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宪法治理百年探索及省思

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治理经历了从根据地局部执政时期的革命宪法,新中国成立初期移植苏联宪制模式及本土化探索,到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新局面。百年宪法治理历程曲折蹒跚,终坚定向前,经验值得弘扬。宪法治理模式的移植当慎重,宪法的权威应维护,加强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创新,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文化任重道远。     

关于宪法起源的探讨

关于宪法的起源,解放以来我国法学界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宪法是17至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开始搞起来的。不仅我国五十年代出版的各种宪法论著和通俗读物,而且直到近年仍有人明确提出这一观点。①其实这一观点并非我国首创,而是出自苏联。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宪法”条便明确指出:“就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主要是规定国家代议机构的组织与活动的原则及公民政治权利来说,它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第一次出现的。”     

香港复合式宪制结构研究

为了解决"一国两制"政策之下,宪法在香港实施不能直接照搬内地模式的问题,全国人大专门制定了作为"宪法性特别法"的基本法,使二者共同构成香港的宪制基础。如此,香港便形成了一种复合式的宪制结构。复合式宪制结构固然降低了香港的回归成本,然而进入日常政治阶段后,这一宪制结构所蕴含的"离心"特性也同时提升了香港的管治成本。在此背景下,基本法透过司法审查实践不断呈现出的"宪法化"趋势,更是进一步激活了上述"离心性"基因,致使香港宪制结构处于失衡状态。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避免"离心效应"所诱发的政治实践破坏"一国两制"存续的前提,有必要探索相应法律路径,使"作为宪制基础的宪法"能够真实地嵌入到香港宪制结构之中,并通过与基本法的良性互动,实现香港复合式宪制结构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转轨。     

关于宪法起源的探讨

关于宪法的起源,解放以来我国法学界一直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宪法是17至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开始搞起来的。不仅我国五十年代出版的各种宪法论著和通俗读物,而且直到近年仍有人明确提出这一观点。①其实这一观点并非我国首创,而是出自苏联。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宪法”条便明确指出:“就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主要是规定国家代议机构的组织与活动的原则及公民政治权利来说,它是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第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世界新宪法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等国颁布了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宪法的新宪法。192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此进行了及时引介与热情宣传，当时出台的多部宪法文本也大量移植了世界新宪法的内容。1920年代中国对世界新宪法的宣传与移植，是对前一阶段学习西方制度不成功历程的反思和改良；反映出知识界与立宪者希望借助立宪避免和消除西方社会种种弊端的愿望；也是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的结果。世界新宪法对民国的宪法观念与宪法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早期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历了革命时期的扫清障碍、建设时期的早期探索、改革时期的初步确立与新时代的推进拓展四个阶段,其中,毛泽东领导了革命时期的扫清现代化两大障碍与建设时期的中国式现代化早期探索,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论与事业的拓荒者、先行者与奠基者。他终其一生心系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致力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两大历史任务,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他主张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照搬旧式民主革命与苏联革命模式,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现代化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他在革命时期主张以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两大障碍,以革命解放生产力;新中国初期主张以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推动国家工业化,以革命促进生产力;在晚年为革命与建设的关系所困扰,幻想以“抓革命促生产”并导致了严重失误。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认识,经历从“国家工业化”的“一化”,到“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的“二化”,到“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三化”,再到定型为四个现代化的过程,这表明他对后来二十大报告所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显著特征,有了初步的认识与探...     

苏联范式植入中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历史基础审视

20世纪50年代,苏联民法范式全面植入中国法,从而使中国民事立法、民法理论和民事法律制度走上了全面移植苏联法之路。但正如立法和法律与作为其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处于互动状态一样,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对苏联法的移植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内生与外生基础之上的。应该说,与中国传统法在废与立传承上的断裂迫使中国民事主体制度走上法律移植之路,而政治信仰与法律观的高度趋同、计划经济的体制同构、市民社会的基础缺失以及专制主义的文化同质等因素,则共同促成了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对苏联法的全面移植。但是,在历史基础已然改变的情势下,我国现行民事主体制度中仍然残留的诸多苏联法痕迹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苏联因素对中共夺取东北战略方针演变的影响

苏联对中国东北的政策是中共实现夺取东北战略目标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外力因素。苏联政策的调整,使中共夺取东北的战略部署经历了三次变化,即: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再到“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从而对东北解放战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宪制经济学

宪制经济学主要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约束经济运行的宪法环境,从更根本的层次上强调个人经济自由,推崇自由放任思想。该学派的代表们认为,宪法秩序是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内生变量,现实经济问题根源不在于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在于约束政策选择的政治过程的不当,即政府未受到有效的宪法制约,有更多的自主权。因此,他们主张,应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改革宪法,完善宪法对政策的制约,让经济运行建立在明晰产权和自愿交换的基础上和宪制秩序的环境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创发展与创新突破——基于概念史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演进历经了建设时期的早期探索、改革时期的开创发展、新时代的创新突破的历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进步所积淀的“独特的文化传统”根脉相连,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从沉沦到复兴进行浴血斗争的“独特的历史命运”密不可分,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独特的基本国情”息息相关。从概念史视角看,改革时期经历了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共领导人对“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界定,既采取了排除法,强调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式资本主义现代化,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是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贫穷社会主义;又从正面立论,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要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清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新时代则经历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建构和创新过程,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新’”“道路”四个关键词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内涵进行分析,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对现代化内涵的不断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老路...     

