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效率与探索选择的实证研究

某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在现实经济中的生存权利与发展前景,最终还要由效率标准决定。通过对目前主要公有制实现形式效率的比较表明,在目前环境状态下提高公有制企业的效率,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重建,首先要处理好与政府(及其机构)的关系,既能得到它们的支持又要摆脱其行政干预;其次是要适应市场变化,能够对市场变化作出灵敏的反应。     

效率优先战略下的地方政府经营化与高廉政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表现出很高的执政水平并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也存在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高廉政风险。这种“双高现象”与地方政府经营化密切相关。公有制的经济基础、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政府经营的增长方式以及政企统合的治理模式成为地方政府获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而片面地强调经济增长也导致廉政的治理思维、治理结构和治理路径发生了扭曲和错位。效率优先思维下的廉政退让,权力集中结构下的约束失效,惩治路径导向下的防控缺失,使某些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高廉政风险的政治生态。新形势下的反腐,需要系统的治理思维、科学的治理结构和合理的治理路径。     

智能算法应用下腐败治理的变革、价值隐忧与效果提升路径

受物理空间和科层等级等的限制,传统腐败治理的信息共享和服务联动效应不足,从而导致腐败治理效果不彰,而智能算法能够有效突破物理空间和科层等级限制,提升腐败治理的技术水平,智能治理成为新时代腐败治理的新路向。智能算法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引发了诸如推动腐败治理资源的整合、促进腐败治理能力的提升、强化腐败治理的治理体系建构以及扩展腐败治理的伦理边界等变革。但受智能算法运行逻辑和算法规则的影响,智能算法在腐败治理中的应用也带来了诸如技术权力的专制化、运行规则的功利化、责任界定的模糊化以及个体隐私的透明化等价值隐忧,需要通过规制算法权力运行、强化算法德性伦理、规范算法权责分配以及消解个体隐私透明风险等路径来提升腐败治理中的技术治理效果,以增强腐败治理效能。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破解对策

公民参与腐败治理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对推动我国廉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是,由于公民权利与政府及其官员权力不对称,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不足,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激励机制、保护机制及回应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公民参与腐败治理仍面临着许多制度困境。应通过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优化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具体制度安排、完善激励制度和保护制度等,破解公民参与腐败治理的制度困境。     

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弱化的深层次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方面从政策上强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并对关键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给予特别待遇;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却在不断削弱.究其原因是:曲解国家相关政策而人为降低国有经济比重,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侵蚀企业所有权利润,权力寻租收入转化为私人资本,腐败资本通过权力运作获得高额利润.这四方面因素既弱化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影响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从政治体制改革助推权力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和完善权力监督惩罚机制三个层面来深化改革,才能持续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具有制度性、群体性、部门性、集团性等特征。腐败案件多发成因在于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权力监督机制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漏洞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是在借鉴国外预防和治理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构改革,加强社会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提高各级人大对政府的监管力,重建清廉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能力以及多维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现代化进程中权力腐败的产生及其遏制

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现代化 ,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不难发现腐败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而腐败历来与权力有着必然的联系 ,权力腐败的产生是权力异化的结果。权力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其自身的特点内含着异化的可能 ,当前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为权力异化提供了现实的社会条件 ,必须从制度建设、政治文化等方面对腐败进行遏制     

论权力腐败的法律监督

当代中国正在探索着构建权力制衡机制的途径,目标是建立法治化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从源头上根治权力腐败.可以说,有了公共权力,便有了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法律监督是人类社会治理权力腐败的神圣使命和主要方式.     

当代中国国企工人平等观辨析——以中南地区某国企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国企工人拒绝不平等,是因为收入的不平等分配,以及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的权利不平等分配不利于“最不利者”———工人。事实上,工人拒绝的不平等并非是纯粹不公正的,但他们却对不平等一概加以拒绝。作为权利不平等分配中的“最不利者”,工人只有通过依附于企业管理层才能实现自己的期望。当不平等分配中两极之间的分化不断加重,“最不利者”无法通过法定权利实现期望而又面临生存危机时,他们就会一概地拒绝不平等,最极端的情形就是否定市场经济。总之,“最不利者”在多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组织中的权利是制约其对不平等的态度的关键变量。因此,扩大工人在企业组织治理结构中的权利,是中国国企体制改革中的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     

腐败根源的公共经济学分析

从公共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拥有公共权力和寻租空间的情况下,只要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腐败的产生就不可避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转轨本身产生出过多的任意处置权和寻租空间。由于任意处置权这种公共权力的存在和寻租空间的扩大,导致腐败的现实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低,这就造成了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从各个可能方面阻止腐败产生条件的发生,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产生的根源,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腐败。     

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几个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

