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批评“非理性”还是提倡“非理性”——重新解读柏拉图的“迷狂说”

“迷狂说”并非柏拉图提出的诗学学说，而是他仅借用的一个古老的宗教术语来谴责某些“非理性”诗歌创作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它更不是柏拉图用来弘扬非理性精神的理论支柱。柏拉图的诗思与其哲学思想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以“理性生存论”为基础，提倡理性调配法规、神性教化人性，强调德性抑制情性、诗性造化德性。     

爱情的非理性因素探析

爱情的本质是非理性的 ,现实的爱情是以人的性本能为基础的 ,“柏拉图式的爱情”是爱情中的理想和想像 ,一见钟情是爱情中的直觉和意志 ,羞怯和嫉妒是爱情中更具非理性特征的情绪或情感。探讨爱情的非理性因素的目的是要人们认真地对待、正确地处理爱情中的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     

人性的本质和人的本质视野下的人性——从“冯契对人本质的新见解”谈起

“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是人的一个基本属性；“天性与德性的互动”是人的类特性。“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个性）、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理性、非理性）、天性和德性的统一（天性、德性）”都不是人的本质，它们只是人的属性。结合“具体→抽象→具体”的图式可以进一步解析人性的本质和人的本质视野下人的属性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萨特人学的“非理性”论

该文从研究萨特文学的目的出发，主要探讨了萨特人学的非理性问题。１．指出西方人学非理性在文学中的两大类表现。２．萨特人学的非理性，不在于揭示“潜意识”，而重在反对“唯理论”；３．在分析了传统理性的“有效性”和“有限性”之后，认为萨特的“非理性”不等于“绝对的反理性”；４．“抗争性”是萨特非理性人学中的主要因素，他要求人们面对被奴役的处境，勇敢做出“不”的行为选择；５．“新理性”是萨特人学的隐形追求，从传统理性→非理性→新理性，应是一个唯物辩证法的三段式。     

论文学创作活动中的艺术理性与艺术“非理性”

理性与非理性问题,是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认为,理性与非理性作为人类主体的构成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在文艺活动中表现为艺术理性与艺术“非理性”。艺术理性是主体关于艺术的基本经验范式,艺术“非理性”则指那些在艺术创造中起积极推动作用的本能的、直觉的、潜意识的力量。二者在创作活动中,既有矛盾冲突,又相辅相成。总的说来,艺术理性对艺术“非理性”起规范引导作用;艺术“非理性”对艺术世界的诞生提供了主体生命的能量。二者都具有艺术性。     

论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悖论

戴维森提出的“非理性悖论”揭示了非理性论证在实践推理中的两难困境。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不同的判断理性的标准。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理性的准则是以“理”为核心,“合理”(to be rational)即“有理”(to be reasonable)。此“理”表面上表现为普遍之“义理”,但实质上却是服从于某种具体的道德规范。据此,在中国哲学中,实践推理中的非理性演变为“无理”(non-ra-tional)或“不讲理”(unreasonable)。通过对比分析戴维森和中国哲学对非理性的认识,可知两者在“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同取舍。     

柏拉图《美诺》中的德性论——解读苏格拉底对美诺三个德性定义的回应

德性论是柏拉图哲学、伦理思想的首要主题.柏拉图的《美诺》是直接处理德性问题的一篇重要哲学对话,也是柏拉图唯一一篇以德性本身为主题的哲学文献.该对话通过追问“什么是德性”、“如何获得德性”以期获得关于德性的知识.柏拉图《美诺》中关于德性论的哲学之思主要内蕴于苏格拉底对美诺三个德性定义的回应之中.三个回应一方面旨在显明追寻德性之为德性所必须厘清的三个争辩:“列举”与“定义”之辩、“多”与“一”之议、“美”与“善”之争,另一方面旨在阐明作为“无知之知”的知识乃是德性的核心要义.     

论尼采哲学中的"非理性"

尼采以他非理性的本体论、认识论和道德观所建构的哲学体系对西方传统文化的基石理性予以猛烈的抨击 ,在彰显了非理性面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的同时 ,完成了西方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 ,孕育和开创了新文化的萌芽和源头。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相关论断

理性与非理性是个体精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的重要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诸多经典文本中提出了大量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论断,在实践理性观的基础上阐明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本质规定与基本形式,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的作用机制.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观为指导,全面把握、深刻体会并充分运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本质原理和有机转化机理,切实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使命.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相关论断

理性与非理性是个体精神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人的认识与实践活动的重要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在诸多经典文本中提出了大量关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论断,在实践理性观的基础上阐明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本质规定与基本形式,揭示了理性与非理性辩证统一的作用机制.新时代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观为指导,全面把握、深刻体会并充分运用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本质原理和有机转化机理,切实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使命.     

