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的道德限制

法律在本体上或规范内容上必然受到道德的限制。法律的"内在道德"是合法性完美状态之判断标准。对法律的道德限制的论证是为了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更好地利用"法律"这一人类理性工具。本文从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出发,通过论述道德如何对法律进行限制及限制的程度,认为法律既要服从外在道德,也要服从内在道德,最后得出法律必将由道德理念的法律向道德化回归,即认为法律道德化是法治社会理想状态的归宿。     

社会转型期改革共识的法治意蕴

在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当下,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改革共识,无疑也具有极强的法治意蕴。"包容性发展"凝结着公平、公正和正义的法律价值,社会诚信建设已超出纯粹的道德范畴而赋予了更多的经济和法律规制,核心价值体系与宪法的内在统一性决定着加强宪法实施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     

法律与道德“结合命题”何以可能?——兼评富勒的“内在道德”学说

朗·富勒清楚地认识到,他与法律实证主义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根本的原因在于各自的法律观不同,而两种不同法律观的核心争议点在于法律与道德关系问题上的分歧。由此展开的争论,可归结为"分离命题"与"结合命题"之争,其核心在于是否承认法律与道德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富勒对此做过一套逻辑上的论证,其"内在道德"学说旨在克服"分离命题";只不过他所借助的概念分析和模态逻辑,也是伦理自然主义者所借助的重要理论工具。这种研究,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法律和法治有重要意义。     

法治思维下的“老赖现象”探究

"老赖现象"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常见现象,也是法律无法有效解决的一个难题。"老赖现象"的普遍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的利益,是对法律以及道德底线的一种挑战。通过分析发现,"老赖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社会诚信价值观的缺失;二是人们法治思维的欠缺;三是契约精神的匮乏。在社会主义法治下,要有效解决"老赖现象",必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诚信价值观;培养人们的法治思维,强化法治观念;弘扬契约精神,建设法治国家。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论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条件

法律与道德、法治与道德建设的关系,是中国在依法治国建设过程中不容忽视、不能回避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如何,是中国能否实现依法治国的关键。文章从法治推动道德建设的条件角度,深入分析了法律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的包容、认同、提升和支持,并明确指出法律与道德本身的自洽互足、法治与道德建设内在品质的相互协调,是法治推进道德建设的保障与关键因素。     

法律内在道德的逻辑与启迪——基于富勒法律道德性理论的中国法治思考

法律的内在道德构成了冨勒法律与道德关系理论的精髓。对于法律的内在道德,应当从三个依次递进的方面予以理解和把握:法律的内在道德存在自身内部的张力和矛盾;法律的内在道德主要是一种愿望的道德;法律的内在道德使法律成为一项事业。法律的内在道德在促成规则之治、引领公民启蒙和推进对话协商三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苏共亡国二十年祭:前苏联全民法治国家理论的法理反思

全民法治国家概念是前苏联由全民民主国家概念发展演变而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法律概念。其核心要义是认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民主、人权、法律至上相统一的、超阶级的全民民主国家;其理论基础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纲领和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前苏联建设全民法治国家的教训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是:要认清全民法治国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区别,要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地位,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     

论我国当代道德建设的法治取向

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这一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法治视野的缺失。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必须以现代法治为基础,道德规范不断进入法治领域并成为法律规范,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法治文明时代,法律与道德互动的一种趋势。但是,推动法治实现实然和应然两种状态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避免道德降低为法律,也是道德建设重要的价值取向甚至是成功的标志。     

论社会发展中的德治与法治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就可以有力的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问题的发生.新形势下之所以强调德治法治双管齐下,这是由德治的内在特点和社会发展的形势所决定的.与法治的强制性,外化性和后补性不同,德治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明显的自律性、内控性和预防性.道德作为一个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其控制力和影响力绝不亚于法律,而其影响的长效性和广泛性更是无以伦比.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文化制约

当代意义上的法治包含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两个方面。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五千年的历史凝聚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对法治现代化建设虽然具有负面的制约因素,但也有积极的作用。构建现代法治文化,应该消除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努力发掘积极因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法治建设提供文化土壤。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是现代各国的大势所趋。古往今来 ,法律和道德都是治国者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 ,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缺少的社会规范。法治和德治两大治国方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关系。道德是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法律应当以完善道德为目的 ,以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为基础。我国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征途上 ,应当同时注重道德建设 ,以“法主德辅”为一般模式     

法治与德治－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支柱

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现代社会文明秩序的基石,法德并举则是维系这个文明秩序的支柱.现代法治渊源于西方法律文化,主体是全体公民,客体是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行为,内涵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以"民本”为核心的传统德治思想渊源于儒学,它强调道德教化、重视社会道德水准提高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为软控制约束必须把握德治的力度、刚度和密度的适度性.法治与德治因其共同的基础和目的而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并重构成了现代国家最完整、最科学的治国方略.     

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十七大关于依法治国的基本思想是：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推进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处理好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法制建设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关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农村法治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成败。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法治的顺利进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采取有效对策,推进农村法治建设。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沈家本论法制与道德之关系评析

作为清末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对中西法律学说均有很深的造诣。他对法制与道德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探讨,认为两者均为治国者所不可或缺,但道德对预防犯罪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另外,执法者的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只有良法而无善人执法,良法则形同虚设。沈家本的思考对我们今天建构一种“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治国模式是有借鉴价值的。     

从摒弃到尊重:现代法治建设与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何种关联,这是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畴中,"传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话语,与传统相关的文化要素基本上被归入旧世界、旧秩序的符号谱系中。在此分类范畴中,西方文化代表着现代、全新、开放、活力,中国传统文化则被认为是滞后的、沉重的、狭隘的,因而是需要变革的。作为这种认知方式的实践,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法律改革总体上走的是西化的路子,大规模移植西方社会的法律制度,深嵌了东方主义逻辑。在法律移植的路径中,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被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事项,并且传统文化会阻碍现代法治建设,需要被批判、摒弃。当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冲突时,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习惯于从中国文化的价值理念层面来寻找原因,如中国人的观念、习惯等。但司法实践一再证明,不受道德和价值观支持的法律系统容易失效,因此,法治建设需要观照中国传统文化,而不是一味地无视它、摧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