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军吏”涵义在先秦时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属“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也以将领所辖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属吏为“军吏”,不过,“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由于“军吏”范围宽泛,其上下层之地位亦相去悬远。吴简中的“军吏”属于军中下层吏员。他们与其他“吏民”一样被编入基层户籍,在经济上与其他编户齐民一样都有“名田”的权利和赋徭的义务,在政治上同样都有赐爵的权利。“军吏”在吴简中的六种“吏民”中,其待遇、地位等同或略高于普通农民和“卒”,而低于“士”、“复民”和“吏”。吴简中的“军吏”与刘宋时期始兴郡“大田武吏”无必然联系,后者是地方武装性质的“兵”而非“吏”。     

秦朝"以吏为师"及其相关问题考辨

"以吏为师"是秦国暴政的手段之一,这种畸形教育制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尊奉法家反对儒家是导致"以吏为师"的根本原因,分封与郡县制之争导致了"焚书坑儒"与"以吏为师","坑儒"事故使"以吏为师"的畸形制度进一步巩固.究其实质,"以吏为师"在于加强思想控制."以吏为师"破坏了秦朝的文化教育,对先秦时期行之有效的"官"、"私"学之教育制度,也是一次致命的破坏.     

《太史公书》由"子"人"史"考

"史"字在先秦时期本指"史官",并无称"书"之义;"史"之称"书",合称"吏书",也有其复杂之变迁过程.<太史公书>本非"史书",亦无今日<史记>之名."史记"一词在先秦时期原指"吏官之记",后始成为<太史公书>之专称.而<太史公书>转为<史记>专名化之过程,实亦即<太史公书>在属性认知上逐渐史书化之过程.司马迁之<太史公书>亦由私人家言的"子书"而逐渐演变为所谓"史书",并被称之为"史记"与<史记>.     

"庄蹻暴郢"考

"庄蹻暴郢"实为庄蹻掘墓暴尸骨于郢都。楚怀王二十八的垂沙之战后,庄蹻率军在郢都追究垂沙之战楚国军官和士兵战败的责任,抓捕前线战败者的家属,并掘战败者祖先之墓,暴尸骨于郢都。结果遭到民众的反抗,将斗争扩大化,"杀了无罪之人",引起郢都百官震动,"相暴相杀"。庄蹻因此而立功并被提拔为将军,并于二十五年之后,率军入滇。百姓因其乱杀无辜称其为"盗"。"庄蹻为盗于境内"就是对"庄蹻暴郢"的谴责。     

北魏军镇长官多种官称的历史语境考察

北魏人对军镇长官有多种官称,如镇都大将、镇大将、镇将、都将,对副长官也有副将、都副将两种称号。考察当时语境,不见这些官称之间有品级划分,相反,当时人们往往将之通称。结合北魏前期以都将、军将、统、幢将为主体的军官制度加以考察,前期军镇官制与军官制度同源。北魏前期,军镇长官的正式职称为镇都大将,镇大将、镇将、都将为其简称。同样,都副将、副将也为同职异称。孝文帝太和年间官制改革,北魏后期军官制度以别将、统军、军主、幢主为主体,相应地,镇将代替镇都大将成为后期军镇长官的正式官职。     

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探析

朱元璋"重典治国"思想的产生及法律实践有其深广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心理和政治基础.明初所谓"重典治国",其实就是重刑治国,其重点在于重典治"吏".然而,尽管明初朱元璋实行的"重典治吏"严酷无比,但在一个集权专制的社会里,人治大于法治,"重典治吏"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在客观上造成了有害的后果.它给人们的历史启示是要从根本上根除腐败的痼疾,就必须崇尚法治.     

秦汉之际国家意识形态通论--关于"以吏为师"、"黄老无为"与"独尊儒术"的比较研究

从"以吏为师"到"黄老无为"再到"独尊儒术",是秦汉时期国家意识形态三次更迭的历史过程.李斯提出"以吏为师",乃是拘于一种历史的惯性,固守法家传统,却违背了历史潮流;汉初新道家,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未能充分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从而限制了"黄老无为"在政治和文化上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董仲舒提出"独尊懦术",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但把儒学上升为政治意识形态,致使中国古代政治和文化都蒙受巨大的历史流弊.历史告诉人们,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复杂的关系.必须始终注重把握好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才能够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践中相得益彰、相互促进,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唐代"山人"考论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汉代长跑卒“伍伯”考略

"伍伯",常见于汉画像石,传统体育史研究者一直将其视为中国古代长跑卒的一种,位于官吏出行车骑前列,导引除障。但在史籍中"伍伯"、"五伯"、"五百"常常容易混淆,如:夏商周时期或春秋战国时期,"五伯"多指"五霸";而汉朝军事系统中亦有"五百",为带兵的军职。"伍伯"除车前导引之职责外,还兼"行杖"及"夹门执戟护卫",役吏性质明显。两汉时期,类似"伍伯"之长跑卒数量非常庞大,在民间、边郡地区基层长跑现象十分盛行,长跑运动有很大发展,已成为社会常态。     

走马楼简牍所见"吏"在城乡联系中的特殊作用

在秦汉以来逐渐成熟的行政体系中,"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长沙走马楼简牍中的相关资料,为我们认识孙吴长沙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提供了诸多信息.分析当时"吏"在城乡联系中的作用,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史,有积极的意义.     

