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伦理引导气候谈判的可行性及原则

在气候变化大会21年的艰难谈判历程中,各主权国家普遍把气候谈判当做为本国争取更大利益的机会,在谈判过程中尽可能多地争取本国的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导致气候谈判难以取得根本性进展。因此,从本质上把气候变化作为伦理问题来认识,使"自利利他、顾全大局"的伦理道德成为谈判的内在驱动力,是从根本上化解气候谈判中的"争权夺利"思维的关键。道德压力并非气候伦理的初衷,道德尊重带来的道德自律才是气候伦理发挥效用的起点。要使气候伦理真正发挥作用,需要遵循四个原则:毫无例外的相互认可原则、共同利益优先的原则、从我做起的主动行动原则以及通过利他达到自利的能力原则。     

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国家利益驱动

在全球气候变化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竟无果而终,其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减排的利益难以均摊,导致各国政府的谈判立场和态度大相径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有的国家积极推动,有的国家摇摆不定,有的国家袖手旁观,有的国家横加阻拦。由此看来,国际气候变化协议的最终达成,有赖于通过机制创新,改变全球减排的国际利益格局。     

科学悖论与制度预设：气候变化的立法旨归

气候变化法的科学性在于能否将科学悖论纳入其中。在当代,科学悖论已成为一种技术进步与科学创新不可或缺的内在驱动力。无疑,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预设,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愈演愈烈之际,气候立法科学性的彰显势必影响到国家在未来气候科学领域以及国际气候政治中的主导权地位。因此,只有将科学悖论理念与制度预设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最终实现气候科学的发展以及与之相关领域的科学进步。     

人权保护与气候变化——基于环境正义与人权义务的理论考察

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社会生活安排造成了巨大冲击。合作减排以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气候谈判的核心议程。由于根本哈根气候大会取得的成果有限,全球气候谈判几乎陷入停滞状态,需要从新的视角思考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问题。在人权成为普世价值的当今世界,基于国际人权法的性质探索国家在气候变化语境里应该承担的尊重、保护与实现人权的义务,从而构建起人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互动关系的理想图景。     

我国碳减排的背景与行动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各国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碳减排国际谈判则是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努力。我国要准确评估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产生的影响,在国际上争取最大的发展权益。碳减排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从更新观念开始,并以制度建设为保障,加大研究力度,落实国家行动,促进经济社会转型。同时,各地方政府亦需要积极参与,将碳减排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创造最大的共生利益。     

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综述

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国内的人文社会科学对此给予了广泛的关注。经济学界认为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并且提出要警惕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关系学界跟踪国际气候谈判的发展态势,对国际气候政策制度加以分析研究,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度选择,并且把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国家安全、全球治理等领域;法学界在介绍西方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基础上,也逐渐发出自己的学术声音,提出要通过专门立法和相关领域立法来构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伦理学界主要关切温室气体减排的公平和正义问题,研究伦理道德因素在气候谈判中的作用。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内涵审视与适用研究 ——以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为视角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认的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但是在后京都谈判进程中,面临着被重新解释和修正的挑战。面对新的发展形势和谈判情境,发展中国家要坚守共同但有区别在应对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需要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气候正义内涵重新审视,正视原则适用中面临的问题,积极参与并推动国际社会气候变化谈判。     

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林业法律制度构建

气候变化已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不同国家、不同领域都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减缓与适应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种有效途径,相对于减缓效应的长期性而言,适应带来的成效更加显著,因而近年来,国际气候谈判领域更加关注适应性气候变化措施。林业是我国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领域,但我国现行《森林法》并未体现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内容,因此对于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并不能给予法律保障。从当前我国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措施来看,《森林法》的修订应当完善和确立适应性林业规划制度、适应性植树造林制度、适应性林业自然保护区制度、适应性监测、预警与应急制度、适应性基金保障制度、适应性林业生物质能源替代制度。     

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在气候与京都议定书问题上的合作与竞争

2005年2月,《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国际社会曾围绕如何减缓气候变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外交谈判,考虑到2012年后,世界可能面临真正的危机,国际社会一直就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着激烈地角逐。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与每个国家的工业生产、人民生活、能源结构等息息相关,也事关各国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以及全球的生态利益。在气候谈判的进程中,俄罗斯、美国和欧盟在气候与京都议定书问题上既有利益共同点,但这三个国际社会的利益相关者也会为了自身的利益纵横捭阖,与其它国际社会行为者展开了一系列的竞争与合作。     

