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与农户收入结构变化：对九江和襄阳农户数据的分析

失地农户收入结构转型问题是关系农户生计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问题。利用九江和襄阳621个失地农户两阶段调查数据,考察失地前后农户收入结构的变动情况,并进一步分析失地前后不同兼业类型、劳动力规模和失地程度农户收入结构变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与征地前相比,征地后农户农业性收入比重急剧下降,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大幅度上升,失地后农户生计更加依赖于非农务工,尤其是本地非农务工;不同农户兼业程度、不同家庭劳动力规模和不同失地程度的农户征地前后收入结构的变动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农业性收入下降幅度显著高于非农兼业户和非农户,劳动力规模越大,失地程度越严重,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比重提高幅度越大。     

务工与电商:乡村“数字化家计”的形成

在乡村向城市的人口转移中，乡村家庭主要体现为离散型家庭结构，并形成了“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返乡创业，乡村出现扎根型家庭结构，在家计上主要为就近务工或经商模式。国家助力“数字乡村建设”，为乡村振兴和小农家计的转变带来新的契机，基于电商业的数字化家计模式逐渐兴起。数字化家计主要以有丰富务工经验的返乡创业青壮年为主导，其初步成功得益于国家政策、亲代奉献及各种社会强弱关系的作用。在一些不发达地区，数字化家计尚在起步阶段，农户如能够合理运用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务工经验，并且相关制度能够切实落地与嵌入得当，数字化家计将对优化家庭和村庄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     

陕西农户健康投资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对陕西农村的462个农户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影响农户健康投资意愿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收入水平、劳动力身心健康程度、劳动力的文化教育水平、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家庭结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家庭信贷可获性、医疗机构水平及可及性因素对农户健康投资意愿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当地政府在农村推行医疗保障制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民的健康投资意愿,制定更为合理的政策。     

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基于农户的调研数据

采用农户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不同区域(东部、中部和西部)粮食生产商品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劳动力外出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劳动力在本省务工、外省务工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对东部和中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的影响不显著;打工收入占农户收入的比值、兼业劳动力占农户劳动力的比值都对东部农户粮食生产半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别:劳动力外出务工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对西部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显著负的影响,东部和中部劳动力外出务工不会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不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对农户粮食生产完全商品化有重要影响。     

农户家庭禀赋、结构制约与劳动力资源配置

使用2017年甘肃省“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农村调研数据,采用Mlogit模型研究分析家庭特征对贫困地区农户劳动力资源在务农、兼业、务工间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家庭禀赋中,丰富的社会资本与良好的人力资本可以促进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在结构制约中,核心家庭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仅与配偶居住家庭对劳动力务工配置有负向影响,家庭结构中家庭学生数、劳动力占比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务工占劳比仅对劳动力资源务工配置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人口总数、家庭赡养负担与家庭非健康人口比例对劳动力资源非农配置有负向影响。最后,针对家庭人力资本与农村社会公共保障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种稻农户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西26县32乡镇1058样本农户的实证调查

以江西省为例,在江西26县32乡镇32村1058户农户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应用二元定距相关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定量研究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所处村域环境、户主年龄、户主职业、人均耕地面积、家庭务工收入比、农户种粮风险认知、种粮预期收益评价等因素对农户家庭劳动力就业非农化行为均有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向的影响,其中家庭务工收入比的正向作用最大,种稻收益预期的反向作用最大。同时在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户适度规模经营、鼓励青年农民发展粮食生产、完善农业扶持政策等政策建议。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

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因大规模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问题。基于国际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以农村灌溉集体行动为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经由抽离村庄领导力、破坏村民积累社会资本、削弱农民的村庄归属感，以及降低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等中介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产生综合性负面影响；但是，劳动力外流对村庄的领导力、村民间的社会资本、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以及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理论上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缓解甚至扭转。研究结论为制定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参考。     

劳动力外流对农户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非线性影响

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实背景下，以专业化食用菌种植为例，探析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内在作用机理，并采用10个省份的农户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效应呈倒U型态势，即家庭劳动力外流对农户专业化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影响先增强后减弱。②因果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劳动力外流的影响还部分通过改变农户的技术认知和技术评价间接影响农户技术持续使用意愿，两条路径共同解释了77.95%的总效应。③受教育年限、是否村干部、种植规模、成本预期和收益预期等亦是影响农户专业化生产技术持续使用意愿的因素。提出应完善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机制，减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提升其正向影响；同时，完善社会化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削弱其负向影响，有助于新技术的推广和提升食用菌生产的专业化水平。     

农地流转意愿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安徽省农户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市民化意愿是影响农地流转意愿的第一大因素,而农民城市生活感知是仅次于户主文化水平的第三大影响因素,家庭劳动力负担率与农地流转意愿呈显著的负相关。此外年龄、家庭人口数、外出务工率和农户类型对农地流转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加大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转变城市社保差别化供给机制,对进城农民"放权让利"等政策建议。     

