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士绅家族——以晚清江南减赋为中心

赋税是传统中国国家与地方关系中最直接的纽带,围绕赋税的数额及征收方法的变化,可以窥视国家与地方之间权力关系的演变。江南重赋由来已久,士绅作为官民之中介,在明清减赋中的角色前后变化很大。本文以晚清苏州潘氏在减赋中的角色为例,通过分析相关谱牒文献资料可以发现,在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家族、家族与家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士绅家族是如何积聚其社会资本,并如何发挥其效用的。从晚清江南减赋的过程看,其成功的根本原因离不开国家与地方权力关系变化之大势,其次则是士绅所控制的社会网络构成了有效的社会资源,各种力量的耦合共同促成了减赋工作的顺利进行。     

晚清庐州士绅与传统文化的复建与传承

作为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独特社会阶层,晚清庐州士绅群体的发展与地方社会结合密切,士绅阶层在经历了整体实力壮大后文化权力张扬,积极投身地方文化建设,并将儒学传承与文化传播相结合,实际承担了基层社会传统文化承续与传播的历史使命,在晚清社会文化秩序的塑造与维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清末香山的乡约、公局——以《香山旬报》的资料为中心

笔者曾在学报发表过关于晚清广东士绅基层权力机构"公局"的论文,但限于资料,研究得尚不深入.本文主要利用清末广东香山县地方刊物<香山旬报>,着重讨论香山公局在诉讼、缉捕事务中官绅、官民、绅民关系等问题.考虑到晚清的香山是广东经济较发达、社会变迁较迅速的县,旧式士绅权力机构与新政时期成立的绅商机构在行使权力时有不少交集,因此,对香山县的个案作较为深入的分析,对探讨清末珠三角甚至范围更为广阔的区域的社会变化,应该是有一定价值的.     

晚清广东的"公局"--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权力机构

在19世纪50年代因镇压红兵起义而在广东普遍设立的公局,后来演变为广东士绅控制乡村基层社会的常设权力机构.它拥有武装,征收局费,有稽查、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立法权,使清朝的统治得以延伸到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研究广东公局,有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晚清士绅的地位、作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晚清士绅的文化权力与近代政治运动

士绅集团是影响晚清政治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文化及政治势力,其文化权力来源于科举制度下他们掌控儒家思想解释权的独特地位。晚清主要政治运动及其结果都可以从士绅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中得到解释,如太平天国反孔的文化立场遭到了士绅的激烈抵制是其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晚清的自我改革运动由于侵犯了士绅的文化权力而遭到失败;近代乡村由于士绅势力的没落而导致乡村文化素质的普遍降低等。     

清末民初县级财政的出现与公款公产的转变——以江苏省宝山县为例

清末民初,江苏省宝山县财政收入的来源和征收方式、支出方向,负责的部门以及与上级财政系统的关系,既延续了晚清时期的传统,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预备立宪阶段,中央政府虽然明文规定了中央财政与省府州县城镇乡地方财政的关系,但在省与州县、县与乡镇这些更细的层次的划分却是混淆不清。在推行自治清理收支的过程中,很多原属地方士绅自我管理的产业被纳入地方财政系统中,从而引发了很多纠纷,部分旧事业的功能和公用被取消或抑制,部分则继续发挥其原有的功能。在以上转变和博弈过程中,地方公营事业和财政系统都相应得以调适。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     

评《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帝制时期,现实生活中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之间关系怎样？它们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作为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关节点的士绅阶层是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一直是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历史的重点之一。     

晚清县官韩仲荆的家庭医病活动研究

晚清山西高平知县韩仲荆的日记中有大量关于他和家人日常生活中疾病与医疗活动的记录。面对疾病,韩仲荆及其家人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应对,既有传统医药疗法,又有道医仙术之法,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从韩仲荆及家人的医病认知来看,他们既希冀医药奏效,又笃信天命之说,具有明显的传统性。在韩仲荆家庭的医病活动中,权力关系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点,病家掌握着医病关系中的主导权,而男性权力在家庭医病活动中亦有绝对的彰显。考察韩仲荆家庭的医病活动对深窥晚清下层官员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异变与糊裱——晚清时期皖北匪患的成因与应对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传统社会的控制力不断销蚀,清廷对地方的统治渐次失位。这一时期,地处淮河流域的皖北地区在传统民风异变、地方固有自救模式荒废、特殊的地缘因素以及灾害多发等原因的综合影响下匪患频仍。为了巩固自身统治以及维护地方秩序的稳定,清廷和地方士绅采取以下应对措施:首先以教化为本;其次将官方传统的蠲赈与新式"以工代赈"相结合;最后注重地方自救模式的重建。然而,深入考察这一系列应对措施对晚清皖北社会发展的作用,却极其微弱。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本文概要地阐述晚清士绅演变及分化的原因、途径、局限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认为19世纪下半叶士绅对近代化的挑战回应迟滞,20世纪初年在清朝新政与宪政背景下的演变,导致这一群体的分化与重构。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坚阶层,晚清士绅群体的动态对这一阶段中国的近代化有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士绅在清末新政与宪政中的广泛参与,一方面有利于变革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掌握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经济设施的士绅自身的近代化程度有限,也给清末的近代化进程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19世纪后期清政府权力结构变化及其影响