《哥本哈根协议》的国际法解析

旨在为《京都议定书》2012年第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签署新协议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在达成了一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后落幕。《哥本哈根协议》坚持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双轨制的谈判机制,就全球升温上限、资金、技术以及透明度等问题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其制度框架为进一步开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开创了一个新起点。由于协议的形成机制、实体内容和制度约束力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法律局限性,因此,如何将协议中的政治意愿变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权利与义务将成为后续谈判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农民对气候变化认知及适应的差异性分析——基于山东省部分地区的实证调研

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作为落实国家气候战略的微观主体,农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适应行为对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通过在山东省部分地区的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运用SPSS软件,赋值分析了农民对气候变化认知及适应的得分概况,并从性别、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教育水平、家庭条件以及农业生产年限等方面分析了农民对气候变化认知及适应的群体差异,最后从农民气候认知与适应的相关性、认知与适应的得分差异以及认知与适应的群体差异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     

论气候变化立法之演进——适应性立法之视角

简要回顾了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国家气候变化立法的发展进程,包括包含其中的适应性立法之进展。较之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因其在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方面所处的劣势,而需承受更大的气候变化之不利影响,其适应需要之满足甚为紧迫,有助于改善其适应能力和适应秩序的政策与法律是十分必要的制度工具。对于拥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的中国而言,适应议题之重要性亦不言而喻,迫切需要系统、融合、协调的适应法律行动。     

气候变化对水稻质量安全的影响——基于水稻主产区1 063个农户的调查

气候变暖不仅直接影响粮食产出,还可能通过影响农药化肥的使用数量和使用效果威胁粮食质量安全。基于水稻主产区1 063份农户调查数据,发现其他条件不变,气候变化对水稻影响的感知越强烈,农户增加农药化肥投入的比例就越高,农药化肥施用量平均增加7千克/亩。此外,风险态度、参加农业产业化组织也会对农户的农药化肥使用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因此,需要关注气候变化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加强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气候明显地区农户农药化肥使用行为的引导,采取多种措施降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潜在风险,加强农业产业化组织尤其是合作社的建设,在提升数量安全的同时保障质量安全。     

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困境、挑战与发展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基石,然而,该原则的要求在实践中未能得到充分尊重与落实。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该原则还将面临被混同为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和采用单轨制后效力被弱化的挑战。国际气候体制必须同时符合正义、效率和秩序三重价值取向,中国应继续坚持捍卫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法律地位,并且应当重视对该原则与风险预防原则关系的研究。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及其启示

在目前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陷入僵局、《京都议定书》实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各国的国内立法已经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途径。目前,世界各国气候变化立法形成了两个阵营：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墨西哥、韩国、巴西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立法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形成了包括综合性立法模式、专门性立法模式、政策性立法模式、分散性立法模式在内的多种立法模式。从整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立法毫不逊色于发达国家,已经成为推动气候变化立法发展的主要力量,值得我国借鉴与参考。     

论气候变化应对的水循环机制

《京都议定书》确定了气候变化应对的“减排”与“增汇”二元应对机制。近年来发达国家更多地强调减排机制，而增汇机制有减弱的趋势。“泛温室气体成因”的趋势对气候变化问题认知和对策路径提出了挑战。在承认各国在气候变化成因、利益、作用等方面差异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实现的路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主导，在重视减排的同时，加强增汇机制的作用，并且应增加水循环改善这一新的机制要素，形成减排-增汇-治水的三元应对机制。加强水利建设改善水循环，加强和培育自然力碳循环和水循环对温室效应的修复功能。     

“后京都时代”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议题以及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背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和共同参与原则,并应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为立法目标.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蕴含体现国情、结合省情、移植借鉴、协调统一和平衡利益等特点.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框架主要包括总则、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保障措施和监管责任等五部分.     

后哥本哈根时代全球气候治理呼唤正义

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气候公共产品必须要靠各国通过合作来集体提供。而要创建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体系并使其持续有效,就必须以正义为本。为了使人类能够打破目前的气候变化正义悖论,就需要启动一项全球正义工程：通过阐明正义、普及正义和实现正义三步骤来催生气候道德,最终依靠人类自身的改变来逐渐复原已被改变的气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