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反抗与自然的呼唤——《阿Q正传》《边城》生命观比较

鲁迅和沈从文通过《阿Q正传》《边城》的文学创作阐述对生命和人生的认识,执著而痛苦地探寻生命意义与价值。鲁迅要求我们要正视中国人的生存困境,并且反抗一切妨碍国人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黑暗。沈从文则认为,生命是上帝的造物,本质上是美丽的,生命本性只有在其最初家园即自然中,才能得到真实而充分体现。文章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即生命形态：卑琐萎缩与刚柔相济的不同展演;生命内核：祖先崇拜和爱与美的张扬;生命归宿：摧毁奴隶根性与天人合一的境界。     

《阿Q正传》中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主题

《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在于它不仅暴露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的弱点，而且也揭示了民族衰败的根源。阿Q的失败不仅是国民性的失败史，也是民族的失败史。通过阿Q这个典型，鲁迅揭示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渗透了作者对民族和人民伟大的爱。     

《阿Q正传》与国民性

在文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中,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一根本原则,是当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最近,重读了鲁迅不朽的杰作——《阿Q正传》,并翻阅了有关资料,深深感到对过去在《阿Q正传》研究中的某些问题,从实际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只就《阿Q正传》与“国民性”等有关间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就正于同志们.     

夹缝中的人性与人情——说《萧萧》

沈从文文学作品中人性内容的表现几乎贯穿全部,或是赞美或是批判."湘西世界"中生命、人性以自然自在的方式存在,而所谓都市文明社会中生命、人性却以畸形病态的变异生成.《萧萧》是这些作品中别具一格的,它把野蛮风俗与封建礼制压榨下的湘西人质朴的自然人性和人情之美从容舒缓地表现出来了.丑陋、残酷与宽容、豁达鲜明的对照之下更显人性之光的闪烁.     

从新文学经典到大众化的艺术形式——《阿Q正传》从《晨报副刊》到《麒麟》的改编

鲁迅的《阿Q正传》是新文学的经典之作,思想意蕴深刻,回味无穷,启发一代又一代中国民众的觉醒.作品构思独特、艺术手法精湛、内容贴近生活现实、故事的可读性强,影响较大.小说自1921年发表于《晨报副刊》后,不断有人将其改编为剧本等文学形式.1941年,伪满期刊《麒麟》曾刊发过杨六郎改编的单弦弹词《阿Q正传》.这些改编都试图让“阿Q”从知识分子的新文学书斋走向大众的文艺场,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并了解“阿Q”.改编者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煞费苦心的改编尝试,力求通俗化解读《阿Q正传》,把这部新文学经典引向普通的阅读群体,既体现了鲁迅精神的再度“呐喊”,也推动了鲁迅精神的传播.同时,经典改编本身也成为文学经典化的过程.     

执着于人性美的理想——《边城》与《强盗》的比较

对《边城》与《强盗》的比较,可以发现席勒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存在诸多相似,他们都试图通过审美的途径实现人性的完美,从而实现改造国民性的政治理想。他们在反思民族危机的过程中,把弥合人性的分裂作为解决国民性问题的基石,而且在大量的文学创作中对人性美理想做了形象化的表达和演绎,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文学理想和美学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     

知识分子如何启蒙?——《阿Q正传》再解读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总是把阿Q与"国民性"联系起来进行解读,《阿Q正传》也被认为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集大成之作。尽管小说确实有批判国民性的一面,但是,对这一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仅仅关注于阿Q行状的国民性,而遮蔽掉了小说序言中的某些重要信息。鲁迅批判的对象并不仅仅只是阿Q这样的愚昧民众,他同时也指向了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新旧知识分子。通过序言及小说中对赵秀才、钱假洋鬼子的书写,从而把虚构的小说与现实的生活联系了起来,促使读者去重新反思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论《国画》的国民性批判主题

王跃文官场小说《国画》是一部承接鲁迅国民性批判精神的力作;作品中主人公朱怀镜貌似堂皇的种种“官场智慧”中,隐伏的是严重的国民劣根性,这一灰色官员形象的塑造,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国民性的批判;在中国当代文学国民性批判主题日渐被悬置的背景下,《国画》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高兴》与《阿Q正传》的比较分析

当鲁迅针对封建而启蒙成为现代话语经典之后，贾平凹却在针对“现代”而焦虑与怀疑。从底层书写和启蒙叙事等角度观照和比较《高兴》与《阿Q正传》，从蒙昧与启蒙、卑微与自慰、反思及变形等方面初步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二者虽都是具有原创性的“正传”，但写法不同，语境不同，详略不同，对弱者精神世界的集中关注和深层透视，却是一脉相承或颇有相通之处的。     

《边城》:人性美的构筑

“人性”在沈从文心目中一直占据着至高无上的位置。在《边城》中,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作家一砖一瓦地堆砌他的理想家园,看到他对人生、社会的深沉思考和探索。《边城》深刻表现了作家对“美的人性”的赞美,对生命理想的倾心追求以及对于潜隐的人性悲哀的揭露,而这一切无不植根于其对理想家园的建构。     

《阿Q正传》艺术谱系析解

《阿Q正传》的艺术谱系可从叙事与形象两方面采用作品细读的方法来查考。《阿Q正传》的叙事手法与中国小说的史传式叙事手法恰相反对，而与《红楼梦》紧密相承；阿Q的精神气质是《庄子》“圣人”形象经历史积淀后的粗卑化呈现。     