论《左传》中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之消长

《左传》以其张扬的理性精神,昭示着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卜筮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左传》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存的产物。本文从《左传》文本中出现的大量卜筮现象入手,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彼此的消长情况。《左传》中记载的卜筮现象,正说明史官文化最终覆盖了巫官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有量变而无质变:清朝道光时期的财政收支

清代的财政收入包括田赋、盐课、关税、杂赋、捐纳和报效,支出则分为皇室经费、俸禄、兵饷、驿站、科场学校、河工塘工经费。道光时期,地丁银始终是最重要而稳定的财政收入,其他各项收入有一定的波动,但意义有限。这表明,即便此时中国已经开始向近代社会迈进,但基本的财政收入格局并未发生改变。与此同时,支出虽有较大幅度增长,但从总体上说,财政收支尚未走到崩溃的边缘。从这个角度来看,道光萧条说似值得商榷,可将其概括为有量变而无质变的过渡型财政。另一方面,清廷对全国财政的控制能力已降至极低水平,即便发生巨额的支出,如军需、河工及赈济等,也仍然凭临时的调补来支持,可见统治者尚缺乏长远的打算和通盘的考虑。可以断言,即便没有发生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清代的财政体制也到了必须做全新调整的时候。     

论王维“无可无不可”说及其思想渊源

本文从儒、佛、玄等思想背景论证唐代诗人王维在亦官亦隐、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哲学背后 ,所恪守的仍然是封建时代的君臣大义和济世意识。     

“阿里郎”与佛教文化之渊源探微

阿里郎的寓意应从梵语和佛教世界里去寻找,朝鲜高丽末期爱国忠臣全五伦的阿里郎汉诗和16世纪两班文人南师古诗歌的释义指出了阿里郎所蕴涵的佛教哲学的色彩。     

“后奥运”时代中国运动员的“后运动”生涯探析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竞赛成绩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而很多奥运冠军们的命运也随着金牌的到手而发生了改变。后奥运时代已经到来,有的功成身退,有的继续坚守。探讨"后奥运"时代中国运动员的"后运动"生涯,加大"体教结合"的力度,整合社会多元力量,拓宽运动员就业渠道,为优秀体育人才步入社会提供更丰富的土壤,是我们当前亟待解决的和研究的课题。     

梅文鼎与"西学中源"说

"西学中源"说萌芽于明末,形成于清初,大盛于清代中期,梅文鼎是这一学说的集大成者.他通过论证西方天文学中的许多论断均见于中华典籍,来证明"西学中源"说的正确性.梅文鼎"西学中源"说的理论形成与其生平、所受教育以及仕途情况密切相关."西学中源"说至清末则进一步发展,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并且至近现代余韵犹存.     

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现有制度的缺失、基层环境差及大学生自身的困惑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学生村官的职业发展.为此,要进一步从推动各项配套制度改革,改善基层环境,转变观念.提高大学生素质等方面解决好大学生村官职业发展问题.     

发现与失落——中国20世纪文学对“人”的解说

在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中,作为时代中心行为的思想启蒙是以“人”的发现作为话语核心的。从近代的“新民”到五四“狂人”,从浪漫诗人到铁血战士,由英雄到神再到凡人,正是在不同历史语境的不同阐释中,也同时是在不断的发现与失落中,“人”寻求着自身的存在方式。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记录和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条途径,既本真地记录着这个心路历程,又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人”的塑造。     

论“夸富”类题材汉乐府的官职问题

“夸富”类题材汉乐府涉及到的官职名称中,郎官占有相当一部分,如“侍郎”、“侍中郎”等。联系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的一般仕历,考察郎官的沿革及选拔途径,明确汉人热衷于郎官的原因,从而深刘理解此类“夸富”作品的文学特点,即作为口头文学的祝颂辞,歌者往往会根据祝颂对象的不同来改变歌辞。     

魏晋迄隋官员任期探讨

曹魏官员尚无明确任期规定,两晋始规定官员任期为六年.南朝刘宋前期行六年之制,后期改为三年制,此被南齐、萧梁和陈朝继承并有所变革.北魏早期以久任为原则.自孝文帝至北魏末,地方官任期为六年,中央官则为三年.北魏宣武帝后规定散官任期为四年.东魏北齐地方官任期不足六年,西魏北周内外官任期为四年.隋朝开皇年间几经改革,至开皇十五年文武长官任期稳定为四年.杜佑所云"魏晋以后,皆经六周"的说法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