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

负债和流动性资产配置是家庭的重要经济决策。我国家庭负债的持续攀升导致13.5%的居民家庭具有财务脆弱特征。本文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效果。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金融素养的作用效果表现为风险转移效应、风险分散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投资组合分散化和信贷约束缓解等理性行为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对财务脆弱性有更大影响。推动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水平,能够更好地引导家庭适度和合理地负债,有效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     

金融素养对居民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稳就业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金融素养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发现：第一,金融素养与劳动供给时间、劳动供给质量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金融素养能够通过提升工作收入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而增加劳动供给;第三,初级金融素养与高级金融素养均会对劳动供给产生差别不大的正向影响。促就业需要重视金融素养的作用,提高金融素养可以增加居民收入,加快普惠金融发展,改善就业状况。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数字鸿沟对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鸿沟问题备受关注。值得关注的是,数字鸿沟不仅在宏观层面产生影响,在微观家庭层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接入和使用两个维度测度了家庭间的数字鸿沟,实证检验了数字鸿沟对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投资的概率;数字鸿沟对不同地区的家庭参与金融投资都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数字鸿沟改变了家庭对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态度,进而阻碍了家庭参与金融投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促进家庭金融投资、活跃金融市场提供了新的思路。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退休冲击、信息获取与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兼论老龄化背景下家庭的养老选择

伴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退休人口数量呈日趋增长之势,而家庭资产是否能合理配置以及资产回报率的高低将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养老安全。基于此,利用CHFS微观调查数据库,细致考察了个体退休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结果显示,退休将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率,这一效应主要通过便利信息获取发挥作用,具体表现为增加信息关注、促进社会互动与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退休主要通过增加存款类低收益资产与债券类固收资产的持有而提升家庭资产配置效率;对于低债务杠杆家庭、城镇家庭以及高收入家庭,退休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的讨论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助于家庭养老方式的升级,即退休人群不再单纯依赖子女与社会的传统养老方式,而是更倾向于选择自行投资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进行养老,这更有利于保障未来的养老安全。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同胞数量与个体教育获得——基于公共教育投入的调节作用

中国生育政策的变化将影响家庭子女数量，进而影响个体教育获得。系统研究同胞数量与个体教育获得的关系可以为优化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全面促进教育公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居民收入调查（CHIP）和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有序Probit、工具变量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模型验证了同胞数量会对个体教育获得产生挤占效应，且当个体为女、具有农业户口、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来自中西部地区时，受到的挤占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教育层次越高受到的挤占效应越明显，且会影响教育质量和未来工作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教育投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缓解挤占效应，且高等教育投入的调节作用最为明显。     

家庭人均收入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效应和异质性

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改变,且这种变化会因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家庭的区位条件差异而不同.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追踪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显示: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呈倒U型关系,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呈U型关系,表明中国家庭具有较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当户主年龄由年轻→中年→老年转变时,家庭人均收入与定期存款占比之间的关系由U型→U型→倒U型转变,与总风险资产占比及股票资产占比的关系由倒U型→倒U型→U型转变;本科以下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但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其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遭受健康冲击会增强预防性储蓄动机;相比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较低,更倾向于配置风险资产及股票资产.因此,应加快提升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医疗、住房、养老和教育保障力度,有效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而释放家庭金融产品消费潜力,促进现代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地级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户创业,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会影响农户创业的概率。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使其获得创业资金,还可以通过推广电子支付使用和互联网媒介使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能力,进而促进其创业。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因户主年龄、人力资本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的不同具有差异性。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了吗——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的视角

消费水平的均衡提升是共同富裕背景下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文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测算居民消费相对剥夺指数,从消费相对剥夺缓解这一视角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居民消费水平均衡提升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1）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且主要缓解了衣着、食品类等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高支付便利性以及增强社会互动三个机制来缓解居民消费相对剥夺;（3）在充分考虑了人口经济特征以及数字普惠金融自身发展状况后,文章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中间收入群体,中、高金融素养,使用智能手机以及城镇居民的消费相对剥夺缓解效应更加显著。     