在吸收现有各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国有经济制度创新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英美的公司制度,而是要结合中国国情,经过制度创新,建立具有社会主义内涵的现代企业制度。(2)"产权明晰"并不等于私有化,"私有产权效率论"不仅在理论上有致命的逻辑缺陷,而且与世界范围内的改革实践不相符。股份制作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具有很强的理论合理性和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实践可行性。(3)我国国有企业并非一种天然低效率的制度安排,其大量存在不仅有社会政治基础,而且有很好的经济效率基础,新古典的效率标准难以真正把握国有企业的效率本质。(4)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并不意味着国有经济应当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在中小企业中也有存在的合理基础,国有经济的产业定位在本质上是企业自主决策和市场选择的产物,政府不宜人为地设定标准。(5)导致对现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行错误解读的根本原因在于,很多人在理论上没有真正把握国有资本作为资本的本性,在法权上错误地理解了国有资本的最终归属。因此,国有经济需要制度与理论的同时创新。     

混合所有制改革、产权性质与企业风险变化

加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风险管控是实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之一。选取2000—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对不同分类特征下的混合和非混合所有制企业风险水平进行非平衡面板实证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系统性风险（Beta系数）和财务风险（Z指数）确实低于非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资本市场的回归结果显示,其中混合所有制国有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表现相对较低,而混合所有制民营控股企业的风险水平则要高,这说明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或是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国有资本时能够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而当企业从非混合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或是在民营企业中引入国有资本时反而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但无论是从非混合向混合国有控股转变,还是向混合民营控股转变,企业的收益波动风险都会显著提升。     

内部人控制和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

改革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放权让利”到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过程。目前,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普遍呈现出“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的特点,这是现实国有企业改革的起点。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应是逐步消除“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在改革的过程中,不同的国有企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安排的所有权改革,而不能“一刀切”。     

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与国企混改效率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国有企业效率以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是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基于2008—2018年国有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分别在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企业中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实证检验,考察国有控股程度对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整体而言,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效率,且相对控股的治理模式比绝对控股更有利于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效率的提升。而基于行业竞争程度的分组检验显示,在垄断行业中,绝对控股的治理模式优于相对控股。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相比,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效率提升更大。     

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理论分析——兼论国有企业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是要产权明晰.本文从产权经济学角度,对产权明晰的必要性进行阐释,并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相关建议.     

FDI非税收成本下降、寡头竞争与一政府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

本文用FDI的非税收成本下降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指标,以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作为经济改革的指标,在一个两阶段的古诺数量竞争分析框架下,探讨了FDI的非税收成本变动与国有企业民营化之间的关系。经过证明,我们发现,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不一定会促进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这依赖于原国有企业的相对成本的大小。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现状与理论探讨

混合所有制改革(混改)日益成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但经验证据显示,目前对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仍比较谨慎和缓慢。混改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集团公司资产规模大,股权定价困难;国有股东更愿意增持而不是出售盈利能力强的上市公司股份;混改的配套制度还不完善,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信息披露不透明。效率观和资源互补观是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逻辑和理论基础。考虑到国有企业性质、功能和层级的不同,未来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基于效率观、资源互补观来分类分层推进。将现有的混改“试点推进”制度改为“负面清单”制度,并且不断完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配套披露制度,是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要制度基础。     

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法律分析

国有企业作为全民所有制的重要载体,应向作为出资人的国家及其所代表的国民上缴利润,这是国家作为股东行使收益权利或者作为所有者行使所有权之收益权能的体现。从法理上分析,国有企业上缴利润,是其社会公共利益使命和社会责任最基本的要求,体现股东、利益相关者与社会整体三方一致的利益诉求;同时,占据着政策、资源优势,在市场多处于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应在义务负担上做出表率。基于此,我国应从制度建设、主体明晰、社会监督等方面入手,推动国企利润上缴的制度化、规范化进程。     

企业融资约束、股权集中与创新效率互动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综合利用了Logit模型、主成分分析,以及DEA方法,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中国制造业自1990年-2012年1790家上司公司的数据,实证了这些企业融资约束、股权集中与创新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融资约束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因企业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首先,国有企业出于“父爱主义”和“政治偏向性借贷秩序”的思考,使得其缺乏融资约束对创新效率的促进机制,而在民营企业中,融资约束对创新效率的正面影响则较为显著;其次,由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存在,在国有企业中股权集中度与创新效率负相关,而在民营企业中则表现为正相关;再次,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企业的规模越大,其创新的效率也越高,这表明大企业在整合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方面始终具备优势;最后,考虑到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背景,其利润水平不一定与创新效率挂钩,但是对民营企业来说,其利润水平却与创新效率联系密切.     

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考

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而要卓有成效地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就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此,文章在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就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持续瘦身健体提高企业运行效率,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调整优化布局结构,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大力推动降本增效,深化国资监管“放管服”改革;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