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流还是流出:代际农村劳动力再就业比较实证研究

基于代际视角,以劳务输出大省江西省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再就业决策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老一代农村外出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村创业资源、性别、家庭是否有村干部、务工企业平均变换年数、务工月薪、是否感觉打工不稳定、打工地社会状况等变量;而影响新生代农村外出劳动力再就业的因素主要包括村距乡距离、村经济水平、家庭是否有村干部、务工企业平均变换年、务工月薪、是否感觉打工不稳定、家乡社会状况、打工地社会状况等变量.     

农民外出务工对收入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未外出务工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行为确实具有收入增加效应,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存在,传统的OLS回归分析方法低估了这种收入增加效应;另外,外出务工对不同外出务工倾向性者的收入增加效应具有强弱区别,其中,收入增加效应最强的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高者,其次却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低者。此研究结论与现时存在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解释现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更需要从社会制度视角,综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子女受教育状况在农户非农 外出务工决策中的作用

文章旨在分析农户在非农外出务工决策过程中受子女受教育状况的影响程度。文章利用甘肃基础教育的调查数据，比较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并采用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受教育状况对农村地区非农外出务工决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决策明显受到子女受教育状况的抑制影响，家庭中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和高中生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外出务工的概率将分别降低17．89％、3．93％、6．90％。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代际因素在农户家庭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从个体、家庭、社区和制度等多个层面,利用人口迁移理论对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劳动力外出决策模型(Probit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了实证。主要结论是:农民外出决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农民个体来讲,劳动力外出行为首先表现为人力资本竞争选择的结果;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家庭相对剥夺感和市场流动性差增加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新经济迁移理论在中国是实用的;对于家庭所在的社区来讲,一个基础条件好和社会网络资本丰富的社区有利于推动农民外出,但过高的非农产业发展水平会降低本地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从制度层面讲,城乡二元结构及其相关的制度变革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了根本影响。因此,加快农村劳动力流动转移的关键是要提高农民人力资本、改善农村发展条件和改革不合理的二元结构。     

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动因及障碍实证研究——基于新疆的调研分析

基于新疆地区605份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问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对影响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动因及障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小、受教育水平高的女性、父母亲健在、无承包耕地、家庭平均月收入低、生活方式适应性强、汉语交流水平高的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更倾向外出务工.年龄大、受教育水平低、有承包耕地、家庭月收入还可以、生活适应差、汉语交流水平低的维吾尔族农村富余劳动力更倾向在家务农.     

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实证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利用江西省随机调查样本数据,选取多元Logit模型对江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主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自身特征是影响其选择不同区域就业的最主要因素,包括农村劳动力的年龄、性别以及健康状况等变量;农村劳动力家庭因素是抑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特征中劳动力流动就业从事行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区域选择同样存在较大影响;而外出务工的主观评价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区域选择的影响略小。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肃地区农村劳动力样本调查

当前,我国农村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甘肃地区农村劳动力样本调查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受多种因素影响,年龄、家中常住成年人数量、家庭成员最高文化程度、亩均产出水平、居住地理位置和农业经营收入等多种因素和变量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都有显著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文献综述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尤为突出的背景下,农村女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问题极具复杂性和特殊性。重点从就地转移和外出务工这两方面,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对于该问题的研究最初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考查,之后更多的则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并且,近几年来逐步拓展到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女性劳动力的流动行为、职业选择、收入水平、迁移与回流等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但以下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一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失地妇女的非农就业问题;二是户籍制度改革下农村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向城市迁移的影响;三是农村外出务工妇女迁移和回流选择行为的分析。     

外出务工对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影响探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外出务工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与"未外出务工女性"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随着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其性别观念得到一定更新,以往单一的家庭角色认知模式被打破,且经济独立性有所提升,家庭决策平权化趋势逐渐增强,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家庭暴力方面成效不明显,且由此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刘易斯拐点”突现：我国劳动力资源面临重大转型

