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骆关系新论

关于古代岭南两个民族名称——“西瓯”和“骆越”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着“同族异称”和“异族异称”两种不同的看法。本文将有关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作了综合考察,得出了新的认识:瓯、骆既非同族异称,也非异地异族,而是同地异族。     

“厥”“其”在上古的历时演变

本文列举“厥”“其”在《尚书》中的使用情况，分析《史记》引用《尚书》时对这两个字的不同处理方法，从而探讨“厥”“其”二词词义的历时演变和演变原因。     

史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地位

司马迁著《史记》,班团著《汉书》,从而确立了纪传体,这对魏晋以后的史学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就这两部巨著的影响而言,《汉书》的作用尤为巨大.西汉时,东平王向朝廷请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认为“太史公书有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①王侯尚不易得到《史记》,可见此书在当时流传不广.汉末王允称《史记》为“谤书”,其书讥刺汉武,以致魏明帝为之切齿;又班彪之评《史记》,不满于其某些非正统思想,凡此都足以说明     

《史记·周本纪》标点献疑一则

《史记·周本纪》标点献疑一则阿桂《史记·周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有这样一段文字，照录如下：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这样标点，自然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并非“最佳方案”，先说前一句...     

《史记》断限考略

《史记》断限,是学术界两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本文从《史记》的成书过程和司马迁的历史方法论这一角度,考察《史记》断限。一、《史记》的两个断限计划《太史公自序》三:“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两段话是自相矛盾的,因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于是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下限上。梁启超认为《自序》末段“太史公曰”云云是后人窜入的。其理由是:“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     

《史记》所言“春秋国语”系指《国语》小考

《史记》所言“春秋国语”系指《国语》小考陈松青《史记》将“春秋”与“国语”相及而言者共二处：甲、《史记·五帝本纪》赞语：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有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幸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     

《左传》与《史记》中齐国田氏家族史料之比较

《左传》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都记载了田氏代齐事件，但所用史料几乎完全不同，可以互为注脚。《左传》作者意在揭示遵“礼”爱“民”必兴，僭“礼”失“民”必亡，兴者必遵“礼”爱“民”，亡者必僭“礼”失“民”这两个结论，而以田氏家族史料为其例证之一。《左传》集中选择田氏遵“礼”、得“民”的史料，并记录他人预言以证“礼”“民”与田氏代齐之因果关系，但对田氏遵礼得民以外的史料几乎无记载，忽略了叙事的连贯性，并因预言过多使史料真实性受到质疑。《史记》则注重“通古今之变”之“通”，对田氏家族的发展叙述得很连贯，但对人物活动、语言记载很简略。《史记》没有保存美化田氏的预言，使它在读者印象中更加真实可信。     

周厉王三十七年奔彘说献疑

西周厉王在位年数的确定，关系到整个西周王年的研究。本文通过考察《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结合有关铜器铭文，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中厉王三十七年与共和始年重合的观点提出疑问，并就《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对厉王奔彘之年提出新的解释。     

《蔡蒙考异》质疑

读了王仿生、王嘉勋同志《蔡蒙考异》一文(见《西南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觉得颇有值得商榷之处.现将个人浅见略述如次,以就教于二王同志和读者同志们.王仿生、王嘉勋同志对裴骃在《史记·夏本纪》中给“蔡蒙旅平”作注引孔安国说:“蔡、蒙二山名”和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蔡山不知所在也”提出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司马贞所不知的蔡山实际上就是蒙山,即今四川雅安城郊的周公山.所以蔡蒙不是二山名,实则为一山也.”     

《史记》情感抒发之表现及其特征

《史记》情感抒发之表现及其特征中文系９１级研究生韩洪指导教师何明新本文摘自其硕士论文《〈史记〉人物传记情感论》。全文包括“情感抒发之表现及其特征”、“文章抒情性之原因探索”和“情感抒发对〈史记〉的写作和成就所起的作用”三大部分，文章结合《史记》史学与...     

