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英》中士与商的升降分合看作者的创作心理

明清时代随着新经济成分的出现,儒学出现了新的转向,商人社会地位逐渐提高,士商互动现象十分明显,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反映了这一现实。但是,由于蒲松龄处于新旧儒学的接榫时代,不可能摆脱延续两千余年旧儒学思想对他的控制。《黄英》中士与商的升降分合深刻地折射了作者的这一创作心理。     

论戊戌时期湖南新旧派儒学观的分歧

对待儒学的态度不同,是引发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新旧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激进维新派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侵略,同时也为了宣传变法思想,提出了“保教”的主张,并在恢复真孔教的名义下,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体现出一种保教尊孔的精神。由此引发了青年学子对传统儒学价值的怀疑,造成了儒学信仰危机。保守派坚持对儒学传统的继承,维护儒学的知识体系———经学,体现出一种尊经翼教的思想。新旧两派儒学观的分歧,折射出儒学在近代社会变迁局势下的困境。     

金朝儒学与文学

金朝儒学驳杂而不统一，流播着许多派别。新、旧儒学并存的格局是构成金朝文学的文化生态环境的重要元素之一。金朝境内旧儒学思想的回升，是整个古代儒学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运动形式。北宋理学诸流派起初潜存于民间，后来随着南宋理学逐渐北传以及文人纷纷涉足，新儒学终于在金末元初蔚为大观。终金一朝，盛行于士林、文坛并对创作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理学派别是被认为非正宗的蜀学。文人对儒学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类型专门致力于研习和传播新、旧儒学，以纯儒自居；另一种类型博采杂取，兼容众说，于儒学之外叉濡染释、老。儒学对金朝文学的意义主要反映在3个方面：首先，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程度不同地体现在各种文体的创作中；其次，出现了许多阐发儒家思想尤其是宋学的诗、文作品；再次，文学活动中的文以载道、修辞立诚的意识得以强化和深化。儒学对金朝文学的作用表现为正、负两方面。金朝作家和文学理论家较好地解决了文、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儒家思想对文学的阻力。     

残疾人新旧指称语对比研究

残疾人指称语可分为新旧两套系统.新旧指称语在语义和语用等诸多方面都呈现出互补状态,主要表现有三:旧指称语在不断贬化,而新指称语因体现了对残疾人的尊重正被大力提倡和广泛使用;旧指称语的组合能力大大强于新指称语,不少旧词产生了新义;新旧指称语在语用功能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如旧指称语能构成大量歇后语,而且还可用作称呼语和骂詈语,而新指称语都不具备这些特点.     

旧瓶装旧酒--论马一浮的哲学思想

马一浮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旧瓶装旧酒”,其思维框架、哲学话语、哲学观念大都是先儒的东西,不论是天人合一、心本论还是理气论都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走回儒学”既不同于暗渡陈仓式的“旧瓶装新酒”,也不同于换汤不换药式的“新瓶装旧酒”,而是一种接近于原汁原味的陈年老酒,是一种具有“完全的文化保守主义”性质的传统儒学形态。     

商业银行支持新旧动能转换实证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当前,新旧动能转换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命脉,如何把握时代脉搏,助推新旧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时代意义。本文以山东省新旧动能项目库涉及的上市公司为样板,采用Tobin Q、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因变量,商业银行授信支持率为自变量,就商业银行如何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做出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授信支持率能够显著提升新旧动能转换企业价值,商业银行应该加大对新旧动能企业授信支持。     

“道”与王氏新学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逻辑 ———兼论新旧党争的学术动因

王氏新学作为南方学术更具自由性、开放性,在疑经风气的影响下,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狭隘性而融通三教,并转入对道德性命的形上探讨,作为其核心范畴的"道"也超越了儒学之"道"的伦理道德属性而成为具有自然性的终极本体。由此推衍出以"求利"为核心的变法实践,并形成与坚守传统儒学价值的旧党之间的持续斗争。     

新旧动能时代判断和中小企业有序对接新旧动能转换机制研究

在科学判断新旧动能时代特征基础上,透过中小企业有序对接新旧动能转换这一微观层面,反射宏大历史场景所包含的新旧动能转换内在机理。经济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生产过程从简单到复杂、从人工到智能的内在规律决定着新动能代替旧动能的历史必然性。以青岛市中小企业为例,研究新旧动能转换机制,探索新旧动能转换内在规律,推动平台建设,形成协同创新、融通发展的格局。     

祛蔽与复魅——当下儒学复兴的恰当策略

儒学复兴是几代学人梦寐以求的,但是如果复兴的策略不当,必然旧弊未去又增新弊。因此,要想复兴儒学必须先祛除覆盖在儒学身上的层层迷雾。祛蔽是复魅的前提,祛蔽工作做得不彻底,复魅就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当下可行的复兴儒学的策略是以学者的研究为核心,逐渐向外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渗透。有些学者希望通过重建儒教来复兴儒学,这其实是很难行得通的。     

从概念场看文献中新旧词语的语用地位

语言在新陈代谢中,新成分不断产生,旧成分并未立即消亡,从而形成新旧成分交替共融的局面.新旧成分在语用中的地位究竟如何,是词汇学需要回答的问题.文章从概念场入手,在对中古上清经中典型概念场中的新旧语词作定量统计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结果表明,新旧语词的数量及语用地位随概念场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别,这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该问题.     