非农就业与农户收入差距研究——基于“离土”和“离乡”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离土”和“离乡”非农就业的异质性差异,构建非农就业影响农户收入差距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验证“离土”和“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结构的重新配置使贫困农户能够参与非农就业,从而使“离乡”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本地非农经营活动的高度选择性则使“离土”型非农就业对农户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刺激作用。因此,畅通社会交往的渠道以降低农户社会交往成本,继续鼓励农户外出务工以积累物质资本,保证本地非农就业机会的通达性,以此抑制农户收入差距的扩大。     

基于分位数和OLS回归的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甘肃省的333份农户调查问卷,通过OLS回归法和分位数回归法,从外部环境和农户资源禀赋两方面分析影响农户家庭收入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户主性别、家庭人口规模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对农民收入有着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而职业培训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只对中等以上收入的农户才会产生增收效益;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户家庭耕地面积偏小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种类的多样化会对农民收入的提高产生抑制作用;亲戚朋友的数量只会对中等收入的农户家庭产生显著的影响;户籍制度和惠农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高效果显著,特别是对中低收入的农户;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和提高家庭外出务工的人员比例能有效地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     

外出民工道甘苦──对重庆农民外出务工状况的调查

目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如何？流 向怎样？收入多少？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重庆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于２００１年一季度专门针对农民外出务工问题对１８０个村的１８００户农民家庭进行了一次民情民意专项调查。 一、三成以上的农村劳动 力外出谋生,半数以上的家庭 有外出务工者。 被调查的１８０个村,平均每个村农村人口１４３２人,劳动力７６８人,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２５０人,占劳动力的比重为３２．６％,占总人口的比例为１７．５％,在被调查的１８００户农民家庭中,２０００年有人外出务工的农户达９７６…     

穷则思变?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民创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初始耕地资源禀赋是农民选择创业所面临的重要约束条件。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实证分析了家庭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承包地面积每扩大1%,农户非农创业的概率将下降1.44%;转入农地强化了承包地规模对非农创业的抑制作用,而农业机械应用有助于缓解承包地规模对农户非农创业的不利影响,促进农户非农创业行为发生。为激励农户从事非农创业,应加大对耕地资源稀缺地区的创业扶持力度,同时要继续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支持专业化农机社会化服务发展,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激发农民创业热情。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分析:基于吉林省农村的调查研究

对吉林省农村消费行为进行的研究发现:农地经营和外出务工是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低收入是制约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流动性约束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增加了预防性储蓄倾向;人情往来消费超出了部分农户的承受能力;孩子成为家庭的消费重心;赌博成为冬闲期的主要娱乐项目;需求偏好具有质优价廉的特征;邻里间的口碑传播成为消费的主要依据。因此,政府和社会应在农地流转、社会保障和消费观念等方面对农村消费给予支持和引导。     

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的农户外出务工问题研究

本研究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展开分析,首先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分配现状进行描述分析,然后分别对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和外出务工时间决策行为进行了探讨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决策受其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人力资本等)、家庭特征(如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等因素影响;其次,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表现出明显的地区、职业类型以及行业差异。     

乡村振兴实践进程中农民的生计赋能逻辑

通过田野调查分析乡村振兴实践对农民生计能力的改善机制。研究发现,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基于乡村既有的旅游资源、生态资源、务工资源、政策资源等不同类型的资源禀赋,以及不同的生计资本,由此型塑出农民不同的生计类型。然而,乡村资源禀赋并不总是直接对农民生计构成正向推动作用,也可能会对农民生计带来潜在性威胁。因而,如果要充分发挥乡村资源禀赋的优势来提升农村生计能力,需要以乡村治理体系创新作为中介机制。通过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规避生计风险,并挖掘利用乡村的优势资源,进而促成农民的生计赋能。由此,研究揭示了生计赋能的内在逻辑在于兼顾结果目标和过程目标,整合内生性资源和外生性资源,融合外源式发展和内源式发展的路径。在具体策略上,要厘清的政策、主体、网络和资源等乡村社会治理要素以助力生计赋能。     

走出去转移农村劳动力势在必行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特点农村劳动力转移分为农村内部转移和农村外部转移两种形式。农村内部转移在产业分布上是农村劳动力由一产向二三产业转移;在地域分布上是由乡村向所在集镇转移,基本特征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农村外部转移有两种形式:一是农村劳动力直接迁移至城镇,即农民变市民;二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外出创业,虽然既离土又离乡,但农民的身份没有变。最近,江苏农村调查局对全省所有县（市、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快速调查,共调查了700乡镇7000户农户,2500家企业。调查结果显示,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以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