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务工女性的社会融合——基于山东省的实地调查

本文在对山东省进城务工女性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经济融合、社会适应、结构融合和身份认同这四个维度,分析了进城务工女性社会融入的现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女性的主观社会融入意愿较强,但受到社会制度以及个人因素等方面的限制和影响。针对进城务工女性社会融入面临的特殊问题,本文提出了建构务工女性友善的制度与政策环境的建议,以促进进城务工女性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     

嵌入性-市场性关系网络与家族企业创业成长

企业家/高管层关系网络对企业创业的机会和资源获取有重要影响,在市场发育不完善或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下尤其如此.目前大量的文献并没有就不同性质的关系网络对企业创业成长的影响进行深入地考察,笼统地研究关系网络和创业成长之间的联系容易给出含糊不清的结论.该文在创业、战略管理和社会学研究的基础上,将关系网络区分为"嵌入性"和"市场性"关系网络,前者以社会关系、非经济交易合约为基础,后者则以市场谈判的合约为基础;探讨了嵌人性-市场性关系网络随着企业年龄和规模变化而演进的特征,结合中国情境提出假设并进行了270个样本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两种关系网络的分类是有意义的;企业生存年限越长、规模越大,嵌入性关系网络的使用在相对减少而市场性关系网络的使用在相对增加,然而随着企业生存年限增加,虽然嵌入性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一直有着显著影响,但市场性关系网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则旱现强化特征.     

个体化视域下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困境分析

立足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运用个体化理论对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经历进行个案考察。研究发现,农村已婚妇女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并未实现完全的个体化,而是表现出一种赋权与崛起、被动与失落共存的状态。性别差异、角色分工的路径依赖等是导致她们难以实现完全抽离的根本原因;个人独自承担外出务工可能面临的一切未知风险,造成了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她们进城务工行动一定程度的失败;加之"嵌入"的制度环境不完善,她们的个体权益与权利难以得到保证。农村已婚妇女进城务工的经历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社会个体化马赛克式的发展路径。     

农民进城务工的障碍性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农民进城务工已非一般意义上的人口流动,而是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成为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力,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民进城务工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对这些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推动农民进城务工的对策建议。     

社会网络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择偶观影响研究

通过对安徽省无为县18位新生代未婚女性农民工的深度个案访谈,分析外出务工前后她们社会网络的变化及对她们择偶观的影响,发现外出务工后新生代未婚女性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无论是在拜年网还是在讨论网的测量方式下都发生了程度不一的变化,同时新生代未婚女性农民工外出务工后的社会网络变化,尤其是其讨论网的变化,影响着择偶观的四个层面,社会网络的变化使其在择偶观上既保留着传统社会网络下的文化特质又呈现出明显的市场化、理性化和现代化的变化特征。     

农民进城务工的障碍性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三农问题一直是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累计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劳动力1.3亿人.农民进城务工已非一般意义上的人口流动,而是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渠道,成为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力,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农民进城务工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本文通过对这些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了推动农民进城务工的对策建议.     

唐五代的婚外两性关系和社会认同——以宋人笔记为核心的考察

 宋人笔记中,有许多资料记录了唐五代男女婚外两性关系,以及社会对婚外性关系的态度,这些可以弥补唐代资料的不足。唐代成年男女可以很自由地交往,社会环境是比较宽松的。在非婚性关系中,男性往往是主动者,但女性有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亦会同意发生婚外性关系。非婚性关系在各个阶层中都有,但社会上层发生的比例较高。城市中的市妓以出卖肉体作为谋身的手段,为男人提供性服务,冲击着正常的家庭关系。而社会礼俗宽容地对待婚外两性关系,对婚前性行为没有严格的限制。不过宽松的两性关系中,如乱伦等一些婚外性关系,虽十分多见,但社会上并不认可。从唐代法律层面上看,只要不对家庭、血缘和社会等级结构发生冲击,对男女的婚外性关系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因此只要有合适的氛围,相对奔放的两性关系就自然而然地出现。       

语篇分析视角下城市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构建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激增,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此调研以广州市天河区某农民工子弟学校90余名初中生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作文和访谈形式,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探讨孩子们的身份认同.研究结果表明,孩子们有四种身份认同,分别为:"农村人""城里人""既是农村人又是城里人"和"漂泊一族".进一步分析其作文和访谈发现,学生们通过使用大量表示态度资源的话语和指示语来体现多元身份,这说明身份构建是可以通过语篇构建的.     

