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制度伦理与法官品性的德性伦理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法律规范日趋完善,司法公正却面临着现实困境。法官腐败屡见不鲜,特别是群体性、团伙性的法官集体腐败案正成为法官职务犯罪的突出特征。这一现象既折射出司法制度的不完善,也折射出法官道德自律的缺失。规制法官司法腐败离不开司法制度伦理与法官品性的德性伦理这两个维度,即整体的司法制度规范维度与法官的司法道德自觉维度。这两个维度体现了法官活动的本体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外在性与内在性的统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司法制度伦理优先于法官品性的德性伦理,法官品性的德性伦理高于司法制度伦理,司法制度伦理与法官品性的德性伦理相互转化,二者相互契合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论我国当代道德建设的法治取向

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法治视野的缺失。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以现代法治为基础,道德规范不断进入法治领域并成为法律规范,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法治文明时代,法律与道德互动的一种趋势。但是,推动法治实现实然和应然两种状态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避免道德降低为法律,也是道德建设重要的价值取向甚至是成功的标志。     

报复公正心理基础与公民道德建设

报复公正与社会道德情绪和司法制度认知密切相关,是人们关于罪与罚的主观认知与估量,具有功能主义与道德主义两种心理逻辑。功能主义逻辑认为刑罚能够震慑潜在的违法犯罪者,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秩序的渴望;道德主义逻辑认为刑罚是违法犯罪者应得的后果,折射出人们对社会道德的认同。报复公正在道德情绪、道德范围、道德载体上具有丰富的学理与现实价值。报复公正心理基础可以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启示:善用道德情绪传播道德观念、凝聚道德共识、强化道德认同;立法中体现道德道义的法律价值,释法中表达法律制度的道德底色;规范践行实体法与程序法,展现道德信念,避免惩罚价值的错误归因。     

论西方公民身份的三重维度——兼评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

公民身份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轴,但主导西方两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法律规定的个体权利是公民身份的核心维度,而忽视了公民身份的道德维度和行动维度,导致西方社会个体主义盛行,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缺失及公民参与冷漠等社会现实问题。而积极的公民身份在本质上不能用单一的法律规定、道德价值和行动框架来界定,而必须实现三者的相融。这也是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消极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极力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培育社群认同基础上的公民美德,倡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要旨所在。但西方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相互较量与争论,并无本质区别,最终目的是为解决西方现实问题寻找不同的路径。     

论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

单一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第十九条进一步细化了公司社会责任制度，但仍为原则性的规定。通过分析该法条，文章得出公司社会责任制度的基本架构，分为两个方面与四个维度。两个方面主要体现在立法思路上的选择，从抽象角度而言，是追求效率与注重公平之间的立法价值选择；从具体角度而言，是单一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保护公司多元利益主体权益之间的立法理念判断。四个维度则体现在具体制度的构建，即法律维度、道德维度、人权维度、公共维度。因此，需要在立法上平衡这两方面之间的关系，并从以上四个维度出发对具体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进行完善。      

现代道德关系中的差异与认同——从伦理的“本真性”到道德的“商谈性”

现代道德哲学承担了在差异语境下建立认同的基本任务。基于同样的问题意识,泰勒和哈贝马斯皆意图从道德的私人领域和政治的公共领域这两个具有内在关联的维度重思启蒙所规划的认同使命。泰勒通过将伦理的“本真性”导入法律条文对之直接确认方式进行论证,哈贝马斯则诉诸道德的“商谈性”及在商谈意义上与法律的同源互补关系为之奠基。前者将差异视为需得到例外保护的特殊的善而有悖于现代道德的认同要求,后者则通过道德的普遍化原则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求交往式认同的可能性。原则导向的道德虽具有知识形式,但借由法律的外在强制对知识化道德之行动软弱性的补救,兼容了差异的道德原则,因而不仅是得到论证的普遍知识,而且同时是能落实为现实的道德行动,从而使认同实现在现实的道德行动而非仅仅是知识论证中。     

规范和价值:从学术的底线伦理到美德伦理

学术道德有规范与价值两个维度,两者区别清晰并天然耦合,产生了学术活动的底线伦理和美德伦理。底线伦理规定了学术活动的现实状态,美德伦理则导向学术活动的理想状态,两者之间存在的张力为学术道德发展提供了动力。学术道德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学者的道德境界从规范之境进入使命之境。     

当下中国需要的法律规范

本文首先探究了制定法律规则应当遵循的三个规则特性,即法律规则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法律规则是对我们现实行为方式的反映,法律规则凝练了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诉求和价值取向,而后分析了我们现实生活中规范制定上存在的许多问题,最后对像中国这样一个社会文化急剧转型的国家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制体系提出了自己的一点见解.     

