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种植户风险态度对信贷约束效果的影响——基于四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由于涉农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不足,我国农户受到严重的信贷约束。基于对四川、河南、浙江和黑龙江4省1 030份粮食种植户农户样本,运用Logit计量模型分析农户风险态度对各类信贷约束效果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前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约束率达到71.6%,由于农户抵押担保不足,风险偏好越强的农户越容易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约束,贷款大小户存在较强的异质性,贷款规模较大的农户更易受到实际供给信贷约束;农户的风险规避性越强,越容易受到实际需求型信贷约束,且资金需求小户更为明显;风险偏好越强的农户越易受到名义信贷约束。基于以上结论,为了缓解信贷约束,金融机构与政府应针对不同借款农户采取不同政策,对于贷款大户,扩大抵押担保范围;对于贷款小户或资金需求小户,简化贷款手续,降低贷款利率等;对所有农户,构建有效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缓解农户风险规避程度。     

社会网络和交易成本对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影响

利用对陕西省1091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将农户的生产性正规信贷分解为是否获得生产性信贷、是否获得生产性正规信贷和获得的生产性正规信贷金额三个阶段,运用Triple-Hurdle样本选择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网络对农户从正规渠道获得生产性贷款的影响,进而重点考察了交易成本的中介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的总体社会网络提高了生产性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交易型社会网络增加了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降低正规信贷交易成本能够增加农户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社会网络能够降低农户在申请正规信贷过程中由于专用性较高、交易频次较低、不确定性较高所导致的高额交易成本,从而提高农户生产性正规信贷的获得概率和信贷金额。因此,增强农户社会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降低正规信贷的交易成本,进而缓解农村地区生产性正规信贷约束,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农户正规信贷需求和信贷约束——基于江西省的调查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往往因为信贷资金的缺乏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能够极大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以江西省872个农户为样本,用直接衡量方法不仅考察农户的显性正规信贷需求,也考察农户的隐性正规信贷需求,进而甄别农户正规信贷约束的类型和程度。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正规信贷需求较高,农户贷款金额以中短期小额信贷为主,资金需求以消费性用途为主,生产性用途比例较小;农户供给型信贷约束程度较轻,需求型正规信贷约束严重。因此,相比信贷供给,农户信贷需求的发掘是解决农村信贷市场不均衡的关键。     

互联网使用与农村正规信贷约束缓解效应——以陕西915户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农村金融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解决农村信贷难题迎来新机遇。基于陕西915份农户调查数据,综合运用Probit、Heckman两阶段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正规信贷约束的影响及存在问题,并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能够有效降低正规信贷约束的发生概率,并且对农村“长尾群体”正规信贷约束的缓解作用更强,但“精英俘获”现象仍然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约束、金融知识水平和家庭非农收入均在互联网使用缓解家庭正规信贷约束中存在部分中介作用。因此,应当拓展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广度和深度,着重提高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弱势群体的互联网普及和普惠金融教育。     

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运用分位数回归,实证检验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甄别不同渠道信贷约束对不同收入农户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信贷约束是影响农户收入的较为关键的因素,农户信贷约束尤其是正规金融信贷约束主要减少了低收入农户的生产性收入。基于研究结论,为了缓解农户信贷约束,提高农户收入,提出完善农村正规金融服务、加强非正规金融机构监管、改善农村金融环境等政策建议。     

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约束与农信社小额信贷——基于对江苏睢宁县的农户调查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睢宁县33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广义三阶段回归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现阶段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户的信贷约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农户信贷需求缺口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信贷约束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样本地区1/3以上的农户受到了信贷约束,其中信用等级评定的农户还款能力、信用社对担保人的要求等因素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影响,正规金融机构(农信社)小额信贷的实施显著减少了农户(除最低收入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可能性,因此,欠发达地区实行的小额信贷对缓解农户的信贷约束有着积极的作用.     

