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时代的贤能政治——儒家贤能政治传统的现代意义探寻

近年来，贝淡宁的“贤能政治”学说引发许多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争论。要摆脱对二者贴标签的做法，不能简单地将二者对立，并有必要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首先，要更深刻地理解现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利弊，认清只有贤能才能克服民主政治潜在的德性危机。其次，要更全面地理解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儒家贤能政治不仅强调以德性为根本的“德治”，还重视以制度保障为根本的“礼治”。在与君主制彻底剥离后，儒家贤能政治传统可以在当今中国民主政治的德性教化和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预设

民主政治建立在一定的道德基础之上,因而民族的道德理念是民主政治的精神支柱.本文就政治的合道德性来解读民主政治,进而思考中国民主政治的道德预设.西方民主政治的道德前提是自由、平等,但在西方自由民主框架内,自由与平等具有内在的冲突,导致公共生活式微与道德丧失.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高扬公益政治、道德理念,建设和谐社会,也要积极借鉴西方的权利政治、法制思想,实现更加均衡对等的平等,实现公民和国家的自由一致,建设更加人道的共和民主政治.     

“贤能政治”将走向何方?——与贝淡宁教授商榷

"精英主义"原是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倾向,贝淡宁却将它强加于古代儒家与当代中国,谓之"贤能政治"。贝淡宁所倡言的"贤能政治"是一种反民主的政治理论,且充满着逻辑矛盾:它时而是民主制的对立物,时而又是民主制的补充物;时而坚决拒斥民主,时而又需要民主机制来保证其合法性。贝淡宁对民主政治的批评在理论上难以立足,对"贤能政治"的辩护也多似是而非。"贤能政治"的要害不仅在其关于民主的工具理性思维方式,从而否定人民主权,更在于它在本质上是一条回归前现代之路。     

贤能民主：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

近年学界对贤能政治讨论比较热烈，但是基本上把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而论，且主要从干部选拔角度论之。中国政治现实更应称之为贤能民主，是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融合，融合着公意民主和众意民主，融合着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贤能民主，就是选出优质的人并通过优质的人做出优质的决策，不只体现于“用干部”，更体现于“出主意”。用干部方面，“政绩突出”体现着“贤能”，“群众信任”则是“民主”的要求。出主意方面，“民主的决策”是“民主”的要求，“科学的决策”则体现着“贤能”。     

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

钱穆先生针对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学界的“专制政治论”展开了从历史学、政治学、文化学、哲学等诸多层面的反驳与论证，其中的政治学论述集中于作为政制史研究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及作为宪制时评集的《政学私言》，其基本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有别于又可适当兼容西方民主政治的贤能政治学。《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展现了钱穆对一种类似于剑桥学派之“历史情境主义”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区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以及确立政制研究的“七步法”而典范体现于该著作关于汉、唐、宋、明、清的政制个案研究，得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非专制论”，并对中国新政治的建构提出若干建议。《政学私言》代表了1945年前后民国制宪过程中相对缺席之儒家立场，从传统政治论角度对五权宪法给予肯定和支持，并从宪制的多重制度层面提出契合于传统政治原理的意见和方案。钱穆的贤能政治学对中国当代政治学及政治制度研究产生了某种典范影响，贝淡宁的“贤能政治论”以社会科学方法推进了钱穆政治学基本命题的当代展开。中国传统政治对当代政治乃至于全球治理的可能贡献，恰恰在于在一个“民主民粹化”的失序时代重建最低限度的“美德—贤能政治”。     

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

责任是政治生活的基本伦理与核心规范,责任政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秉承并建构的重要形态。基于儒家思想精华,中国责任政治建设的逻辑起点迥异于西方,在责任优先于权利的思路中,形成了从“责任社会”到“责任国家”的路径。在“仁”和“礼”的基础上,儒家思想中的责任贯通了观念、结构与行动,协调了人与人以及人与秩序的关系,彰显了责任社会与责任国家的相互嵌套,在道德与政治的深度融合中提升了传统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性。中国式民主的发展应以传统的责任政治观为思想资源,结合时代进行扬弃,嵌入在责任政治之中。中国式民主以责任和制度规范民主程序中多元主体的关系和交往,不断形塑植根于政治场景与生活场景的两种民主模式,整合“作为政治的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赋予民主以社会性与伦理性,在融合现代文明要素的基础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构建出了独具特色的政治文明新形态。     

