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商人与辛亥革命

晚清的社会变革使传统商人发生变化,促使了近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近代商人在辛亥革命前的公共领域已相当活跃,致力于新式教育事业、投身公共事务、倡导立宪、主张地方自治。在辛亥革命中,商人利用商人社团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维护各地社会治安;辛亥革命后,商人又竭尽所能为各地军政府积极筹措资金,维持政府开支。近代商人在辛亥革命前后积极参与,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王鹏运与晚清词学群体

王鹏运是晚清四大家的重要代表,他积极参与并领导了清末的几个重要词社,启发和促进了清末词坛的群体意识。在觅句堂唱和群体的活动中,王鹏运与不少著名词家相交结,开始崭露头角;在咫村词社的活动中,王鹏运影响了郑文焯与朱祖谋,初步显示出后来晚清四大家共同的词学追求;在庚子秋词与春蛰吟等唱和活动中,王鹏运身体力行,带动其他成员,将常州派的词学主张发扬光大,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王鹏运所参与并领导的词学群体活动,是晚清词坛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据此梳理晚清四家间的词学传承以及清季常派的发展轨迹。     

晚清新疆吐鲁番厅若干人口问题探究——以清代新疆吐鲁番档案为核心

一个地区的历史人口问题对该区域甚至整个国家来说都有着很重要的研究意义,而《清代新疆档案选辑》(以下简称《档案》)中关于晚清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人口构成记载得尤为详细。从档案中可以分析出晚清吐鲁番城乡人口规模大小,梳理并分析了城乡人口性别比例、城市人口的职业类型以及所涉及的人口地域来源等问题。在此研究基础上对当地家庭社会结构做了复原,从社会层面上对当地人口的经济(职业)结构、民族结构、家庭结构、地域结构等进行了探讨。     

明清时期中央朝廷与地方关系中的江南著姓望族

明清时期,在“家国同构”的伦理政治型社会范式下,江南望族士大夫均有“忠君”之志而皆能尽忠报国,但当他们面对凶险的宦海风波或者政治风险之时,则会选择远避是非、明哲保身的“市隐”生活之路.江南望族士大夫又热爱乡梓、维护地方利益,明清时曾为“江南减赋”不断努力,迨至晚清,江南望族的代表苏州大阜潘氏利用该族控制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社会资源,在各种社会资源的耦合力争下使得“江南减赋”终获成功.     

论晚清湖南经学

晚清湖南经学基本由理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三大块构成,在不同的领域都有各自的典型代表人物,而 各代表人物在治经倾向上又有所不同。晚清湖南经学为近代儒学地域化的重要内容,自身表现出了鲜明的地域学 术特征。在对待晚清湖南经学的评价上,学界历来各执一词,并没有形成客观定性的共识。     

朱尧阶与晚清湘军家族述论

晚清湘军崛起肇端于地方士绅的积极参与。朱尧阶重宗族情谊,淡泊性情,绝意仕进,以设馆课徒为务,并积极参与湘勇水师筹建,热心社会公益。其品格气度成为晚清湘乡乡贤文化的特有写照,也以其别样方式展示了他与晚清湘军之间若隐若现的历史关联。     

公共事务中农民行动策略分析

在花灯节之类的公共事务中,皖南S县Y村农民中的不同群体采取了不同的行动策略。农村中的精英人士十分支持花灯节活动并积极参与其中,还动员他人参与;普通村民则因种种因素的制约对待公共事务的态度不一;未参与花灯节活动的村民主要是出于宗教信仰和经济条件、功利主义的考虑。     

晚清立宪派整体构建状况和群体特征分析——以1905-1911年江苏立宪派为中心的探讨

晚清立宪派作为改革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江苏立宪派则是立宪派的中坚力量,以其自身优势意图引领和把握立宪运动的走向和动态。文章通过考察江苏立宪派的地域特征、人员构成和来源背景可以看出,江苏立宪派群体得以构建主要源于地缘因素与经济基础,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优越的经济条件及开明并保守的政治性格等三个主要特征也决定了其在晚清立宪运动中的政治心理与行为方式,从而使其作为一支重要的基层改革力量对晚清立宪运动的效果产生深刻的影响。     

白话报刊与晚清公共舆论

晚清白话报刊呈现出了诸多现代报纸的特性,它通过在报刊上普及使用"下里巴人"般的通俗式话语方式对传统社会的特权话语体系进行解构,为社会民众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舆论表达空间.在独立性的支撑下,摆脱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充分调动报刊的知情权和表达权,重新建构起信息流通体系和舆论模式,积极地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对国家政府的监督,为晚清社会的公共舆论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移民与故土:旅沪广帮与晚清广东社会

上海是晚清粤商的重要活动区域之一.旅沪广帮十分关注晚清时期广东的主要社会问题,并尽可能地在其中发挥自己的影响.欲全面了解晚清广东社会,必须将他们的活动考虑在内.此个案亦可加深对中国传统移民与其故土关系的认识.     

