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治理控制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从公司治理的视角研究内部控制是现实问题的客观要求，也是内部控制研究的新领域。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是耦合关系而不是其他关系，耦合部分即为公司治理控制。公司治理控制是内部控制的最高层次，是解决公司代理问题的有效手段。鉴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双重代理问题和治理缺陷，从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治理层面构建双重代理问题控制机制，不失为一种保护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有效制度安排。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财务共同治理

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反映的是"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实行单边治理,造成企业财务治理效率低下.企业应该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财务共同治理机制,实现公司治理的制衡,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控股股东代理问题与财务共同治理

存在控股股东的公司,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和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控股股东代理问题反映的是“股东至上主义”逻辑,实行单边治理,造成企业财务治理效率低下。企业应该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建立财务共同治理机制,实现公司治理的制衡,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内部控制质量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009-2011年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

我国上市公司各类代理成本普遍偏高,内部控制质量却普遍偏低,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明显有利于降低管理者和股东之间以及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内控制数与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也成负相关关系,但是结果在0.05的水平上不显著。这说明我国企业要想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就应该建立、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强制性分红政策的公司治理作用研究

在我国制度背景下,中央企业基本都采用集团化的经营模式,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一直是国有企业治理的焦点问题.基于我国中央企业强制性分红政策所提供的契机,以我国2004—2018年中央企业和民营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强制性分红政策的公司治理作用.研究表明,随着强制性分红政策的实施以及收益收取比例的逐步提高,央企上市公司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得到了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集团内部权利分配方式影响了强制性分红政策治理作用的发挥,即相对于"先子后母"企业,"先母后子"企业强制性分红政策的治理效果更好.因而,适当提高强制性分红比例、加强集团母公司的控制权可以有效缓解股东与经理之间的代理问题,提高公司价值.     

从分配角度诠释“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评《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即中小股东和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之外,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研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专著《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李春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从股利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向读者展示了分析“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路径与治理——基于百年家族企业香港利丰的案例研究

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源于所有权继承与控制权继任的分离,分化出家族股东和家族经理两种角色.以往的研究认为,华人家族企业不能发生内部两权分离,而该研究对百年家族企业香港利丰的案例分析却发现,冯氏家族企业在跨代成长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内部两权分离,但因缺乏相应的家族治理机制,内部两权分离是短暂和不稳定的,对企业的持续发展造成较大的威胁.从理论和案例分析中可以给出的探索性结论与假设是:家族内部两权分离有着不同的路径方式,其稳定性才是影响企业跨代持续成长和持续创业的关键;家族内部两权分离将导致复杂甚至严重的代理问题,如不能建立有效的家族治理机制治理内部代理问题,家族企业内部两权分离将难保其稳定性.     

股东权治理--公司治理本旨

在同一公司中 ,中小股东已经完全两权分离 ,而控股股东则因与董事会存在一种事实上的竞合状态 ,没有完全两权分离 ,甚至重新两权合一 ,因此 ,以代理为基本内容的公司治理是不能解决治理的本质问题的。公司治理实质上是有效监督控股股东的行为 ,即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的相容 ,也就是股东权的治理 ,形成全部股东在股东权的治理要求上的平等交流机制与制衡机制 ,以此形成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层面的全面制度创新 ,实现公司治理的目标。     

终极控制人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经验研究发现在欧洲及东亚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控制性股东,控制性股东与中小股东可能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致使企业价值受损．本文旨在比较不同性质终极控制人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同时利用市场化进程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因素,达到从公司的内部机制以及外部环境来研究公司治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