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特征对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的影响——以上海为例

利用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进行的老年独生子女父母状况与需求调查数据,在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现状和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的双变量统计基础上,利用二项Logistic方法实证分析独生子女父母的性别、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性别、子女健康和婚姻状况等变量对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老人自身特征外,子女性别、健康和婚姻状况也是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老人的经济状况和子女的生育状况对其无明显影响。     

老由谁养：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养老意愿影响因素的 Multinomial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传统观念、经济状况、养老保险和政治信任对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有无子女和是否受过高等教育对养老意愿选择几乎没有影响；家庭经济状况越好，越不倾向于选择政府养老，而选择子女养老；有养老保险者倾向于选择非子女养老方式；相对子女养老而言，随着对中央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选择政府负责养老的几率降低。养老政策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养老意愿问题。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家庭背景与子女专业选择：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分析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点关注家庭背景对子女专业选择的影响这一研究问题。但已有研究多数只是停留在相关分析上,并未深入探讨子女受家庭背景变量影响而产生专业选择行为的内在机制。有鉴于此,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家庭背景等专业选择相关影响因素间的交互关系,进而获取子女专业选择相关影响因素的路径模式。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专业选择相关影响因素进行路径分析,并根据,分别统计家庭背景对上述四类专业选择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中国大学生现行的专业选择主要还是以"就业"导向为主,以个人"兴趣、能力"导向为辅。家庭背景通过专业选择动机会显著影响子女的专业选择,优势群体子女更有可能因为专业选择内在动机的水平更高,而选择人文、理科等基础理论型专业;弱势群体的子女更有可能因为外在动机水平更高,而选择社科、工农医等应用型专业。     

年龄结构、人口流动与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研究

通过构建三期代际交叠模型,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年、2019年微观家庭数据,深入探讨人口流动情况和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理论机制,并对二者影响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人口的流动性特征会降低其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2)家庭老年抚养负担越重,对个体参保需求形成的挤占效应越明显,导致个体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参保意愿降低。相反,若家庭面临的少儿抚养压力较大,个体可能会为了减轻子女未来的养老负担而提高自身的参保意愿。(3)人口的流动性特征和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社会养老保险需求的影响主要通过改变养老保险满意度和异地赡养负担实现。     

中国农村家庭生育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农户的实证

文章利用广东省家庭生育状况的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统计和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父母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状况、养老保险参与程度是农村家庭生育规模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影响生育个体的生育理念。重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从根本上降低农村生育率的关键。     

同胞数量与个体教育获得——基于公共教育投入的调节作用

中国生育政策的变化将影响家庭子女数量，进而影响个体教育获得。系统研究同胞数量与个体教育获得的关系可以为优化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全面促进教育公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居民收入调查（CHIP）和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有序Probit、工具变量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模型验证了同胞数量会对个体教育获得产生挤占效应，且当个体为女、具有农业户口、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来自中西部地区时，受到的挤占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教育层次越高受到的挤占效应越明显，且会影响教育质量和未来工作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教育投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缓解挤占效应，且高等教育投入的调节作用最为明显。     

中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影响家庭金融素养吗——基于CHFS2017年数据的分析

过往的金融素养研究集中在经济领域,忽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金融素养关系的研究。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数据分析发现：微观层面,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构成三要素中,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和家庭职业地位（ISEI）对调查对象的金融知识、金融风险态度和金融能力产生显著影响;宏观层面,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金融素养相关。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通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来影响家庭金融能力,而家庭金融知识和金融风险态度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交互影响。本研究的意义在于构建金融变量与社会变量的新分析路径,并为家庭资产建设提供具有社会政策取向的支持性建议。     

制约道德态度形成的要素分析

社会环境、家庭及个体的道德体验是道德态度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社会道德文化、道德教育、参照群体，家庭氛围、父母对子女的道德教育及其道德态度，对社会道德的观察学习及其达到的道德知觉水平、道德经验的情绪后果、需要的满足等因素会从不同角度影响个体道德态度的形成。     

影响农户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意愿的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的实证调查

我们以福建省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概率单位模型(Probit Model)对影响其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户的参合意愿主要受报销比例、封顶线等给付水平以及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影响;同时,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如家庭负担系数、家庭收入水平等对其参与意愿有比较显著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探索影响农户参合因素,并提出促进新农合可持续性发展的相关建议。     

