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华落尽见真淳 ——黄永玉诗歌精神探析

黄永玉以著名画家与雕刻家的身份享誉世界,近年来,其文学创作成就也备受学界瞩目。作为黄永玉最早接触与尝试的文体,现代诗在其文学创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黄永玉的诗作挥洒自如,不受任何创作理论的规约,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真",即摹写世间百态的真实、感抒人情世故的真情以及追求艺术自由的真心,"真"使得黄永玉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史中独具风格。     

来的是谁？

对于喜爱沈从文及其文学作品的人们来说,1949年后,沈从文放弃“抽象的抒情”(指写作),埋头于“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指文物研究),实在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沈从文被夏志清先生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杰出的、想像力最丰富的作家”、“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诺奖评委马悦然先生认为,沈从文如能活至1988年的10月,定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对于马悦然和无数抱有诺奖情结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最遗憾的事情”。据现当代文学史史料,一个基本可下的判断是:1949年以后的沈从文已经不再有比较重要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可这一判断在今天已经为最近“发掘”出来的沈从文与黄永玉之间的一封“信”打破。1971年6月8日,身在湖北咸宁乡下的沈从文寄给“河北磁县1584部队二中队一连二排五班黄永玉同志收”的牛皮纸做的小信封里塞的竟是一篇八千余字的小说,标题为《来的是谁?》。小说原稿后来为黄苗子先生完善地收藏30多年,于2006年8月找出并“原璧归赵”。2006年9月18日,黄永玉先生给凤凰同乡、好友刘一友先生去信(见《黄永玉先生给刘一友的信》)“布置一篇作业”,要这位这方面的里手,分析分析这位老人在解放后创作这篇小说的“机缘”,于是便有了刘一友先生对《来的是谁?》的解读———《孤寂中的思亲奏鸣》。经刘一友先生推荐,沈虎雏先生、黄永玉先生同意,《来的是谁?》这篇沈从文解放后最重要的创作,在本期学报和刘一友先生专谈黄永玉先生的一本书同时刊发和出版。《来的是谁?》是沈从文先生为自己打算写的一个有关外公一家(黄家)长篇传奇所作的“楔子”或曰“引子”,“情调哀凄,且富于幻想神话意味”(黄永玉先生语)。欲知这位“不相信命运,却相信时间”的老人、这匹“无从驯服的斑马”,在“那种地方、那个时候、那种条件”怎会“忽然正尔八经用绳头行草写起那么从容的小说来?”以及“这文章怎么会写得跟以前的文章不一样?”,请关注本栏目。     

黄永玉：这老人活得挺“多情”

画家黄永玉先生，给人的印象是耳聪目明，身体健康，才思敏捷，感情饱满细腻，语言幽默辛辣，别具艺术大师的风采。 黄永玉最近出了一本画册，名叫《黄永玉的黄永玉》，里边是一些有趣的生活照。黄永玉何许人也？炒得很贵的“猴年邮票”的作者，“酒鬼”酒瓶子的设计者，大作家沈从文的表侄子，版画家、国画家、雕塑家、诗人、作家、老顽童……     

吴中"情"结--试论徐祯卿的诗歌创作及其诗歌理论

作为明中叶才情横溢的诗人,徐祯卿在文学创作方面进行了不懈的追索。本文首先从地域性、时代性、个体性三个方面分别论述徐祯卿诗歌创作中“情深”的基本特征;继而对徐祯卿诗歌理论,尤其是其吴中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谈艺录》进行深入解析,从而得出诗人试图构架以“情”为核心的诗学理论体系的结论;最后总结出诗人在文学创作领域内对于以“情”为核心的文学创作新境界的理想追求,实际上是他深层心理结构在文学创作领域内的展现。     

