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化的基本范畴

在我国,政府行政决策具有特殊性,往往关涉全局抑或区域。结合我国政府行政决策的运行特点和行政权力的历史惯性,希冀提升政府行政决策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即须以科学性、民主性和规范性的法治化为基本制度保障;而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和规范性又须以坚实透明、有机交融的高层协商民主和草根协商民主为前提条件。政府行政决策法治建设的重点离不开"三结合决策机制"的法治化,即着力夯实从国家到地方的各个层次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制度体系。唯有社会力量的有序介入和社会智慧的有效植入,才能使得政府行政决策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获得制度性的保证。     

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裁量权的运行逻辑与制度激励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完善行政决策程序,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和责任追究制度。在我国公共管理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形成事实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的法律政策需要通过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进行贯彻,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享有相当宽泛的裁量空间。但是,这种行政决策裁量权在运行中受到干部晋升标准、利益集团干扰、官员风险规避等多种因素干扰,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离。有必要通过公法的制度性安排,促使其良性运行。     

论电子政府发展与行政决策体制创新

电子政府是基于信息网络技术的一种新的政府架构,是政府再造的理性选择.电子政府的创建与发展,为我国行政决策体制创新提供了新的空间.电子政府能促进我国行政决策文化的现代化变迁、行政决策组织系统的完备化变革、行政决策权力体制的合理化调整、行政决策信息系统的互动化运转.     

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行为的法规范探讨——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中心

由于我国地方政府在其行政决策中表现出行为指向的多元化、多方私益主体的博弈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能动性等特征,公共利益的审查将是有效实现对地方政府行政决策进行法规范的基本边界.而从相关利益主体的私益诉求中提炼和升华出具体化的公共利益,则应是规范地方政府行政决策的主要目标.为此,有必要在地方政府行政决策的进程中拓宽相关利益主体的参与资格,构建多元化的利益代表机制,将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视为一个过程来审查其进程的合法性,并以一系列程序化的规范来动态地约束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     

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研究

根据利益与权力的辩证关系,地方政府有着追求并强化自身利益和权力的内在需求,这一需求是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根本动力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变革取向、地方政府的权力扩张倾向与区域市场自由化构成了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的基本动力结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了这种动力结构的内在机制,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变革呈现出不同的类型。     

论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立法模式分析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是我国第一个规范地方行政程序的立法。它的颁布对我国行政决策程序的法制化极具现实意义。《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以公民享有更多程序权利、政府承担更多程序义务为线索,以规范政府行政行为、转变权力运行模式、推进依法行政为目的,以突出程序控权、强调依程序办事、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立法特色。《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也存在一些缺陷,通过对该规定的缺陷进行分析,提出了对制定行政决策要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监督等建议。     

高校行政权力控制的法律思考

高校行政权力控制亟需法治,庞大的行政管理机构,官多、衙门气重,滥施行政权力,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高校与政府关系的混乱,至今仍然对高校发展产生副作用。依法明确教师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确立高校行政权力的公益性原则,设置高校行政权力的行使范围,设定高校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坚持高校自主,建构保障和促进教学的法律机制,确立国家对高校适度干预和宏观调控,是目前高校行政权力依法控制,实现高校与国家关系在法制架构内的协调与平衡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应该采取的法律对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质上是行政权力的重新设定和配置,限制规范行政审批权力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法律,法律是最坚实、最稳定的笼子.因此,破解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层次难题,需要引入法治思维,坚持法治原则,运用法治手段.遵循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法治化的路径包括:修改完善以《行政许可法》为代表的法律法规,依法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事项,依法规范行政审批权力运行.     