公共治理环境下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

舆情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提高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测算舆情治理效率、数字化评价得分，构建基准回归模型、调节效应模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及工具变量法等，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受教育水平在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正向影响舆情治理效率。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及受教育水平均在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与西部省级行政区相比，东部省级行政区、中部省级行政区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市场化程度、媒体监督及受教育水平在数字化对舆情治理效率的影响过程中的正向调节效应更显著。因此，我国应高质量地推进数字化发展，充分发挥数字化的舆情治理效应，积极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城市化视角下城市与农村社区归属感比较研究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在农村缺席社区归属感研究的背景下，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哪个会更高一些呢？从齐美尔、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的观点出发，假设农村的社区归属感高于城市，选择城市与农村各一个调查点，进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两个调查点社区归属感都处于较高水平，但未能证实假设，考虑到所有个人层面与社会互动等影响因素后，二者社区归属感并未有显著差距。另外，社区生活满意度、社区十年发展认知、社区中拥有亲戚与朋友的数量均能显著影响社区归属感。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780户农村居民的微观数据

研究基于农民旅游消费意愿的相关理论,采用浙江省780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旅游的若干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的旅游消费意愿受到教育程度、外出务工收入、家庭人均收入、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以及电脑和互联网等因素的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会使用电脑和互联网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越高;有家庭成员外出打工,人均收入较高的农户旅游消费意愿较高;参加了养老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农户,其旅游消费意愿也较为显著。     

以家为本，老而不休：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影响分析

全面了解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状况,有助于消解老年人等于“无用”之人的年龄歧视,助推国家养老战略的适时跟进;关注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和制约,有助于探究促进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和谐之道以及建构养老的良性代际互动模式。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库的研究分析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以家庭整体需求为主、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场所,参与面广,部分中、高龄老年人仍参与劳作,且劳动类型的灵活性较强,照料劳动主要指向高强度孙代照料。家庭关系中,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增加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而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显著负向影响老人参与非农工作。在家庭结构方面,健在子女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非农劳动和农业受雇;健在儿子数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也是其“教育红利” “健康红利”和“婚姻红利”在老年阶段的延续,同时彰显了两性劳动参与差异与性别分工。     

政府环境治理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基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通过收集290个地市级2017—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并结合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的流动人口个体数据,研究了政府环境治理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环境治理显著提升了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变量标准化处理后的结果显示：政府环境治理能够有效消弭城市污染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负面影响;对于中老年人、男性、家庭规模较大、从事环境敏感职业、高学历以及高收入的流动人口而言,政府环境治理对其居留意愿的影响更显著;政府环境治理仅对工业发展水平较高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环境治理有效降低了污染排放,提升了政府的管理规范性并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据此,政府应持续强化城市环境治理,打造健康宜居环境,改善居民健康状况,进而提升城市人才竞争力。     

基于风险厌恶的农户弃耕撂荒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农户调查为例

本文从风险厌恶的视角,剖析了农户弃耕撂荒的决策行为,并以福建省八个设区市21个行政村365位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农户技能状态、从事非农职业意愿、家庭非农劳动人口比例、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所拥有耕地的质量系数、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农地流转情况对农户耕地撂荒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治理耕地撂荒的对策与建议。     

城镇化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迁移意愿的分析——对浙江省海宁市农村居民的调查

本报告通过抽样调查 ,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 ,对农民和中小企业主的迁移决策行为进行分析。对调查所得数据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影响农民向城镇迁移的个人特征 ,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教育水平、所从事的职业类型等 ;家庭特征 ,如家庭人口、家庭主业、家庭成员文化水平、家庭收入等因素 ,以及社会制度因素 ,如户籍制度等都是影响农民迁移决策的比较重要的因素 ;而影响中小企业主迁移的因素则包括迁移成本和对现有环境的满意度等。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了关于制定符合迁移主体意愿的农村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从有效需求视角对新农保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山东、山西、内蒙古各一村为例

文章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对山东、山西、内蒙古三个农业村农民新农保的参保意愿和缴费能力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影响农民参保意愿及缴费能力的因素涵盖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制度因素等各个层面。我国应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农民养老金替代率;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不同措施;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和实现参保人员的全覆盖。     

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探索

公众参与政府环保工作评价对提高政府环境治理效率、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个体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社会心理特征及其所在地区的宏观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水平三个层面来探索一种公众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影响因素模型。多层次分析发现公众对政府环保工作的评价是一个主观感知和客观状况、个体因素和宏观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     

中国金融稳定的地区异质性测度及其治理

地区金融稳定是宏观金融稳定的基础，地区金融风险的波动及其治理将直接影响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本文基于2015—2019年省级层面的中频数据，选取来自主要风险领域的十四项基础指标合成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季度频率的地区金融稳定指数，刻画了造成各地区金融稳定发展异质性的重要风险特征，并揭示了其背后的风险因素。研究发现2015—2019年，我国整体金融稳定运行趋势不容乐观，但不同省级行政区的金融稳定运行状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不同时段突出的主要金融风险也有所不同。在中国金融稳定地区异质性测度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促进地区内金融资源的空间适度集中、引导地区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强化对阶段性突出风险的管控是地区金融风险治理可具体采用的三大长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