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的测度与分析

运用Biprobit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采用582个种粮大户的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估算了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探究了正规信贷供需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约束程度下各因素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种粮大户正规信贷约束程度高达7889%,家庭耕地面积、农业收入和社会资本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有显著影响;年龄、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和大额支出显著影响种粮大户正规信贷需求;随约束程度分位点的提高,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家人中有村干部、亲属是否在乡镇及以上政府部门或金融部门工作4个变量的系数呈U型变化,而大额支出、非生产性资产价值、家与最近正规金融机构距离3个变量的系数呈倒U型变化。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信贷约束研究

农户特征、家庭禀赋及社会资本对农户信贷约束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金融抑制对农户信贷约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升农户受教育水平,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收入,降低农户贷款利率水平,加强农村金融机构覆盖面,对于降低农户金融抑制程度,缓解农户信贷约束具有基础性作用。 关键词：农户信贷约束;社会资本;结构方程模型     

农村信贷市场失灵的实物融资替代机制——来自江苏4市8县427户农户的证据

基于江苏省4市8县农户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农户显著较多地参与实物融资,表明实物融资对银行信贷存在替代作用。相比于正规信贷部门,实物融资市场具有信息获取、实施监督和契约执行的优势,能够覆盖传统银行难以瞄准的对象。此外,实物融资内嵌的利率水平能够反映出农户风险和偿债能力,且与当地银行信贷利率相关联,是市场有效决定的利率。上述结论表明,在农村正规信贷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会自发形成有效的替代机制。     

农户信贷配给下借贷福利效果分析

运用Biprobit模型和Switching模型,对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247户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分两个阶段对农户受到信贷配给的影响因素及程度和信贷配给下农户的福利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资产余额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均为负向影响;是否加入农业合作社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均为负向影响;总支出对需求的影响显示为正向;家庭劳动力比率、纯收入和固定资产余额对资金供给为正向影响;农户受到信贷约束的程度为74.63%,受到信贷配给的农户的信贷资金有效利用率是未受到信贷配给农户的2倍。     

家庭资产视角下农户正规借贷约束影响分析

缺乏抵押品是导致农户受到借贷约束的关键因素,家庭资产作为抵押品是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放款的重要审核条件,在解决农户融资难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陕西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农户贷款为例,采用Heckprobit模型从家庭资产角度对影响农户正规借贷需求及其可得性因素进行需求与供给联立分析。结果表明:在家庭资产变量中,土地资产对借贷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土地资产、房屋资产和金融资产等均对农户借贷约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建议应针对农户使用不同类型家庭资产抵押担保借贷作出相应的对策、扩大农村融资渠道、唤醒沉睡资产和抵押物价值,解决农户信贷约束问题。     

信贷市场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影响

我国农地流转市场逐步呈现出适度规模化、有偿化和契约化的趋势,导致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的资本门槛提高。基于3省706户农户调查数据,在控制信贷获得与农地流转决策可能存在的内生性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农村正规和非正规信贷市场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正规信贷和非正规信贷对农户转入农地行为和转入规模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是由于农村正规信贷市场不完善以及现行法律禁止农地抵押,非正规信贷对农户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更大。未来加快推进农地抵押制度改革和完善农村正规信贷市场有利于促进农地流转和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村信贷和农村土地两个要素市场的良性互动和均衡。     

基于风险态度的农户金融素养与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分析

农户金融素养的高低和对风险的态度会影响其信贷选择,进而影响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微观调查数据,基于贷款风险态度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利用prob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剖析农户金融素养和风险态度对其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金融素养、风险态度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具有正的直接效应;(2)风险态度在金融素养对农户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7.8％;(3)农户金融素养对正规信贷获得水平的影响受风险态度的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提高农户素养,促进农村信贷市场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建议,政府实行对于农户风险态度改善的针对性培训,可以不同程度地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水平与风险态度认知.     