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用以表征儒家根本精神的传承统绪。道统作为儒学的深层内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儒学的基本概貌和形态。朱熹以“心传”、“心法”为其道统论的主要意涵,构筑了以“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为基本特征的“二世界”的哲学;牟宗三则以“心体即性体”、“即存有即活动”释道统,建构了其道德形上学。在“后新儒学”的视域下反思宋明理学空谈理气心性,现代新儒学引向超越绝对的偏失,致力于当代儒学重构时,重归孔子之“道”,确立儒学“新道统”或许应是基础性的理论环节。     

略说儒学的现代开展

以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早期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一次自我调整和自我挽救,其哲学的基本框架与宋明理学一脉相承,实质上是一次理学复兴运动.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以深厚的中西学术功底和更加开阔的视野,致力于儒学的创造性诠释和儒学的现代化和世界化.林安梧的"后新儒学拟构"在方法上带有明显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在内容上也没有超出先秦儒学.改革开放以后,儒学开始在祖国大陆复苏,九十年代以来已有几位学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儒学创新的设想和方案,主要有李泽厚的"儒学四期"说、张立文的"和合学"、牟钟鉴的"新仁学"等.未来儒学发展的方向是:回应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挑战,以儒学的基本精神为本位,回归先秦原典,整合程朱、陆王、张(载)王(船山)三派,贯通儒、释、道三教,容纳东西方文明,建构一套新的哲学体系和社会学说.依此,将儒家哲学改建为四个世界,即本体界、性体界、心体界和现象界.     

全球化视角下的儒家现代性转型

处于现代社会的要求,中国人不仅要保持＂推己及人＂的儒家传统,还要注意在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对等＂和＂平等＂的关系。我们在保持和发扬＂尊老爱幼＂这一儒家传统的同时,也要提倡＂爱老尊幼＂,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返本开新＂地创造出儒家的新文化。     

儒家的消费管理思想

从中庸的消费欲望观出发,反对放纵与过分抑制消费。重视消费理性,倡导消费行为要符合道德规范、自身财力以及顺应天时地利。为缓和消费欲望与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儒家还从精神、道德和法律的多维角度对人们的消费行为加以调控。在现代社会,儒家的消费管理思想依然是纠正消费价值观偏失的一荆良方。     

以孔释佛还是以佛释孔——康有为、谭嗣同孔教观比较

在对传统文化的梳理中,康有为、谭嗣同将诸子百家都归为孔子之学,致使孔子之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并被称为孔教,以与佛教、耶教(基督教)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他们对孔教与佛教位次的排序截然不同:康有为坚持孔教立场,谭嗣同将佛教置于孔教之上。这使两人所讲的孔教演绎出以孔释佛与以佛释孔的原则性区别。这种分歧在对孔教内容的理解上充分展示出来,致使孔教具有了两个不同的版本。作为孔子之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初尝试,康有为、谭嗣同的做法发人深省,孔教称谓引发的儒学是否是宗教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     

当代文化建设中的儒教问题

儒教问题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个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迫切问题。儒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观察和理解儒家文化的视角。从儒教出发,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儒家文化的性质、孔子作为圣人的意义、圣诞的内涵以及所谓儒家文化现代化的问题。     

海瑞的儒学见解与践履

文章不太认同已有的海瑞思想矛盾调合说、多元结构说、哲学转型说,转而认为,海瑞可以说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他置身于儒学学派之外,秉着自己对儒学的一贯理解,对先秦儒学及唐宋以来的儒学思想,可取则取,不可取则予以批评;对于程朱、陆王,也不偏袒于哪一家,没有明显的学派意识。     

儒家的人本主义性别观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导致对儒家文化的误读,儒家文化被贴上性别歧视的标签,但儒家文化并非是性别歧视主义的。在性别问题上,儒家坚持的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性别观,儒家不是抽象地谈论性别关系,而是着眼于具体的性别角色,儒家的“礼”为每个性别角色规定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并且规定了不同角色和不同性别的人之间互动所遵循的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道原则和“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恕道原则。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杨慈湖与南宋后期的儒学格局

陆象山门人杨简(号慈湖)是南宋后期最有影响的儒者,慈湖心学在南宋后期儒学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与南宋中后期掌握政局枢机的史氏家族的支持有相当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慈湖心学在政治、文化中心地域的广泛传布.慈湖去世之后,在浙江一带兴盛一时的陆学,逐渐失势让位于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