晚清士人生态与文学活动

晚清文学的繁荣是晚清士人在科举之途堵塞之后的一种创造。在晚清士人走向文学活动的路途中充满了种种社会的、心理的复杂动因。东南沿海口岸城市开放的文化氛围、发达的工商业经济培育了最早的文学读者,也为穷途末路的晚清士人提供了以文学活动谋生的职业机会。因此,考察晚清士人生态的变化,对于把握晚清文学活动的主流、了解文学生产的规律有直接的意义。     

清末少数民族地区田赋征收与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以四川会理屯粮征收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一个多民族县。在四川会理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绅民互控档案中,众多反映因屯粮征收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图景。下层士绅、催粮总催、普通民众在抗粮不纳纠纷中所采取的策略、州官审断抗粮不纳纠纷的原则与取向,显示了晚清下层士绅在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自身权力的来源已发生变化,但其权力并未明显上升,仍然受到官和民的制约。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对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晚清湘人入黔与贵州政治及文化之发展

晚清时期湘人入黔频繁。入黔湘人在平息社会动乱、维护封建一统、强化社会治理、复兴文教、推动新政和方志编纂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入黔湘人以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为指导,在晚清的贵州进行了一系列变革,改变了贵州旧的思想观念,推动了贵州文化快速发展,对晚清贵州优秀文化品格诸如开放与兼容并蓄等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晚清湘人入黔,是省际人才流动的重要表现,对区域文化发展贡献巨大。     

晚清民初苏籍译家群的生发及地域文化缘由

晚清民初在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译介和传播方面,苏籍译家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具有家国天下的胸怀,为拯救民族危难、改善社会民生、启迪民智寻找良方.他们立志翻译事业,译笔间传达出对民族兴衰成败的使命感.基于史料的爬梳与总结,聚焦晚清民初时期典型的苏籍译家的译事、译著,审视他们的翻译贡献,并从地域人文传统的视角进一步窥探苏籍译家群生发的地域缘由.     

曾国藩对晚清翻译活动的影响——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为例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洋务运动中支持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组织了大规模的译书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赞助人”是文学系统之外影响翻译活动的重要因素。赞助者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某个社会特定时期翻译的选材和具体操作。从赞助人视角出发,探究晚清时期曾国藩作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主要赞助者对当时翻译活动的影响,指出其对晚清翻译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文本、译者和翻译策略的选择三个方面。     

论晚清重商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19世纪中叶,晚清社会兴起了一股激烈地反传统的重商思想,一些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经济因素伴随着重商思想的发展而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这些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因素,从思想、经济、政治等方面奠定了晚清社会近代化转型的雏形。在重商思想的实践中,晚清中国开始了举步维艰的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的工商业社会转型的近代化历程。     

关于晚清香山籍留美幼童的地域集中性--一个群体研究的视角

挑选幼童出洋留学,"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举措,开创了中国近代官费留学的先河,影响至为深远.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晚清留美幼童常有提及,但较为系统研究留美幼童群体问题的专论则是鲜有的.本文试图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以香山籍幼童为研究对象,对晚清留美幼童地域集中性问题以及他们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作用和影响作专门探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妇女的政治参与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给英国妇女提供了参与政治事务的契机。妇女在革命期间积极参与了社会政治、宗教、战争等方面的公共事务。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妇女最主要的参政方式是议会请愿和发表公开言论。妇女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的政治参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英国妇女的女性意识,促进了她们的自我觉醒,有利于引导她们走向自我解放的道路。     

论晚清政府对外军事借款

晚清对外军事借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晚清军事借款肇端于１８５３年，并一直延续到清朝灭亡。根据对外借款的用途不同，其内容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由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特殊，这类借款也呈现出多重性质。军事借款的出现，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研究晚清对外军事借款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湘军与晚清社会转型研究

湘军肇兴以宗法关系为身份依据,成为解读晚清社会转型的一个初始密码和历史样本。晚清社会结构的军功阶层由社会边缘进入中心、地方绅权扩张、渐进式制度博弈、满汉认同中的满蒙特权与汉族意识成为湘军体系背景下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镜像。由此,传统的宗法“自然共同体”开始被政治利益共同体所取代,成为左右晚清政治变化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