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平衡策略研究

我国高校在办学过程中,除了要处理好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更要科学地构建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而学校内部的政治领导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等多元权力主体构成,使高校治理结构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问题。通过对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从提高学术权力、约束行政权力、优化高校管理制度和转变政府调控方式等四个方面,探究了促进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平衡运行的策略。     

构建和谐语境下的服务型政府之法治建议

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途径是建设服务型法治政府.实现服务型法治政府,应该树立依法服务的行政理念,完善和健全行政立法体系,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强化行政权力的监督机制,完善法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     

统合治理”模式下的高廉政风险及其制约监督研究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其典型的组织化治理工具是“管委会-公司”架构的政府项目平台。“统合治理”模式具有较高的治理绩效,但随之而来的是公权力“遁入私法”现象,从而导致廉政风险不断增加。公权力“遁入私法”在一定程度上绕过了一统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并使其经济权力得以扩张;但同时由于制约与监督制度未能有效构建,导致权力失控危险增加,集中体现在公权力可以在政府与企业的双重身份中切换,使公权力能够借由“遁入私法”的方式摆脱传统的控权制度。“统合治理”模式能否避免高廉政风险并继续保持较高的治理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现有制约监督机制的重构。     

重大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

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是指行政机关作出带有全局性、综合性、根本性、长远性、持续性的重大环境事项决定的行为。重大环境行政决策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应健全依法进行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机制,实现行政决策程序法治化,把有效的公众参与和专家论证以及社会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审议讨论决定等确定为重大环境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确保重大环境行政决策法治化、程序正当化。     

“统合治理”： 地方政府经营行为的一种理论解释

“统合治理”是指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利用公司化平台进行经营性运作的治理模式。“统合治理”模式下,政治机制、行政机制与公司化经营机制的联结成为地方政府权力运行模式的主要特征,项目平台公司成为承载权力运行的典型组织化治理工具,并进而实现了外部资源汲取能力的提升及内部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化这两方面的权力扩张。我国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统合治理”模式推动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并取得了显著绩效。但这种治理模式也面临着权力冲突与合法性问题,其未来走向取决于地方政府在集权权力结构下对中央绩效压力回应策略的选择。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刍议

市场经济条件下,既保证中央权威的相对集中,又能扩大地方自主权,必须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二者的职能范围,为此,要改革行政区域的划分,转变政府职能;要实现事权划分法制化;要加强中央的权威性,同时扩大地方的自主权,使二者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良性互动,以确保我国长期繁荣与稳定。     

论行政执法的新闻媒体监控

行政机关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的机关,其在行使权力过程中必须受到全方位的监控才能保证权力行使的正当性。这种监控既有来自行政系统内部的监控,也有来自行政系统外部的监控。新闻媒体监控属于行政执法的外部监控形式之一。新闻媒体监控包括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策进行监控和对行政执法过程进行监控,侧重于对行政执法过程的监控。这种监控目前尚存在诸多问题,需要从立法、政务公开、优化新闻监督环境和提高新闻媒体工作人员的职业素质等方面加以完善。     

我国城管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崔英杰案反映出的行政法问题

崔英杰案中,法院不正确地回避了崔是否有妨害公务罪的问题。从行政法上看,城管定位模糊,不是严格意义上适格的行政主体;执法权限与其他行政主体的权限多有交叉,范围不确定;在执法程序上没有严格遵守法律的明文规定,存在瑕疵。这些问题不仅是个案,而有着深刻的背景。需要制定城管执法的专门法规,对城管的主体身份和权限做出明确规定,使之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     

论政府治理法治化--以“权力清单制度”为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权力清单制度是其重要手段。将“管理”改为“治理”,突出的是“治”,即“法治”。“法治”在于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权力清单”在于限制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的权力,两者似同非同。前者基于宪法至上,后者脱胎于简政放权。要使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使其回归法治,即政府治理法治化。     

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研究论纲

文章根据中国现行宪法关于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关系的规定,在政府治理理念革新前提下,展开对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创新的研究。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得以展开：一是国内外关于地方政府权力法治化研究的主要成果、内容及其意义;二是联邦制与单一制典型国家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经验借鉴;三是地方政府创新与权力法治的宏观要求与微观基础。     

政府的权力作用方式变革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伴随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变革权力作用方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回溯建国以来政府权力作用方式的演变与适应社会治理需要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发现,随着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的变化,政府权力作用方式需要相应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因此着重探讨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所要求的政府权力作用方式变革,进而通过变革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