尚贤制抑或民主制?——“贤能政治”论争述评

新近一个时期,因应传统文化的全面复兴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原本被束之高阁的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得益于意识形态触媒的接引,而与当下时代发生了化合反应,重又走向思想文化论争的前沿,接受时代的检视、省察和创造性转换。恰值此时,国际思想文化市场的风向也发生了逆变,英美民粹主义思潮的意外涌起和政治自由主义的严重受挫,又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资源的开掘,提供了全球性文化环境和难得际遇。也因此,相关学术讨论一时风生水起。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对话的异军突起,即得益于古今中西之思想资源在这一时代节点上的因缘际会。贝淡宁的贤能政治主张并非"在沙滩上起高楼",而是有其历史与思想文化基础,它是西方社群主义、精英主义基因与东方儒家政治文化资源的奇妙杂糅。这一理论主张所存在的致命缺陷,是既不能周延地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也即政治(程序)合法性这一根本性问题,也不能自足自洽地解决权力的制度性监督与制约难题,更无力提供根本性制度安排,以保护"少数派"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不受侵害。本质上隶于总体性权力架构的贤能政治,其未来命运究当如何,取决于儒家政治哲学、中国道路以及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及其前景。     

中西比较视野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民主”的缺失

中国的改革已然进入深水区,即面临着如何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国其核心便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有诸多人用西方民主政治普适化来期许中国的政治改革。通过对历史上中西方民主政治形成路径的历史对比,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民主"的缺失,认为由于受到历史传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民众政治素养等条件的限制,中国的民主不可能照搬西方的民主,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实施,并且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特质与显著优势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最新制度形态与理论升华,更加切实有效地确保了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彰显出独具特色的制度特质与显著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避免了西方民主模式的民主异化问题,通过健全的民主制度设计,确保了最广大人民的真实意愿反映在国家发展建设的重大决策当中。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现代政治方案,提供了依据本国历史国情与发展道路自主探索民主发展的成功经验,有力推动了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健全与治理效能的提升,为国家治理的长足进步提供了政治动力与制度保障。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了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形态,为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探索提供了重要借鉴。     

从晚清权利观念看清末国家构建的内在困境

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家试图通过建构民族国家以满足和保护个体的自然权利需求,其权利观念中的自我要求较为薄弱。晚清维新思想家受西方近代权利观念的影响,也认为个人可获得应当之利、拥有自主之权,且人人自主乃是国家福祚昌盛的基础。但同时,他们受制于两千年来的儒家思维模式,始终将个人视为道德性的存在,认为个人自主不仅意味着反抗外在强权,也意味着克制内在的非分欲望。在他们看来,这种德性意义上的人人自主,才是真正不变的天下大道;只有人人皆知群己之权界,国家才能进入民主建国的政治轨道。但是,以今日的后见之明观之,这种权利观念固然有其合理之处,却无补于清末国家构建的顺利展开。     

中西政治信任比较与借鉴

中西传统政治信任具有不同的特点:西方认为掌权者信任公民是一种义务,掌权者还有证明自己可以被信任的义务,而没有要求公民信任他们的权利,中国则相反;西方的政治信任调节机制以法律为主,中国则是以道德为主;西方形成了不信任的制度化机制,从中培育出信任,中国以信任掌权者为主,结果总在极端的信任与不信任两极之间摇摆.通过中西政治信任的比较,可以发现中西政治信任各有优劣.为更好地推进中国和谐社会的政治信任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超越传统的政治信任模式,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设新型的政治信任关系.     

