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环境中的道德研究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加强法制建设,实施法治的同时,还应注重对法治环境中道德问题的研究。在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法律与道德的作用同等重要。道德的法律化和法律的道德化是实现法治价值目标的两个关键环节。     

富勒的理想世界探析

法律和道德的命题是法理学中的好望角。新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朗·富勒认为法律与道德密不可分。他将道德区分为愿望的道德与义务的道德,并借助这一区分将法律的道德性分为外在道德和内在道德两个方面。探讨富勒丰富而思辨的法律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的法治建设有着诸多有益的启示。     

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图景

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此,必须确立一个目标,即法律信仰,其在形式上表现为法律遵守、法律尊重和法律尊崇,在内容上呈现为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运用两种机制,即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通过三条路径,即规范层面的制度激励、实践层面的过程体验和精神层面的宣传教育。其中,制度激励主要运用道德法律化机制,旨在培训法律遵守;过程体验和宣传教育主要运用法律道德化机制,旨在培养法律尊重和培植法律尊崇。积极培育全民法治观念是个系统工程,实践中必须围绕规则意识、民主观念和契约精神全面实施,实现三条路径间的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最终形成体系性合力,塑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论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一从法律的内在道德谈起

法律在双重意义上与道德发生关系。法律的外在道德是指法律的实体目标,法律的内在道德则是指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的方式问题,即一种特殊的、扩大意义上的程序问题。而法律的内在道德(或称法本身的价值)如强制性、明确性、普遍性、稳定性、官方行为与法律规则必须一致等主要原则对道德具有决定性影响。法律的这一特征启示我们在治国实践中,应明确法治相对于德治的前提地位。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 ——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是法治与德治正确结合的重要途径通过立法或其他方法,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直接、间接和弹性结合,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提供法律依据和保障;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切实加强和完善德育、法制教育等,加速法律的道德化,从而使反映德治要求的法治与法治严格制约下的德治彼此渗透,相互结合.     

法律与道德的张力——兼论现代西方法哲学的内在困境

从亚里士多德将道德作为法律的基础,到康德把法律作为道德之力有不逮的补充,体现出基于城邦群体的道德到基于个人意志的道德的转变,蕴含着法律去道德化和法律世俗化、法律科学化的内在逻辑,功利主义法学、分析法学实现了法律的去道德化。在遭遇第二次世界大战挑战之后,虽然法律的道德内涵重新被发掘出来或建构起来,但德性道德理论并未突破自身意志论的羁绊,现代西方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行为规范存在着紧张关系难以消除,以个人本位为预设的现代西方法哲学仍然面临困境。     

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论“公民不服从”对现代法治国家的积极意义

"公民不服从"与民主、宪政、法治、支持政治权威等现代法治理念在根本上是契合的,并起着积极作用。"公民不服从"有利于抵制"多数人暴政",能够促进法律不断更新和完善,是宪政的内在要求,不服从者对执政党的权威是认可的。     

“把法律作为修辞”的限度——与陈金钊教授商榷

陈金钊教授倡言把法律作为修辞,以对抗当下我国过于强大的政治修辞、道德修辞。该观点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论述的"法律修辞"是一个歧义性概念:把法律作为言语论辩技巧意义上的语言修辞,混淆了法律思维本身与对法律思维的表达;把法律作为论证模式、为结论的可接受性提供说服力的论证修辞,赋予了法律修辞太高的期待。法律修辞或然性推理的逻辑基础、达成主体间合意的路径以及可接受性的评价标准的特点,理论上是对经典法治的反动,实践中因为法律修辞的泛化和滥用而具有背离法治目标的倾向。因此,法律修辞只能是辅助性的法律方法。法律修辞的限度是逻辑,只有将法律修辞限制于逻辑范围,在合理(逻辑)性、合法性的基础上,可接受性才有意义,过度地强调可接受性很有可能将法治导入歧途。     

法治概念的性质探析

法治概念是法治理论的基础,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前提.对法治概念性质的不同理解,内在地包含着对法治建设内容的不同规定,甚至内在地规定着法治建设的不同模式.从性质上讲,不能把"法治"概念局限在法律自身范围之内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法治内在地包含着道德价值追求和基本政治原则,甚至包含着对法律的热忱和信仰.法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因而法治建设也就是一个融政治建设、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程.     