民俗与人情——论沈从文《萧萧》

沈从文的作品构筑了湘西的民俗风情画及人性善美面所展现的乡土人情,以此而言,的确和老舍、赵树理等出身于民间的作家一样有着描绘民间文化自由自在精神的本质。这些作家都善于运用民俗承载民间充满着清新刚健的生命情趣与活力;然而民俗并非全然正面,人情也未必美善。《萧萧》一文内容述及封建社会对女性带来极大精神创伤的“童养媳”习俗及民间以私法惩罚情感出轨者的陋习。沈从文综合了风土描写、人道主义与知识分子的批判,从“山山水水和人物风俗”的美善视角书写出《萧萧》中的悖反与颠覆。因成长环境使然,他善于将民俗风土运用于创作中,再加上受到来自周作人“人学”的影响,对社会上有违人道的事件有所反映。《萧萧》在沈从文“追求美善人性”的思考下,综合了看似矛盾的陋俗与乡土中的良善人情。     

人性的“神庙”与“铁屋子”——从《萧萧》到《湘女萧萧》

沈从文的小说注重描写人性的纯美和质朴,他一直着意在文本世界里构建希腊式"人性"的小庙,《萧萧》便是经典的一例。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牵绊,电影《湘女萧萧》则将小说里对人性本然的描写悄悄做了位移,成了反思封建社会和人性的工具,湘西也被描绘成束缚人性的"铁屋子"。     

启蒙·国民性·革命:从《呐喊》《彷徨》重估鲁迅思想价值

启蒙、国民性与革命者三个问题一直以来是鲁迅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对这三个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阿Q这样的"愚弱"国民,从而忽略了鲁迅对于知识精英们的不满。鲁迅的伟大,并不在于他批判了多少不能自我言说、连圈都画不圆的阿Q,批判了多少目不识丁的"看客",而在于他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以冷静的理性思维,挑战着知识精英们的话语霸权,揭穿了启蒙现代性的神话,以及在现代启蒙神话裹挟下的盲目"革命"的冲动。     

琐谈阿Q典型的国民性、阶级性及人性问题

关于阿Q是什么典型的问题,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对于阿Q是不是“国民性弱点”的典型的论争,意见也很分歧:有的认为阿Q就是“国民性弱点”的典型,不是落后农民的典型;有的认为阿Q只是落后农民的典型,如果把阿Q看作“国民性弱点”的典型,那就等于说阿Q是超阶级的典型,就是宣传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显然不是我们所能胜任的,但我们在教学中又经常遇到这些问题,现在只是权作学习,提出几点粗浅看法,供研究者参考。     

鲁迅的“国民性”概念有明确的阶级内容吗?

关于鲁迅早期对中国国民性问题的探索,是研究鲁迅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研究鲁迅五四时期小说创作,尤其是关干《阿Q正传》的思想意义的重要问题.《〈阿Q正传〉与国民性》一文(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就提出了这样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读了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愿意提出来讨论讨论.     

“改造国民性”的继续——苏童《碧奴》新解

苏童的《碧奴》在“重述神话”的外衣下,潜藏着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改造国民性”的继续,是启蒙思想在新世纪的话语突围.《碧奴》中的启蒙思想,是通过对麻木庸众的批判和对执着精神的赞美两个方面得以表现的.     

也谈《阿 Q 正传》的主题

鲁迅先生的《阿 Q 正传》发表已近六十年了。人们对阿 Q 的典型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对《阿 Q 正传》的主题思想,人们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绝大多数论者认为主题包括两部分内容:批判国民性,批判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认为主题就是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批林批孔”时,又有人认为主题就是“批孔”。还有人认为主题是劳动人     

20世纪中国文学改造国民性话语的错位性

从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时期思想解放这三次启蒙高潮中抽取以“改造国民性”为主题的经典文本进行切片分析,会发现该话语在奠基、展开和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错位性。《新中国未来记》的乐观启蒙想象与深重现实忧患、逐新艺术追求与滞后主体意识、明确启蒙导向与冷落接受反映之间的错位;《阿Q正传》的悲观启蒙反思与乐观文化思潮、超然叙述人的自我审视与启蒙权威话语缺乏自我质疑、透视人性主旨与唯一启蒙期待之间的错位;新时期愈有意识继承该话语却愈远离其精髓,愈要超越却反而在无意中继承了它,这些无不启发着对中国文学现代转型曲折性的新认识。     

湘行“构象”与沈从文的生命观——《湘行书简》到《湘行散记》中的水手形象

《湘行书简》可谓《湘行散记》的创作“底本”,二者在内容上具有衍生关系,却分别有着“即时记事”和“延时创作”的不同写作特征.《散记》中呈现了临对不定性命运“固执”担当、求取生存的边地水手形象,却与最初“书简”的陈说颇具差异,体现出能动的建构性.《湘行书简》记存了沈从文还乡途中对湘西生命由怜悯到敬、爱的情感更变过程,《散记》中的边地水手则是这一过程中逐渐孕生的生命观影响下的文本“构象”.“构象”过程体现出沈从文希望以原乡生命力补济现代文明的文明本位与现实关切.他的生命观可以被视作一个以“命运”、“意志”为边际二维的复调、动态的“连续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