银农关系与创业农户的信贷可得性

基于江苏省2015年633户创业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需求可观察的双变量Probit模型对银农关系深度、广度和密度与创业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之间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关系深度中的信用社社员和信用户身份对创业农户正规信贷可得性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关系密度中的银农距离和拖欠款经历则存在显著的负向作用,关系广度在竞争度低的农村信贷市场上负向作用不显著。此外,对于个体户和企业形式的创业项目来说,大部分金融机构仍将能否提供抵押物作为是否放贷的主要依据,而增加地方金融资源供给、引入市场竞争有助于提高创业农户获得正规贷款的概率。     

农户正规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及其异质性分析

在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农村金融机构呈现差异化定价的格局。采用意愿调查评估法和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基于具有名义正规信贷需求农户的调查,研究发现农户整体的正规信贷需求缺乏利率弹性。若农户处于竞争度更大的正规信贷市场,或者将贷款用于生产用途而非消费时,农户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会变大。在利率上浮至银行最优信贷配给的利率水平前,利率上浮有利于激励银行增加信贷供给,然而考虑到农户利率弹性的异质性,银行会选择审慎定价。     

数字技术、信贷可获得性与农户多维贫困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三期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从信贷可获得性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对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减缓农户多维贫困,采纳数字技术农户的贫困降低了23%,缓解信贷约束是数字技术减贫的重要机制,且突出表现在正规信贷部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减贫存在“精英俘获”现象,减贫红利没有被全体农户公平共享。基于贫困维度分解发现,虽然数字技术能减缓绝对收入、生活条件、医疗、教育维度的贫困,但经由信贷可获得性的减贫效应仅体现在绝对收入维度,农户信贷需求仍以满足消费性信贷为主。因此,在激发“互联网+”金融赋能乡村振兴的同时,要考虑数字红利公平共享和农户多元信贷需求等问题。     

农地流转背景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需求及约束研究——基于陕西杨凌农业示范区的调查分析

基于农地流转背景,利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陕西省杨凌示范区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正规信贷约束程度以及资金缺口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营主体由于在资源禀赋、经营能力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信贷需求、受到的信贷约束以及资金缺口也都不同。大部分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强烈,但由于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具有更广泛的可抵质押物和社会资本,受到的正规信贷约束小于普通农户、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三类主体,从而形成的资金缺口也相对较小。据此,从农地流转制度改革、农业经营主体自身、农村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四个方面提出了改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约束的政策建议。     

福建省农村正规信贷供给情况的调查与分析

在对福建省部分县(市)农村金融市场运行情况调查的基础上,从利率、产品、网点设置、服务程序、信贷覆盖率等几个方面分析农村正规信贷存在的问题,从信贷需求者和信贷环境角度剖析了农村正规信贷问题产生的原因,从政府对现有农村金融机构的引导和激励,发展多样化的农村金融组织,促进农村担保体系和改善农村信用环境等几个方面提出打破农村信贷约束的政策建议。     

什么因素影响正规农户小额信贷 ——基于“北大花旗”数据库的农民家庭借贷行为调查

阐述了农户小额信贷“正规化”趋势的渊源以及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方法。从小额联保和动态激励两个方面对正规农户小额信贷技术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北大花旗”数据库中1 581户样本农民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抵押品、贷款证、非农收入、农业保险等因素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正规农户小额信贷的业务发展,各级政府应完善农村地区经济模式、产业模式以及征信体系等方面的机制,发挥正规农户小额信贷的联接作用,破解农村金融难题。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户信贷获得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为推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善农户信贷获得提供了有利契机。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可得性和正规信贷规模,通过Biprobit模型和CMP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运用工具变量和LPM模型克服潜在的内生性后,结果仍然稳健。研究同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的非正规信贷获得具有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抵押品要求提高了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较高收入农户和较低收入农户的正规信贷获得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对中等收入农户的影响并不显著。由此提出,要大力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升农户互联网使用技能,注重农户个人信用积累和关注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