论法律的道德限制

法律在本体上或规范内容上必然受到道德的限制。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合法性完美状态之判断标准。对法律的道德限制的论证是为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更好地利用"法律"这一人类理性工具。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出发,通过论述道德如何对法律进行限制及限制的程度,认为法律既要服从外在道德,也要服从内在道德,最后得出法律必将由道德理念的法律向道德化回归,即认为法律道德化是法治社会理想状态的归宿。     

道德重建的主体之维

道德重建在以经济的繁荣为物质保障、民主与法制的健全为制度保障、教育的普及为文化保障中 ,重在注意个体的道德责任 ,从观念上改变人 ;从主体的维度看道德重建包括恢复对道德的信仰、对自我的信心和社会的信任 ,这是道德建设中的主体性基础工作 ,只有观念上确立了道德信仰才能确保道德重建的高速有效进行。如此 ,人类才能超越现实 ,走向崇高。     

试析富勒新自然法学的方法论特征

富勒的新自然法学(The revival of natural law theory)继承了以往自然法学(Classical natural law theory)的传统,追求法律的道德价值,强调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但是,在研究重点和以往自然法学有着很大的不同。 以往自然法学研究的重点是一种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上的外在道德价值目标,即法的目的的道德性,追求实体正义(external morality of law)。富勒的新自然法学的研究重点则是国家制定法本身所具有的内在道德价值目标,即手段的道德性,追求程序正义(inner morality of law),并明确提出符合程序正义的八项具体法律原则或标准。 研究重点不同,其方法也就不同。富勒的研究方法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个是把法律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强调手段与目的的整体性和过程的内在健全性;另一个是在坚持追求法律道德根本目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达到法律目的的具体标准,将抽象的价值观变成非常具体和具有高度实践性的事业,强调应该与实际的结合,以及具体与抽象的统一。     

良善刑法的道德标准及其实现途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寻求一种旨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的良善刑法始终是立法者和法学研究者共同的目标。通过对中西思想史的梳理和现行刑法的批判性反思，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和价值分析的方法，指出判断良善刑法的核心标准是道德价值，即良善刑法以人道为底线道德理念，以正义为核心道德理念，以和谐为最高道德理念。同时提出良善刑法的具体实现途径，良善刑法作为刑法的应然状态，必将成为中国刑事法律的终极追求。     

公民道德培育与法治社会实现的探析

道德和法律都是有目的、有价值的理念 ,它们以不同的途径和效能作用于社会 ,而不同的社会所对应的道德和法律也不相同。伦理社会对应的是臣民道德 ,法治社会对应的则是公民道德。公民道德是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 ,法治社会是公民道德信念得以确立的土壤和必要的制度环境     

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分析——以环境价值二元性为基础

环境价值二元性贯穿于环境法始终,对环境法产生了重要影响,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不例外。由于环境价值二元性,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并不能完全适应环境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要求,需要从赔偿主体、损害事实界定等方面进行完善。     

论个体道德力助推社会法治建设的功用

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内容。法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需要，是主体普遍道德需要的制度安排和规范表达。个体道德力，则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助推器”。个体道德力助力法治文化弘扬、推动法治人才培养、促进法治体系建构、保障法治实践深化。但是，个体道德力与社会法治并非总能有效共行、相与为一。从以下几方面构建对策、清除掣肘，全面强化个体道德力对于社会法治之功用，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夯实法律的伦理内涵与价值基础，提升立法的反思和回应能力；构建司法执法与民意的有效沟通机制，考究司法执法实践中"道德话语"的特殊意蕴；加大全民普法力度，提高公民的守法理性，强化公民的守法自律意识，为公民的守法道德确立具体向度；兼顾知识普及、法学研究与价值体认，注重法治人才的职业道德和个人美德培育；德法双修，法德共进，敦促道德教育与普法教育桴鼓相应，并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法律效力的道德条件比较分析

法实证主义将法律效力的条件诉诸社会事实,与道德无关。该主张不能合理解释法律为什么有效,不能区分"守法义务"与"抢匪命令"。同时,该主张将法律效力诉诸于立法者的法律创制活动,由于创制的法律可能为恶,也可能为善,不能避免"恶法亦法"的实践困境;自然法学派主张法律有效必须满足道德条件,符合道德标准。该主张未能动摇哈特关于"法律与道德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概念上的必然联系",反驳了自然法学派关于道德对法律资格效力的影响;德沃金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重点关注道德如何影响和作用法律裁判实践与推理,即最终作为裁判根据的法律,需通过其建构性诠释中的"符合"与道德"证立"的双重检验,换言之,法律是从一组融贯的政治道德原则中推导出来,并为当下的法律实践提供了最佳的道德证立。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关联不等于法律可以独立于道德,法律与道德有必然关联也不意味着道德等于法律。     

关于法家道德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

关于法家的道德思想,本文认为:第一,法家是讲道德的。通过公利,法家把法与善、法与道德统一起来,认为法是善的体现和保证,守法就是守德。第二,法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和特征是守法。以守法为基础,法家论述道德内容与道德层次,以守法为核心把法家道德思想与儒家道德思想区别开来。第三,法家道德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价值。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和道德建设都要求建立守法道德,而以守法道德为中心的法家道德思想的深入研究就十分必要。     

论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之异同及其他

法律和道德是规范社会生活的两种不同的手段,因此它们之间的差异不容忽视。然而,道德和法律之间又有某种关联,这主要是因为道德也是法,可以叫做道德法或道德律。道德和法律可以沟通,只不过沟通的方式不是道德的法律化而是法律的道德化。这是因为道德是一种特殊的法,而一般的法只是道德的底线。     

从权利能力到道德能力

权利能力是私法体系的基石范畴,就其价值内涵而言,甚至是整个法治社会的价值支点。罗尔斯则把道德能力作为考察和建构现代社会的逻辑起点,但罗尔斯的道德能力并没有在本质上区别于权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