中国金融稳定的地区异质性测度及其治理

地区金融稳定是宏观金融稳定的基础，地区金融风险的波动及其治理将直接影响宏观金融体系的稳定。本文基于2015—2019年省级层面的中频数据，选取来自主要风险领域的十四项基础指标合成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季度频率的地区金融稳定指数，刻画了造成各地区金融稳定发展异质性的重要风险特征，并揭示了其背后的风险因素。研究发现2015—2019年，我国整体金融稳定运行趋势不容乐观，但不同省级行政区的金融稳定运行状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不同时段突出的主要金融风险也有所不同。在中国金融稳定地区异质性测度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促进地区内金融资源的空间适度集中、引导地区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强化对阶段性突出风险的管控是地区金融风险治理可具体采用的三大长效措施。     

家庭金融资产、人力资本与代际传递

我国人力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选择以及进一步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不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分不同地区来看,更高的人力资本不仅会显著提高家庭金融资产规模,而且提升了家庭对金融市场的参与从而提高家庭风险资产的比重。同时,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代际传递效应,父代人力资本越高的家庭不仅提升了子女重点学校的入学机会,也提高了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家庭金融资产则强化了父代人力资本对子女重点学校入学机会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对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影响状况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在东部地区家庭金融资产规模有助于提升子女的学习成绩,而在中西部地区家庭风险资产比重提升了子女入读重点学校的机会,这也反映出不同地区教育机会的不同。     

金融知识差异与我国家庭财富积累

通过应用中国城市家庭消费金融调研数据,本文系统的实证检验了改进后的金融知识指标、经济学专业、金融学专业以及家庭理财规划等因素对家庭各项财富积累的影响,并通过使用合适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验证了这种正向影响的稳健性。此外,实证结果中家庭理财规划以及理财规划时间跨度的正向边际效应表明,理财规划可能是金融知识差异影响家庭财富积累的重要机制。研究结论有利于更准确地理解居民金融知识差异对于家庭福利,特别是退休福利的影响。     

新疆维吾尔族打工妹的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转变——喀什地区疏勒县巴仁乡的调查

本论文将城镇化与巴仁乡打工妹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转变问题紧密结合,以巴仁乡打工妹的社会角色地位转变为主线,对巴仁乡打工妹的家庭资源的支配权、家庭主要事务的参与权、自主择偶程度以及对家庭经济地位自我评价等几方面做一个详细的、系统的田野调查,找出外出务工经验对巴仁乡打工妹社会角色和家庭地位的影响,并对经济因素对妇女家庭地位的影响这一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从而得到结论.     

金融市场参与的决定和我国地区金融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而我国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已有的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金融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控制人均GDP这一变量的基础上,利用1997-2004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影响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教育水平、信息发展程度和社会资本能够影响金融市场的参与水平,从而对地区金融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通过提高地区教育水平,推动信息产业的完善,加强社会互动,提高诚信水平,可以促进地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理论层面剖析金融资源错配对宏观经济、地方财政、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房地产部门和对外贸易六个维度的金融风险影响，并基于中国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综合指数法构建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量化分析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对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助于显著降低地方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金融配置效率对六个维度的金融风险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能够有效抑制相邻地区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促使邻近地区能有效缓解金融资源错配引发的金融风险。     

金融约束与家庭创业收入:城乡差异与政策取向

金融的核心功能是支持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活动,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金融约束会限制家庭创业和创业企业的效率.基于CHARLS2008数据对金融约束对城乡家庭创业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城乡家庭创业普遍受到金融约束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存在城乡差异,农村创业家庭面临更高程度的金融约束.创业家庭人均资产每增加1万元,城镇和农村家庭创业收入将分别增加1080元和1306元,缓解金融约束对农村家庭创业收入的边际作用更大.因此,未来应推动金融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改变传统的抵押和质押等以自有财富为基础的融资方式,缓解金融约束并提高家庭创业收入,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我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的实证研究

探究无休止劳动行为的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对促进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实施积极老龄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及27个省级行政区相关数据,运用广义多层线性模型研究中国中老年人无休止劳动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各省级行政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与医疗健康水平对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具有负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结果不显著,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改善会提升个体无休止劳动意愿;个体层面的自然属性、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经济属性都会影响个体的无休止劳动决策。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选择无休止劳动;子女数量越多越有可能促使个体进行无休止劳动;受教育水平较高、在公共部门工作、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参加职工医疗保险、不需要对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家庭收支均衡的群体无休止劳动意愿更低。此外,区域层面的因素会调节个体层面属性对其无休止劳动决策的影响。     

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

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居民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部门的就业率。其中,自雇佣就业率显著上升,非自雇佣就业率未受显著影响;创业型自雇佣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的重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家庭和中等金融素养家庭就业具有积极影响,对农村家庭和低金融素养家庭的就业促进效应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