在中国由传统型国家向近代型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从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的权力结构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满权汉移和权力由中央下移到地方。权力结构的变化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社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政府得以扑灭了太平天国起义,暂时度过了统治危机,但是也造成了晚清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和中央权威的衰落,这种局面又使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徘徊不前。     

实用型司法:近代中国基层民事审判传统

传统中国基层民事审判是在不同于西方法官体制的背景下,由全权掌管地方事务的州县官进行的以尽快平息讼争为目的的纠纷解决方式.民国时期,由于西方法文化尚未完全渗透到中国基层,民事司法仍然保存着传统儒家政治文化的实用型特征.这种司法模式以地方官员的全能型权力为基础,以最有效的纠纷解决为目标,以不违背官僚追责和道德操守为限,在基层社会有效地维持着地方关系的运行和熟人社会的人际关系.这样一种围绕纠纷解决而非法律适用的实用型基层民事司法可视为近代中国一以贯之的特点.     

晚清台湾社会的转型及其特征

清代前期的台湾属典型的移民社会。到了晚清，在台湾移民的后裔逐渐取代新移民成为居民中的大多数；居民中祖籍分类意识趋于淡薄，超祖籍的祭祀圈和血缘宗族普遍出现，居民对现居地认同感增强；地方文教的普及和科举的兴盛造就了一个士绅阶层；中华文化及传统道德观念已在台湾扎根。台湾由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干草会”事件及其所反映的山西基层社会

清末民初,晋东南地区的高平县、长治县、长子县等地发生了民众以抗捐税名义焚烧士绅及新式学堂的＂干草会＂事件。这一事件是在当时社会动荡、基层控制力减弱、清末新政中加征新捐税等多个客观条件下产生的一场民变。通过乡村失序情况下暴力的社会动员方式,＂干草会＂事件实际上是基层民众＂反近代化＂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暴露了国家权力中空后,士绅与基层社会出现了严重冲突,使得传统的乡村关系也逐渐瓦解。     

湘军与晚清社会转型研究

湘军肇兴以宗法关系为身份依据,成为解读晚清社会转型的一个初始密码和历史样本。晚清社会结构的军功阶层由社会边缘进入中心、地方绅权扩张、渐进式制度博弈、满汉认同中的满蒙特权与汉族意识成为湘军体系背景下晚清社会转型的历史镜像。由此,传统的宗法“自然共同体”开始被政治利益共同体所取代,成为左右晚清政治变化的重要变量。     

农村房屋征收中的博弈与冲突

房屋征收引发的冲突是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问题。在农村房屋的征收博弈中,地方政府和被征农民都具有理性行动的策略,从而具有各自的行动逻辑。在房屋征收中,既有权力对权利的压制,也有权利对权力的抗争。非市场化的补偿使得农民的“禀赋效应”与政府的“公正补偿”存在价值观的冲突,而强制交易的征收逻辑致使冲突发生、矛盾升级并产生“合作者亏损”的博弈结局。因此,房屋征收制度的改革与调整不仅应朝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还要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对征收博弈中的各方进行必要的规制。     

清末教案中地方官绅应对策略探析——以衢州教案为例

清末衢州教案是在当地民教矛盾日深的基础上因维新派官员吴德潚与当地士绅在对基督教会上的显著分歧所引发。衢州镇道府官员对士绅民众反教斗争的纵容、包庇甚至公开参与则使反教运动一度失控,酿成巨案。案发后作为地方大员的浙抚刘树棠、臬司荣栓与蕃司恽祖翼的应对策略各异,这种差异是清廷中央对教会政策摇摆不定在具体地方社会的缩影,亦透露出晚清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然发生松动。地方官绅往往基于自身价值观的考量,在处理区域危机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分化。     

晚清翻译与"翻译的政治"

所谓“翻译的政治”,是指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以及相关的操纵策略。文章选取对晚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严复、梁启超、林纾等三人的翻译,探讨在其翻译活动中体现出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操纵策略,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晚清翻译思想和实践的理解与阐释,同时也为“翻译的政治”理论提供近代中国语境下的例证。     

创建权之争:水利纠纷与地方社会——基于清代鄱阳湖流域的考察

清代,在鄱阳湖流域内的乌石潭陂、槎滩陂和北澳陂水利系统,地方社会围绕水利工程设施的创建权属都发生了激烈的矛盾纠纷。这种文本纠纷的发生,源于地方社会宗族观念的浓厚基础,也是地方民众争夺用水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地方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和社会秩序的变化,表现出区域类型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