外出务工对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影响探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外出务工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与"未外出务工女性"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随着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其性别观念得到一定更新,以往单一的家庭角色认知模式被打破,且经济独立性有所提升,家庭决策平权化趋势逐渐增强,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家庭暴力方面成效不明显,且由此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公共政策、性别意识与农村妇女参政——以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为例

农村妇女是村民自治的重要力量,尤其在男性进城务工、农业女性化的当今农村地位更加突出。然而,由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以及村级治理的力治背景,农村妇女参政状况不容乐观。由此,应该将性别意识纳入政策主流,通过政策干预实现男女平等。文章以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为例,分析了公共政策中的性别意识及其实施效果,提出了保障农村妇女参政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法律对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关系到农村经济的繁荣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而通过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加快对进城务工农民社会保障的立法和建立进城务工农民就业培训制度等法律对策的实施,能够促进和保障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     

返乡创业者的外出经历与电商创业 ——基于全国返乡创业调查数据的分析

使用电子商务创业是实现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返乡创业者是当前农村创业活动中使用电子商务的主力人群,但围绕该群体考察电商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缺乏.以返乡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19年全国29个省份2131家返乡创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探究了该群体独有的外出经历对在返乡创业中使用电子商务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创业经历会促进返乡创业者使用电子商务,但外出务工经历对返乡创业者使用电子商务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性关系网络是外出创业经历促使返乡创业者使用电子商务的作用机制.此外,外出创业经历对使用电子商务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初期投资规模小且从事第三产业的返乡创业者上.因此,政府可以将有创业经历的返乡创业者培育成为电商带头人,利用和巩固其所拥有的市场性关系网络,并开设电商培训课程和举办电商创业竞赛,从而提高农户使用电商创业的积极性.     

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情境下的产学知识协同创新：现实问题、理论背景与研究议题

在创新范式转型和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还面临着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和“知识悖论”等问题。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不断下放和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从区域层面研究如何通过产学知识协同创新促进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已成为可能与必需。然而,产学合作或大学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与实践通常都忽视了“知识双向动态流动”的协同创新模式。此外,有关知识网络的研究认识到嵌入性关系对组织间合作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忽视了嵌入性关系发展的决定因素——组织的知识网络能力和知识网络所处的制度环境。因此,为促进产学创新能力协同提升、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急需研究大学知识网络能力、区域制度环境、知识网络嵌入性关系对知识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抑制或促进？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是进城农民工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进城农民工移植、复制的初级社会关系网内的人际传播以非工具性为主,是农民工在生存阶段初步适应城市社会的基础;再构的次级社会关系网内的人际传播则以工具性为主,对于农民工在发展阶段高层次适应城市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网络的断裂,标志着进城农民工人际传播处于真空状态,是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巨大威胁。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留守妇女与新农村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被归纳为二十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无疑是最重要的主体。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且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自身经济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大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把子女、配偶和老人留在了农村,形成留守人口。其中,留守妇女大多正处于劳动力年龄的黄金阶段,她们留守在家从事农业生产、抚养子女和照顾老人,这意味着她们在很多地区的农村已经成为经济和政治及其他领域建设的主力军。因此,在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地区的农村,留守妇女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流动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范先佐在《当代教育论坛》2005年第2期撰文指出，所谓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移居城市上学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它与父母进城务工就业而将子女留在家乡的“留守儿童”相对应。从流动儿童的年龄结构来看，目前主要以小学生为主；从发展趋势来分析，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和工作的日趋稳定，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倾向将子女带到城里居住和上学。流动儿童是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所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     

"进城务工":农民的理性选择?--黄泥村外出农民工调查分析

"进城务工"成为中国许多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进城务工"是否就是解决对农业、农村、农民各种问题的一种明智选择?这是值得分析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