“世界中国化”与“中国世界化”的文化-意识形态博弈——观念史视野下“中国道路”的新历史理性反思

"中国道路"是对正在生成中的人类文明新秩序的承载,对新历史理性精神的承诺。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的变迁与实践变革进程,始终受制于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思想逻辑。作为对此种文化宿命的超越性努力,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改革实践,一代中国人秉承新"中华性"的文化期望和观念预设,基于权利政治、公益政治以及人本政治的治理与善治理念,循着合法性论证与主体认同之"道德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文化意识形态"的自主轨迹,始终致力于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之内在公共性特质,旨在实现普适意义上的国民普遍福祉,表现出力图超越狭隘的"发展主义"模式,重建新历史理性,自主探寻能够引领中华民族朝向公正、民主、和谐、共享之自由公义社会前行的文明进步新路的恢弘气度。     

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及世界意义——兼论福山命题的困境

长期以来,西方式政治发展道路模式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似乎只有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现政治发展.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实现了对以票选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超越,打破了"历史必然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福山命题的虚假魔咒.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将政治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效能相结合,注重政治发展的形式与目的 的统一,实现了有效治理、人民民主、公正法治的有机统一,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环境伦理学,一门新的伦理学

环境伦理学是一门新的伦理学。它的主要特征是人类道德对象从人与社会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它的基本问题是：确认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确认生命和自然界的权利,从而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以确保人类对自然的持续利用。中国环境伦理学从介绍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现在要在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中国哲学和思维方式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确立自己的环境伦理学理论模式、概念框架和话语体系,以超越西方环境伦理学,通过不同学派的理论整合,创建中国环境伦理学,使它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为中国人民服务,为建设生态文明服务。     

中西文化比较视野中的中国政治——以心场范畴阐释为视角

中国现代政治,由于采用了大量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发生让西方世界观、认识论、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语言话语结构强加于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情况。这种情况的产生,需要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论述中国的政治,在心场范畴中解读"革命""宪法""权利""政治""民主"等几个关键的中国政治观念及实际运作,以发现当今貌似西化政治观念下的理念与运作之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政治话语意义。     

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析——以绍兴农村“两种”模式为例

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处在探索和发展之中.在多元复合、利益碰撞的社会特型中,"人治"模式逐渐向"法治"模式过渡.借鉴传统中国民间社会治理的思想资源、制度资源并赋予当代农村发展的最新经验和理论成果,是建设既符合民主政治发展,又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可行之路.     

中西方传统价值观比较研究

中国传统价值观包括“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心向善的人性观，群体本位、利他主义至上的道德观，崇尚整体主义、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观等；而西方传统价值观则包括“天人相分”的自然观，人皆自私的人性观，个人利益至上的道德观，自主、自决、自为的社会政治观等。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价值观强调道德性、整体性、伦理性（等级性）和绝对性（一元性），而西方价值观则强调功利性、个体性、合理性和相对性（多元性）。     

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

本文认为,明末清初以黄宗羲、唐甄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的进步思想,属于"新民本"思想,将传统民本思想"重民-尊君"模式发展为"重民-限君"的政治思想模式.这种思想来源于传统,趋向于近代,与西方民主思想同"科"不同"种",在近代中国思想界迎进西方民主时,成为天然的嫁接砧木.     

信息经济学视角下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考

从信息经济学视觉看,治理民主相比西方选举式民主更强调选举之后的权力监督和治理绩效,强调通过各种透明类举措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单纯的"西方选举式民主"不符合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要求。"治理民主"和其所追求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能较好解决中国的问题。     

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

本文从追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流而引出康德对传统自然法概念的改造,即从"自然法则"转移到"自然法权"(自然权利),使之从一种外在束缚的法规引申为一种内在自由的自身立法(自律),从而归结到道德上来.康德把外在法律视为引向内在道德的一个桥梁,并在其中运用了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的原理,使自然法则成为道德法则的一个"模型"(Typus),把传统道德建立于法律之上的模式颠倒为将法律建立于道德之上的模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这一革命仍然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