《文心雕龙》文学创作心理学探讨

《文心雕龙·序志》中认为“夫文心者 ,言为文之用心也” ,这里的“文心”即指《文心雕龙》的书名 ,而“为文之用心”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部旷世之作是从作家的文学创作心理角度探讨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原则和方法的。《文心雕龙》中对文学创作心理的阐述很多 ,但主要集中在这样五个方面 :一、对“神”的阐述 ,把“神”作为文学创作心理的核心 ;二、对“情”、“志”的阐述 ,把“情志”作为主体创作心理的“关键” ;三、用“神与物游”来具体描述文学创作心理过程 ;四、以“虚静”观来具体阐述主体创造心境 ;五、主张“各师成心” ,具体阐示了主体个性心理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与作用     

论《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成因及表现

在方法论方面，刘勰把佛教和其本人处理佛儒道三教冲突与融合过程中，及佛教对待内部渐悟与顿悟之争中采取的“折衷”思想方法，用于创作《文心雕龙》的过程中，这是《文心雕龙》“折衷”原则的主要成因。《文心雕龙》的“折衷”原则主要表现在对待齐梁文坛文学创作中“法古”和“新变”之争的关系上，也表现在对待当时文坛文学批评中“奇”与“正”之争的关系上，还表现在对待文学创作过程中迟与速的关系和文学发展进程中渐变与顿变的关系上等方面。     

不怕活

著名画家黄永玉曾经在文革时期历遭劫数。有一次,从外地来北京搞串联的造反学生,来到黄永玉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看到许多关于他的大字报,于是不由分说,把他揪出来批斗。黄永玉具有湖南人顽强不屈的坚毅性格,与造反派不太配合,于是造反派们就诉诸武力,以鞭其肉体的方式来触其灵魂。     

梁启超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文学活动

梁启超的文化传播活动影响了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梁氏的“文学新民”观念和文学界革命是在其开启民智的文化传播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二、梁氏文学创作的欧西精神与其西学传播活动密切相关;三、梁氏文学创作的大众化倾向源于其“觉世”的传播效果追求。     

《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现代绎说

刘勰结合列于《文心雕龙》总论的《辨骚》篇及其有关篇章 ,以屈原《离骚》等楚辞为典范 ,提出了文学创作中“执正驭奇”的“奇正”美学观 ,“酌奇而不失其正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观 ,以及“取熔经意 ,亦自铸伟辞”的继承与创新的通变观 ,确立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 ,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方法论意义     

关于形式逻辑中“真”与“假”的涵义范畴

“真”“假”是形式逻辑中的两个最重要概念,但它们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却有着不尽相同的涵义:表示客观经验意义上的真与假;表示逻辑方阵对应关系的真与假;表示复合判断和演绎推理逻辑值的真与假;表示符号学意义上的真与假。分析和确定形式逻辑中“真”与“假”的涵义,对提高形式逻辑的教学效果与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心探珠

此文是作者的书稿《文学创作心理探珠》的引论。它以作者已经提出并论证的“写作心理双向组合原理”为逻辑起点,进一步阐述了“双向组合原理”的心理学依据与哲学依据,强化了“读者意识”;在勾勒文艺心理学体系的基础上,给文学创作心理研究进行了定位。《文学创作心理探珠》是作者的“三探”,着意沉潜文学创作的心理大海探骊得珠     

形与质的双重规定——漫议文学创作的客体对象问题

本文主张从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审美关系来界定文学创作的客体对象。具体就表现为“形”与“质”的双重规定。着重从“形”——审美感性直观方式分析了创作客体对象具体的存在方式。从“形”与“质”的不可分割性分析了文学创作客体对的人学蕴涵问题,认为它表现为历时性与共时性两个方面。     

诸子学说与托尔斯泰创作

托尔斯泰是欧洲作家中最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色彩的作家。他认真研读过诸子学说 ,并将其精华融会贯通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本文从“仁爱修身与道德自我完善”、“无为不争”和“勿以暴力抗恶”、“兼爱与全人类的爱”三方面进行分析 ,旨在说明诸子学说与托尔斯泰创作之间的联系。     

