,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管理职能,使企业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     

论中国国家预算的整合

由于特殊国情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中国目前建立的公共预算无法涵盖各级政府的全部财政收支行为,这与市场经济对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规范性要求相背离。整合国家预算的目的就在于对中国的财政权力资源进行整合,对财政权力结构进行约束,建立由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以及社会保障预算共同组成的国家预算。     

论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法律规制

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必须对其行使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紧急状态的含义和国家权力行使的相关内容，要求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和条件，遵循程序理念，审查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对违反原则、条件和程序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追究法律上的责任，并建立相应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对国家紧急权力进行法律规制，保证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     

中西政府制度的对比分析

我国是社全主义的人民政权,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及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行政机关。中央政府(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和秘书长组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根据总理的提名决定     

论纵向科研项目审批行为的法律规制

我国每年通过政府财政预算拨款资助的各级各类纵向科研项目不计其数,每年所花费的财政拨款数以亿元计.但对这些项目的立项、申请、评审、批准、实施、验收等方面应遵循的程序和其他要求,目前尚无统一的法律加以规范.对纵向科研项目审批权力监督与控制的法律缺位,导致项目审批过程中不透明、不公正、权力寻租现象大量存在.纵向科研项目审批行为属于非许可类的行政审批行为,我国应该尽快制定《纵向科研项目管理法》,从审批程序、专家评审机制、评审信息公开、异议复审救济、法律责任等方面加强对该类审批行为的规制,以确保审批权力的规范行使,理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保证国家财政资金的有效使用,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