鲁迅论司马迁

鲁迅认为司马迁是“文豪”．“雄于文”的“高手”；《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指司马迁在写史形式上的创造与革新；“无韵之《离骚》”指《史记》在内容上的一个特点，主指内容。鲁迅认为《史记》的成因是；家学渊源、社会实践，李陵事件的促使、时代使然。还认为《史记》艺术上“爱赋”、尽小品性能、注重情感力量。鲁迅要求青年读《史记》。     

楚国巫坛上的月神祀歌

楚国巫坛上的月神祀歌国光红一、“东君”为日神说质疑自王逸《楚辞章句》以为《东君》祀日神，以后各家皆认同。《史记·封禅书》记高祖四年，令“晋巫祀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之属”，《索隐》引《尔雅·释天》：“东君，日也”，则东君为日神似是无可置疑。但《...     

有益的开拓 可贵的探索——评《史记新探》

浙江师范大学青年学者俞樟华所著《史记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已于1994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分为“《史记》的思想与艺术”和“《史记》源流论”两大部分.《新探》集中反映了作者近十余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全书最大特点就是给人以一种“新”的感觉,这一总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探索《史记》的源流.司马迁作《史记》博采《国语》、《世本》、《楚汉春秋》,考信六艺、诸子,在大量的先秦文献资料中吸取思想精华和艺术养料,从这种意义上说,《史记》是中国文化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史记》一经出现,由于它的巨大成就,又对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以致成了后代史学、传记文学、散文、小说、戏曲仿效和取材创作的昆山邓林.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事实,《新探》作者从源与流两个方面对《史记》前承后启的情     

“辽东外徼”考释

“辽东外徼”考释刘子敏“辽东外徼”之称仅见《史记》与《汉书》中的《朝鲜传》，史学界探讨战国秦汉这这东北史，多有涉及，但直到现在，对其具体所指尚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未得出一种符合历史实际的正确结论。笔者撰写此文，打算从文献学和考古学两个方面入手，对“...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     

《史记·五帝本纪》疑诂（十二则）

《史记·五帝本纪》疑诂（十二则）张家英近年研读《史记》，时有所疑，间作札记；复不自量力，思为之解诂。传世最早之《史记》训释文字，为裴《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三音合称“三家注”，附见于通行之《史记》全本；其收集资料之较全者，则为日人泷...     

弘扬传统文化 沟通中西学术——钱钟书《史记》研究方法探析

钱钟书先生曾撰有《史记会注考证》,以其独特的学术个性与风格,从广阔的学术视野去深入研究《史记》。他的研究方法很有特色,而且心手相应地用这些方法步向《史记》研究中的“浑观其一派之落九天而泻千里”的学术境界中去。钱钟书先生研究《史记》的方法,不仅对于《史记》本体研究是一种再深入,而且对于广泛的文史哲研究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其研究方法作一初步的窥探。溯源导流瞻瞩通达钱钟书以极其敏锐而强烈的历史感,藉极其渊博的学识,作溯源导流、瞻前瞩后、上通下达式的研究。钱钟书这种研究方法在《史记》的研究中运用得相当广泛而突出。一是在历史的不同层面上揭示其丰富的内容与意蕴。在《律分》这一则中,即是用此法。《史记·律书》云:“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咎犯,而齐用王子,吴用孙武。”钱钟书先生揭示了:《礼记》之“名士”谓有名而不仕者,《史记》、《汉书》之“名     

论司马迁的“述往事,思来者”

司马迁完成《史记》以后，一再自称“述往事，思来者”。这既是其说明著史目的之言，更是对毕生治史反思之语，简洁的语言中寓含深刻的思想。根据《史记》的内容，可以从历史认识、以史为鉴的思想、考察历史的方法及人生价值观念等方面，体察司马迁对前人的继承与超越，理解其“述往事，思来者”之义，把握《史记》的思想价值与学术价值。     

《史记》是以写人为中心吗?

近几十年来有不少人撰文说《史记》是以写人为中心 ,这个观点并不符合《史记》实际内容。《史记》是以揭示“王迹所兴”历史轨迹为中心 ,从学术上总结历代王业兴衰的历史经验 ,实现司马氏父子作史上继孔子《春秋》的人生宏愿。以人为中心 ,与以王业为中心 ,虽然是三字之差 ,但却反映了解读《史记》的根本分歧。     

蔡蒙考异

南朝宋时裴骃在《史记·夏本纪》中给“蔡蒙旅平”作注时说:“孔安国曰:‘蔡、蒙二山名’.”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蔡山不知所在也.蒙,县名”(见《史记中华书局标点本第四十六页).这样就出现两个问题:1.蔡蒙是不是二山名.2.蔡山究竟在今天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