浅谈副词“可”、“真”的用法

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常弄错副词“可”“真”的用法。本文针对此,分析了“可”、“真”的归属问题;“可”、“真”在句法中分布的特点;“可”、“真”在篇章中的具体用法以及“可”、“真”的共现问题。     

返璞归真与森林审美

返璞归真是指去掉事物的外饰,还其原始的淳朴本真状态。在森林审美的不同层次中,“真”的表达各不相同。在森林景观层次,“真”表现为审美对象的客观存在性和真实性（情为景生）;在森林意象层次,“真”表现为人的真心真爱和真实情感（情景交融）;在森林意境层次,“真”表现为人的真性情和真感悟（天人合一）。“真”既是森林审美的逻辑起点,又贯穿于森林审美的全过程,体现审美的形式、内容和灵魂。     

怨与愤:司马迁对文学抒情的认识

怨与愤都是指人在同不合理的社会环境发生冲突时产生的情感,司马迁肯定了这种情感对文学创作的意义,提出“发愤著书”说。司马迁将作家创作的动机归结为“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正是对“发愤”的最好解释。如果说“怨”侧重于抒情在创作上的表现,那么“愤”就是作家创作的动力。“发愤著书”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遭遇及其对“立言”的重视有关。在汉儒们提出“怨而不怒”的抒情标准情况下,此说大为珍贵,在理论上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的定量分析

依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所提供的编年系地作品数据,元祐年间是北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元祐二年是整个北宋文学创作的峰值年,苏轼文人集团是元祐文学创作的主力。在各体文学中,元祐散文成就最为突出,“元祐更化”引发的政治剧变是元祐散文创作的催化剂。元祐诗歌数量优势不如散文,但宋调特征最为明显。元祐词坛表现一般,杭州是其创作中心。就空间而言,京城开封是元祐文学创作的绝对中心。元祐期间,随着苏轼的活动重心由京城转向地方,京城作为创作中心的地位渐次瓦解。通过对元祐文学图景的定量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元祐文学是“高峰文学”“散文文学”及“京城文学”的结论。     

柠檬树开花了

读黄永玉的一篇文章，这样一个细节深深打动了我——黄永玉问沈从文：“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     

在沈从文墓前

<正> 在动荡不安的“文革”中我被扫地出门,无处安身.1972年开始借居在白洋岭26号黄永玉家中的楼上,这样就有机会接近了沈从文先生.那年(1982)5月7日沈从文先生及夫人张兆和、黄永玉及夫人张梅溪回到了凤凰.沈先生回来,我们很高兴,象一家人一样相聚得很欢畅,很多乡亲来看望,每当客人们离去后,沈先生、黄永玉大哥,我们几个人就闲聊起来,总是扯小县城中的一些旧事,一扯总是扯到深夜.我们讲凤凰的血粑鸭子怎样浓、甑子糕如何酥,灯盏窝如何香、狗肉汤锅如何鲜、牛肉粉如何辣……以及唐伯娘的“醒炮”怎样放响的……     

试论中国古代作家的梦幻体验

梦幻体验是指中国古代作家对现实人生、社会历史的一种具体感受,由于这种感受常以“人生如梦”的叹谓形式表达出来,故称之为“梦幻体验。”梦,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活动,属于无意想象的极端。尽管梦的内容归根到底仍然是对现实的反映,但是由于其时人的大脑处于无意识状态,缺乏第二信号系统的控制与调节,故梦境通常是远离现实、甚至是荒诞无稽的,亦真亦幻,可谓梦境最显著的特征,诚如清人翁志琦《连夜梦归故乡醒后偶成》诗中所云,“梦境原虚纪,情真幻亦真”。中国古代作家以梦喻人生,喻现实,旨在说明人生与现实的虚幻与短暂,从这一角度来讲,梦幻体验乃是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消极的否定。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相当数量的作家产生过程度不同的梦幻感,并在其创作中留下深深的痕迹。本文拟就梦幻体验的表现、成因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等问题作一初步探索,以就教于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