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视域与马克思的当代阅读

后现代性即是对现代性的诊断与解构、颠覆与批判。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思想家,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共同开启了后现代性的哲学思想范式。从后现代性视域看,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终结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过程中,完成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开启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范式。它标志着现代性的终结与后现代性的开端。     

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下)——评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概念的破坏性解读

经济学构筑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现代性叙事结构,经济学批判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主线,因而以经济学批判为主线的现代性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本真的理论视域.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三者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赋予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以独树一帜的理论品格.货币、资本和生产是架构三者相互关系的概念桥梁,它们既是经济学建构现代性叙事的支柱概念,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开展现代性批判的基础概念.某些后现代学者视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为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并由此认定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未超越经济学的理论视线,历史唯物主义在客观上已沦落为经济学和现代性的共谋.揭露和批判这种"共谋论",就必须把被后现代理论囚禁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从单一的经济学视域中解放出来,通过还原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意来展示其现代性批判功能.这是关涉诸多历史唯物主义"元问题"的大课题.     

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上)——评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经济哲学概念的破坏性解读

经济学构筑了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现代性叙事结构,经济学批判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主线,因而以经济学批判为主线的现代性批判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本真的理论视域.经济学、现代性与历史唯物主义三者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赋予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以独树一帜的理论品格.货币、资本和生产是架构三者相互关系的概念桥梁,它们既是经济学建构现代性叙事的支柱概念,又是历史唯物主义开展现代性批判的基础概念.某些后现代学者视马克思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为纯粹的经济学概念,并由此认定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并未超越经济学的理论视线,历史唯物主义在客观上已沦落为经济学和现代性的共谋.揭露和批判这种"共谋论",就必须把被后现代理论囚禁的货币、资本和生产概念从单一的经济学视域中解放出来,通过还原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意来展示其现代性批判功能.这是关涉诸多历史唯物主义"元问题"的大课题.     

面向生态文明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兼论建设性后现代的逻辑进程

正建设性后现代,顾名思义便是借用了"后现代"之现代性批判的力道,却抛弃了"后现代"一味摧毁和瓦解之主张,因此"建设性"就成为理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之关键因素。"建设性"的存在和使用都是在与"解构性"相对的意义上,"建构性"所重视和关注的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生活世界面临现代性问     

利奥塔现代性批判的三重迷雾

利奥塔的后现代叙事不仅在反对整体性、统一性和宏大叙事等现代性原则上表现了态度的坚决性,更在现代性的批判手法上独树一帜.然而,不难发现,由于其判断逻辑的内在矛盾,导致对现代性批判的无能为力,最终只有设置重重迷雾,把后现代性描述成一种神秘的解释过程和为"只可意会"的事物创造可以想象的暗示,并把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定义为所谓"重写现代性圈套".而事实上,他"超越"马克思的整个现代性批判只能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迷雾.     

后现代性思维的困境与价值实现路径

后现代性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概念,简单将其理解为对现代性发展模式的否定,而割裂与现代性、传统性的内在联系,必然会导致形而上学的错误判定。后现代性具有观照、审视与反省现代性危机的镜鉴功能。但后现代性也遭遇自相矛盾的思维困境:在批判内容上,对孕育自身的、具有结构性特征的现代性母体过于反向的质疑,有"矫枉过正"之嫌;在反思内容上,倡导对现代性的全盘式否定的同时缺乏建构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有"怀古伤今"之名;在诠释方法上,极度狭隘地排斥竞争性观点,有"孤立无援"之感;在时空观念上,拒绝将历史和时间当成连续不断的统一体,有"大而不当"之实。后现代性的产生有特定的时代需要,应摒弃其只批判而不提出具体方案解决问题的消极态度,探寻并发掘作为进步思维方式的价值实现路径。     

"现代性"道德之隐忧及其哲学反思

"现代性"道德所确认的基本价值理念具有普遍规范性和形式有效性,但仍是一个不完善的、有待批判的、开放的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是"现代性"道德的两个重要维度,正是由于个人主义对社会、自然和宇宙的"人道主义的僭妄"和工具理性的"手段对目标"的统治霸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采取还原主义态度,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哈贝马斯语),致使其陷入"现代性"道德的合法性危机."现代性"道德绝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而是开放着可能性的"起点";只有通过对"现代性"道德危机的揭示及其哲学伦理学的反思,才能使其向过去的道德文化传统和未来的道德形上学重建敞开自我反思的批评空间.     