论柏拉图《理想国》的蓝图——兼与孔子的德治思想比较

柏拉图《理想国》的理论核心是理念论。理想国是理念的实现和理念世界在现实社会中最大限度的体现。柏拉图认为希腊城邦起源于人们的互助和分工;在哲学王的统治下,理想国中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实现不平等的“和谐合作”;理想国中的教育是培养治国人才。他根据本人的观点分析了希腊各种政体的弊端。本文对柏拉图理念政治的“善”和“正义”同孔子德治的“仁”与“礼”的异同处做了比较;对柏拉图的哲学思考、对孔子“好古敏求”、“有教无类”等进行了评析,概述了柏拉图和孔子在历史上的作用与重大贡献。     

从庄子的两行说到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

两行说出自《庄子.齐物论》,主要是指人从道的角度观物,超越百家物论的是非之辩,以是非两可的态度因任自然。王夫之在中晚年日渐从人生观等层面上接受了庄子的两行说,并创造性地将其运用到诗学理论与批评中。王夫之诗学中的双行说以情景妙合境界中的情景双行为核心,兼及诗的意句双收和哀乐双行,具有很高的诗学价值。     

柏拉图诗人论的矛盾及其启示

柏拉图对诗人"迷狂说"和诗人"摹仿说"这两种朴素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思辨,又在《理想国》中阐发了文艺"功用说"的观念,依此奠定了西方作家论的理论基础。同时,在"迷狂说"与诗人能否反映真理,"摹仿说"与诗人的知识是否可靠,"功用说"与对诗人教化作用的怀疑之间,也留下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和理论空白。柏拉图诗学的矛盾不仅在于柏拉图政治理想与诗人天性的矛盾、哲学与诗的冲突,而且,其核心在于人类追求现世功用与其自然天性的冲突,体现为诗人身上是否分有神性与如何表现人性的矛盾。     

论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法治思维及其当代意义

“法治”是柏拉图《政治家篇》中的重要思想,展现出其对前期“人治”思想的新突破。故此,本文着重剖析了柏拉图政治思维转变的历史根源、法治的范式思考及其法治思维特质,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柏拉图法治思维的当代意义。     

柏拉图禁诗令今读

在诗艺价值和诗人地位被普遍怀疑的今天,重读柏拉图的禁诗令有特殊意义。柏拉图禁诗的主要理由是诗艺远离真理。柏拉图的“递相摹仿论”,割断诗艺与理式的“质素性”联系,把诗艺的内容设定成不具有超越性的纯粹具体的表象。后世反柏拉图禁诗令的诗学理论家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立场出发建构了诗艺内容和超越性存在的关联,从而赋予了诗艺以极为崇高的地位。诗艺的当代危机在于:后现代对柏拉图形而上学的彻底颠覆意味着把诗艺重新带入无超越性的形态。     

"后朦胧"以来诗歌"口语化"探索的危机

"后朦胧"以来的诗歌口语化探索,其发展不是日趋走向成熟与优美,反而是江河日下,状况令人堪忧。从诗歌语言的本性角度,可以清楚地探察出"后朦胧"以来特别是"70年后"诗群和网络诗群的所谓"口语化诗歌"语言的弊端及其表现。     

蓝海文新古典主义诗学的核心及其“潜诗学”特征

蓝海文以其深厚的国学根基及其在香港诗坛的巨擘地位,高举起新古典主义的旗帜。蓝海文的“新古典主义诗学”具有十分鲜明的“潜诗学”特征,即追求理性思辩与审美体验的一体,强化了美学上的体验性,强调人本意义上的道德理性或“价值理性”,明显表现出经验性的理论话语和思维特征。其诗学的核心是“真”,他认为现代诗必须“归宗”与“归真”。这种以真为本位的诗学观,坚持的是“传统中心论”,而不是“西方中心论”,诗人出于积极事功的激情与视点,不平则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论以人文精神为灵魂的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实践理性,表现出十分可贵的学术侠义精神、学术自信力和创新超越的学术自觉。     

韩愈“以文为戏”论

"文以明道"并非韩愈古文理论的核心,有意"明道"之作也并非韩愈作品中的精华,过分强调韩愈散文的"明道"作用,无异于买椟还珠.与此相反,"以文为戏"更能体现韩愈文学创作的独特性.韩愈"文以明道"说在理论上并无多少创见,但韩愈对"以文为戏"的理论阐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建立在认识文学自身价值的基础上,视文学的审美追求超过直接的功利目的,因而更值得重视.     

“记忆”之书——论吴兴华诗歌的精神内蕴

“记忆之书”既指新近“发现”的诗人吴兴华将可能搅乱读者关于文学历史的记忆，更是对吴兴华的诗歌写作本身所呈现的“记忆”形态的指称。吴兴华诗歌对于时间和记忆特别敏感，记忆主题得到了反复呈现；这使得他的写作最终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某种内核勾连起来，记忆成为一门艺术，拥有强大的诗学力量。但记忆的法则又决定了记忆本身既是窘迫现实之慰藉，也是精神恐惧之来源，在传统和记忆被残酷压制的现代社会，诗人吴兴华的精神世界最终被“恐惧”所占据，他那“纤弱的”诗风，以及他在抗战胜利后逐渐放弃诗歌写作，均导源于此。而这样的诗人将以何种姿势进入新诗史与文学史序列，也就成为了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