略论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

道德的法律化,是沟通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中间桥梁,它使得社会规范系统中道德与法律的结构趋于合理。从事实层面上看,道德法律化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基础与需要。同时,古今中外的无数次道德法律化的实践也证明了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和重要性。然而,道德法律化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过度的道德法律化或是盲目的道德法律化及以德代法的做法无疑会给法制体系的完备及法治社会的实现带来损害,因此有必要对道德法律化进行适当的限制。     

法与道德——乡土中国社会控制的理论把握

作为社会控制的工具,法律与道德犹如车之两轮不可分离,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中永恒的话题。人类的法律发展史告诉我们,从法律的产生到法治的实现就是一个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交互演进的过程。道德法律化强调人类的道德理念铸化为法律,即善法之形成过程;法律道德化强调法律内化为人们的品质、道德。中国古代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的思想为我们今天采用德法并治之治国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的历史考证。     

法治的德性探析

法治的德性即构成法治社会模式的道德要素。法治主义理论传统通过将多元道德统一化、道德法律化、服从法律神圣化,建构了以正义的道德、规则的道德、服从的道德为主体的法治德性体系,将道德要素有效注入法治社会模式,实现了道德和法律在法治框架内的融合,奠定了法治的正当性、操作性及有效性之源。法治的德性理论表明法治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体,是德法共治的最优形式。法治道德建设品质将决定法治国家建设的质量与位阶。中国的法治道德建设依托灿烂的传统道德资源及伴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定会升级法律与道德融合品质,为人类贡献更高质量的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与法治

法律的道德性问题是法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之间长期争论的焦点。分析实证法学主张道德与法律是可分的,法律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自然法学认为道德与法律不可分,法律本身应该合乎道德。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的道德性要求立法的道德基础、守法的道德义务以及司法的道德判断。     

法律与道德“结合命题”何以可能?——兼评富勒的“内在道德”学说

朗·富勒清楚地认识到,他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本的原因在于各自的法律观不同,而两种不同法律观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由此展开的争论,可归结为"分离命题"与"结合命题"之争,其核心在于是否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富勒对此做过一套逻辑上的论证,其"内在道德"学说旨在克服"分离命题";只不过他所借助的概念分析和模态逻辑,也是伦理自然主义者所借助的重要理论工具。这种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律和法治有重要意义。     

论法治进程中的守法因素

法治社会的显著标志就是法律在社会中具有最高的权威以及人们对法律普遍的遵守和服从。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充分发挥法律对合法权益的保障作用,从而使人们形成那种发自内心对法律的信仰和崇敬,并把法律内化为自身行为的准则,形成守法的氛围。自觉自愿的守法符合法治社会的根本要求,法治社会中理想的守法状态就是在政府守法的榜样之下,民众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是30年法制建设的重大成就,但法律权威并未充分彰显.现行法律体系更大程度上是文本意义上的,更多依赖国家强制力撑持而获得形式上的普遍服从.法律权威应当是法律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的统一.在规范和制度化特征方面,现行法律体系还有尚未形成内在一致的法律体系意义脉络、良性的吸纳和拒斥社会挑战的机制以及由中国社会多重二元性所导致的多重二元割裂等不足.法律权威树立依赖于法律制度化实施,但不能简单地将法律权威与公正司法等量齐观.若要仰赖法律权威推进司法公正,必须在澄清公正司法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之上,遵循若干法治标准和进行有效制度建构才能实现.     

道德与法律:二维规范世界的一元存在——从发生学角度的一种认识

道德与法律是人类规范世界的两个维度。这两个规范维度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具有同根同源性。虽然在文明社会中道德维度与法律维度各有其演化的内在逻辑,但在价值根据及其现实中二者又有着价值上的一元性。在建设现代化法治社会过程中,应当注意这两个维度的统一性。一方面为法制寻求价值合理性根据与道义基础,另一方面为道德建设在制度层面寻求一个现实的支点。     

限制媒体报道的法律渊源和原则

限制媒体报道在中国新闻界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人们通常把它与限制新闻自由联系在一起。但依法限制报道在当代法治国家是一种常态。对媒体报道的种种限制,本质上与新闻工作的客观、公正、平衡等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不了解、不重视、不遵守法律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条文,是我国当前媒体屡屡发生违法违规现象,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处理乏力、管理失效、处置失当的主要原因。我国目前虽然没有专门的新闻法,但限制媒体报道的法律规范不仅存在,而且十分丰富。问题是这类法条来自不同位阶、不同部门,处于散在状态,媒体不易掌握。因此,清晰梳理限制媒体报道的法律渊源和原则,既有助于新闻工作者认识守法的必要性、逐步减少媒体违反法定限制的报道行为;也有助于相关管理部门摆脱"一事一报"的管理方式,真正建立起一套依法处置媒体违反法律限制报道的管理机制。     

论道德在法治社会中的位置

法治建设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至关重要。然而单凭法律的健全和完善就能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的所有弊病吗？有人对此持肯定态度，其原因是：不能正确理解道德和法律的内在联系．对道德和法律的层次关系认识不清，或者将道德和法律的实现形式混为一谈，认为道德的柔性调整不如法律的刚性调整，或者以自己的感情情绪代替理性思考。正确的选择是：在社会中给道德一个适当的位置，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用法治与德治这两种基本手段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