什么是启蒙:康德与福柯

本文通过分析康德和福柯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和认识,试图揭示启蒙在现代性、后现代性语境下的遭遇、意义以及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启蒙的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启蒙不但塑造了现代性,也塑造了后现代性。作为一种批判的哲学态度和气质,后现代性和现代性一样,都是启蒙精神的时代表征。现代性运用先验分析的方法、理性的批判,确立了启蒙批判的否定性意义;后现代性运用考古学的方法、系谱学的批判,突显启蒙批判的肯定性意义。启蒙是一项伟大而未竟的事业,现代性有终结启蒙的危险,后现代性继续着启蒙的事业。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对启蒙的再启蒙,它推进了启蒙的进程。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及其对马克思的反思

哈贝马斯在理性批判的路线上展开现代性批判,试图以交往行为理论重建现代性批判的规范基础,并以此反思马克思批判现代性的"劳动范式"和具体结论.本文批判性地讨论了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反思,由此重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资本现代性批判范式的基本意义.     

哈贝马斯的新古典现代性论及其批判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概念——两个传统的回顾》中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新古典理论,以示与从马克思到法兰克福的古典现代性理论相区别。遗憾的是,"新古典现代性"概念并未受到中外学界的关注。实际上,此概念对理解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的特征是极有意义的。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不论是对现代性规范基础的重建,还是对现代性的诊断,都需要从古典现代性转向新古典现代性概念。然而,哈贝马斯自己的新古典理论也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在现代性问题上,我们需要不断地返回古典现代性理论,与它进行对话,才有可能在理论与实践、批判与现实之间建立合理的联系。     

庄子的批判精神与后现代性

庄子破“待”追求“无待”的批判精神 ,曾被贬为阿Q主义和虚无主义。但庄子所解构的“待” ,作为“礼乐文化”的异化 ,不仅实实在在 ,而且极为深刻 ,醒世千古。庄子解构性的批判具有“后现代性” ,但又不能归结为“后现代性”。因为庄子并未从解构走向虚无主义 ,而有更高的追求。庄子所追求的“无待” ,乃是精神上的理想境界。后现代主义是在“现代性”发生异化时出现的批判思潮。“后现代性”的合理限度 ,只在解构“现代性”异化和引导创新 ,超出这个限度 ,就必然导致虚无主义     

在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阿伦特与哈贝马斯现代性批判立足点评析

阿伦特与哈贝马斯都将现代性危机的核心规定为主体性造成的危机,前者认为主体化造成了以政治危机为代表的疏离世界,后者则从主体性批判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批判的哲学-社会学双重维度来分析现代性危机。因此,他们都意识到现代性必须走出抽象主体性。为此,阿伦特选择了复多主体性,哈贝马斯选择了主体间性。但二者之间的差异则更为明显:阿伦特并未放弃主体性,而是从单一抽象主体走向具有个别性与一般性双重维度的复多主体;与之不同,哈贝马斯消融了主体性,从而着眼于主体间性的结构性与逻辑性。这种差异为我们将哈贝马斯的主体间性理论置于阿伦特的复多主体性的视域下来反思提供了可能。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当代中国新现代性建构

在全球发展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语境中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真切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必须祛除历史的三重遮蔽。马克思生活于现代世界的开端,对以资本全球化为主体的现代性分析具有双重向度:一方面,马克思从历史观的高度对启蒙运动以来的一切现代性根基、特征和形态特别是自由主体化思想和理性批判精神作出积极肯定;另一方面,又在变革世界的实践的否定辩证法基础上提出批判现代性的解构向度,从而为后现代思想家所推崇。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大转换,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随着历史关联的变化而变化。在马克思之后,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列宁、斯大林、新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邓小平等等都在现代性问题上作出过许多思考。在全球后现代性背景中的当代中国,其发展的本质理念应当是既不同于马克思和韦伯时期的经典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甚至不是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或第二次现代性,而是一种以后现代引导的现代性,即新现代性。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本性。     