宪制经济学

宪制经济学主要是用经济学方法研究约束经济运行的宪法环境，从更根本的层次上强调个人经济自由，推崇自由放任思想。该学派的代表们认为，宪法秩序是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内生变量，现实经济问题根源不在于经济政策的失误，而在于约束政策选择的政治过程的不当，即政府未受到有效的宪法制约，有更多的自主权。因此，他们主张，应在一致同意的基础上改革宪法，完善宪法对政策的制约，让经济运行建立在明晰产权和自愿交换的基础上和宪制秩序的环境中。     

俄罗斯文学中的“混乱时期”叙事：生成机制、发展历程与特征

“混乱时期”叙事是指俄罗斯作家针对“混乱时期”（1598—1613年）进行的写作,有其生成的历史文化机制,即历史、文学与现实的交互作用、俄罗斯文学历史叙事的传统及“混乱时期”的强大生产力。自17世纪至今,“混乱时期”叙事已历经400余年,其叙事话语、叙事文体、叙事风格和内容,都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而变化：17—18世纪以纪事体裁为主,同时出现了戏剧形式的实践,“混乱时期”叙事具有明显的个人倾向性,呈现对正统血脉继承制由维护到剥离的话语特征;19世纪是“混乱时期”叙事的繁荣时期,史剧的文体形式虚实交织,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的叙事特点,女性形象的边缘化,斯拉夫主义的话语倾向是其主要特征;苏联时期则主要聚焦1612年的莫斯科解放事件,表现人民的革命性及其爱国热情;而苏联解体后,叙事话语出现多元化与自由化的特征,体现为对传统形象的消解、对女性形象的重视,以及后现代的文体风格。     

俄苏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

20世纪尤其是从"五四"到"文革"之前的这个阶段,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文学、20和30年代的革命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学、50年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甚至"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都受到了俄苏文学的直接影响。文革结束后,苏联文学模式不再是中国文学的唯一选择,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进行了有选择的借鉴。     

宪法财政学：中国现代财税制度基础地位与国家社会福利责任承担主体角色

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社会福利服务制度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现代社会制度主要由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多元文化制度四大制度组成，现代政治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制度均服务于现代社会福利制度。通过界定宪法财政学内涵外延、构成要素与基本特征，区分宪法财政学与财政宪法学的异同。明确限制国家公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发展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政治责任与宪法制度目标。国家政治民主与宪法制度现代化是依宪治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与关键。现代宪法观与国家政治责任主题是财税制度现代化，核心在于宪法财政化，宪法财政化的关键则是社会福利财政制度建设。中国正由“政治化宪法”向“法治化宪法”,“宪法财政学”向“宪法化财政制度”,“个人义务为主”向“公民权利保护为主”,“国家本位兜底救助”向“宪法权利社会本位福利”转型。     

借鉴与移植:苏联宪政文化对新中国立宪的影响

新中国宪政建设从其发端之初就走上了移植外来法的道路.在探索建立新的宪政体制的过程中,中国以苏联为师,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宪政文化的认识,以开放的视野思考宪政模式的选择,不论是宪政理论还是宪政实践,均受到苏联宪政模式的广泛影响.此次移植特色鲜明,对中国的宪政乃至整个法制影响深远.     

略论苏联法对我国法学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 ,在法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 ,我国全盘学习苏联 ,接受了苏联的以苏维埃法概念为核心的法学理论 ,用以指导本国的法制实践 ;在宪法制度、国家机构组成、立法和司法体制及一系列立法等方面也都吸收借鉴了苏联的经验 ,并且按照苏联法学教育的模式培养了大批法学教育和司法实务人才。这一法律移植过程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面向全球开放的历史条件下 ,回顾总结这一历史对我国的法制现代化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

在建设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宪政模式之际,回顾并总结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历史,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近代宪政运动的历史症结在于“宪政亏空”,核心在于经济与文化基础的双重缺失。在经济发展尚未到位、文化尚未跟进的情况下,一方面,作为一种变法图强的工具,宪政制度硬性移植到中国政治生活中来;另一方面,宪法理论、宪法的制定与运行同作为公民的个人生活关联性不强,宪政运动始终没有形成一种文化上的整体自觉,同时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也打断了中国宪政自然演进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宪法实施论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宪法的经典论述构成一整套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宪法实施是该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与关键要点.习近平关于宪法实施的重要论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制的实际,提出了中国宪法实施应当包含尊崇和遵守宪法、运用宪法与宪法监督三大内涵.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宪法实施论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只有宪法得到全面有效实施,才能真正维护宪法至上权威、树立全体民众的宪法信仰,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中的苏联因素

抗日时期,苏联由于和中国革命、中共的特殊关系,与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产生了重要交集。一方面,苏联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给予重要的指示、建议,另一方面,苏联对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提供人事、经费、文本和其他帮助。这些苏联因素促使了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的理论基础的形成;促成了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主体的成熟。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总之,苏联因素对抗日时期中共文化领导权建构乃至建国后的文化领导权巩固产生了深远影响。     

宪法文化的超越

“超越”具有更为广泛、深邃的内涵，是人类及其社会特有的品质和机制，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现象，宪法文化具有同样的品质。中国文化具有“内在性超越”的本质属性，宪法文化也同样具有这一特点，具体体现在宪法序言和条文的规定中。深刻体认这一特点，是现行宪法进而贯彻实施宪法不可或缺的哲学基础。中国宪法文化与西方的宪法文化形成鲜明的反差，西方宪法文化是“外在性超越”。这两种文化特点各有所长。中国在发扬“内在性超越”宪法文化优势的同时，也要吸收“外在性超越”注重制度性的约束机制的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