2003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市场上的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城镇转移流动中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初现端倪,虽然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现了农民工被迫返乡现象,但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回暖,随即又出现了民工短缺。显然,我国农村劳动力供求状况已经跨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这一阶段性特征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劳动力市场将面临重大转型。深刻剖析和全面研究这一重大转型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机遇,有效保护和深度开发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以维护和提升我国产业及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且事关长远。     

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比较研究: 来自村庄的证据

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农民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选择,在其所能掌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事务即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离农业.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时序变迁差异巨大.借助北方地区45个农户跨时5年(2008-2014年)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依据调研家庭特征设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有Heckman两步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TM),依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难题.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务工与务农两难选择的关键决定因子,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无论是选择务工还是务农,预期所能够获得收入的影响都极为显著;随着农民务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预知能力提升,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重视农业、扶持农村、关注农民的有利政策或不利因素都可能起反作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谨防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在注重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与促进的同时,应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农民素质培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     

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珠三角9市2072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数据,从劳动合同签订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社会保险等4个方面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农民工的权益因企业单位性质和规模呈现显著差异;个体因素中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显著。     

贵州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与农民脱贫致富研究

贵州省扶贫工作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新阶段农村扶持贫困对象多达760万人,并且这些贫困人口多分布于石山区、深山区和边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扶贫开发面临严峻挑战。从贵州情况来看,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对于农民脱贫致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二是减轻了对农村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压力,实现耕地的规模化经营,三是增加了农业投入,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四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提高了农民自身素质。但是,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还存在一些问题,应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     

农村教育公平问题全面表现的探讨

我国农村教育公平问题由来已久,不仅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公平问题,也包括农村转移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农民工子女和农村幼儿等不同特征农村群体的教育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获得相应教育权利、机会和教育资源积累人力资本的限制性,以及人力资本作用发挥等方面的限制性上。     

新时期青年农民工生育价值观现状分析与思考——深圳“姚圩街”青年农民工生育价值观的调查及启示

在农民工群体中，青年农民工占绝对主体。这一特殊社会群体从小长在农村，学习也在农村，然而在其社会化的最重要阶段——青年时期，他们却处在城市。城市生活体验对青年农民工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带来相当程度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论文以深圳“姚圩街”为缩影，在对青年农民工的调查基础上，从基本概念界定出发，对新时期青年农民工生育价值观的现状作了探讨和分析，指出了加强青年农民工价值观引导教育的重要性。     

关于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调查与理性思考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对江西宜春市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就业状况进行的调查,发现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缺乏劳动技能,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     

对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调查与思考

文章从9个方面调查分析了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近10年的变化,得出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耕地变化无显著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三次产业的产出差异悬殊才是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农业劳动力转移程度与城市综合竞争力强弱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影响农业劳动力逐步有序化转移的最大障碍是劳动力的素质等结论,提出了浙江省进一步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突破点。     

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重庆市72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二元离散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持满意态度;社会保险主因子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满意度影响最大,工作环境与阻碍因素主因子影响次之,个人特征主因子影响最小;失业保险、社会地位、落户城市、工资拖欠、工伤保险、工作环境、劳动合同、收入、职业培训对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满意度的正向效应依次递减,养老保险对工作满意度具有负效应。据此,从新生代农民工退出农村、进入城市和融入城市三个环节提出建议。     

促进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对五大制度的审视

由于城市取向的制度惯性作用,致使农村劳动力难以成功转移,从而影响了国家构建和谐社会伟大工程。通过对五大制度的审视,剖析了存在于其中的阻碍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的诸多问题：就业制度中的地方劳资政策歧视、就业机会歧视问题;住房制度中的农民工无权享受城镇住房补贴、无权购买经济适用房问题;土地制度中的导致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流转性差、所有权主体异化问题;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导致农民工观望、雇主推却、地方政府消极问题,户籍制度中的社会歧视和社会隔离问题等。然后,分别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能够促进农村劳动力成功转移的制度改革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