风险社会与自反现代化：现代社会的新特征——贝克风险社会理论阐释

现代性在现代社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潮流中，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采取了既不同于传统现代批判又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者彻底颠覆的“第三条道路”，通过其所提出的自反现代性概念和风险社会理论，在解构现代性的基础上，力图进行再建构以弥合现代性批评界的鸿沟。     

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评析

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性的危机表现得尤为紧迫和严重。全球化语境下对现代性的反思表现出新的特征,哈贝马斯和利奥塔的现代性之争突出反映了这一特征。对理性的不同态度使哈贝马斯和利奥塔分别提出了重建现代性与重写现代性的不同构想;在完成各自的构想中,哈贝马斯采用了普遍语用学的方法,重建普遍交往理性,利奥塔则用语言游戏的方法解构普遍理性;哈贝马斯为现代性设计了一个美好的交往乌托邦,利奥塔则终结了现代性的乌托邦理想。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普遍交往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交往理性超越了哈贝马斯与利奥塔的现代性视域,为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思想指导。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解构

官僚制与现代化的发展相辅相成,西方官僚制在促进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带来了诸多弊病,产生了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因而受到后现代理论的猛烈批判.后现代理论主要从官僚制的效率、技术专家治国、官僚制主体及其公共性、官僚制权威及官僚制治理风险等五个方面进行了解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理论的这种批判或解构为官僚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视野,对于我国现阶段的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也不无借鉴价值.     

“启蒙”的复变:后现代主义逆流的多阶变导

现代性危机孕育了后现代理论的盛况,因为后现代理论的建构性倾向,引起现代性概念的出场.一个应启蒙运动而生的理性主义在今天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与审判,差异化运动成为新文化革命的热流.呼唤新的范畴、新的哲学范式和写作方式变得异常的急切,然而,无论韦伯的圣灵热火、哈贝马斯"未竟"的事业还是利奥塔的文化重建和福柯的生存美学都不过是夸大了文化的功能.现代性的危机还会成为后现代性的危机,问题的解决还是要面对是否真的"回到事物本身".     

罗蒂棱镜中的福柯与哈贝马斯之争

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社会发生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对现代性的思考,一般而言,存在积极和消极两种态度.福科和哈贝马斯之争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在罗蒂看来,福科对启蒙及其现代性的批判秉承了尼采,而哈贝马斯则忠诚于康德;前者不愿把自己的理论仅仅放在纯粹而狭隘的私人领域,而哈贝马斯则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对启蒙核心价值的激烈批判将带来实践上的灾难.究竟如何评价哈贝马斯和福科之争,罗蒂透过新实用主义的棱镜给出了答案.     

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现状与问题

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作为20世纪最主要的话语事件,是围绕着利奥塔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一个关于知识的报告》所引发的争论而凝聚起来的,这场争论使得后现代问题成了现代性问题反思的基本话语机制。由此,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可分为1979年以前和以后两阶段。1979年以前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学和艺术领域;1979年以后则向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播散,从而触发了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进程的全面反思和批判,并由此形成了现代性设计的终结和后现代性到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有趣的是,后现代到来的提出形成了现代性反思的基础,但结果却使后现代性问题变得界限模糊。与此同时,一个更主要的问题被提出来,这就是现代性与"第三世界在场"问题。本论文以概述的方式总结了现代性/后现代性研究的现状和问题。     

风险社会理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各种理论都是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和反思批判,现代性的问题性既有事实层面的表现,也有学理层面的表征。2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中,风险社会理论以其独特的致思路向力图开拓出现代性反思批判的“第三条道路”。风险社会理论绕开了理性与非理性的直接对立,把风险和风险社会作为反思批判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范畴,从描述现代化进程的风险后果来揭示作为现代性基础的理性的“自反性”结构特质。它既反对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文学化和美学化颠覆,也不同于现代性对启蒙理性潜力的哲学挖掘和补救,而是把反思批判现代性的视角转向了对现代性问题的社会学清理和政治学建构,倡导以“亚政治”和“生活政治”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模式,建构起了规范性的理论体系。风险社会理论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和“治疗”既有值得借鉴的合理因素也有其理论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