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小说的文体探求

韩少功小说的文体特点具有清晰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作家自觉的文体意识。"伤痕"、"反思"文学阶段,韩少功小说文体特征突出地表现在再现生活真实的叙述视点、以典型环境塑造人物的模式、以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方式这三个方面。"寻根"文学阶段,其小说文体以非理性的话语模式、寓言化的人物塑造、非常人的叙述视角为特色。"词典体"小说创作阶段,混沌态的时空观、"碎片状"的结构模式、民间性的叙述话语共同构成了此时期的小说文体特征。     

时空叙述与韩少功的小说文本

韩少功的小说中,多层次、多形态的时空叙述赋予文体以明朗、悠扬而深沉的意味,这是一种特殊的对于小说文本形态的设计与搭建,它隐含着叙述人的情绪结构和对世界的体认。     

《天堂蒜薹之歌》的叙事结构

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为民请命的精神,成为莫言写作《天堂蒜薹之歌》的动力,也使这部作品带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小说从叙述者、《群众日报》上的文章和瞎子张扣的唱词三个角度对蒜薹事件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这三个角度分别代表了精英、官方和民间的立场,同时也构成了三个叙述文本。这三个文本分别属于小说叙述文体、新闻文体和政论文体、民间说唱的韵文文体。多种文体被组合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构成一部跨文体的小说。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莫言将西方现代派手法与民族传统的叙事方式交融在一起,使其叙事方法显得错落有致、丰富多姿。     

论韩少功小说的文体选择与写作困境——以《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为例

人们对于韩少功的赞赏和批评,往往归因于其小说写作蕴含的三大言说矛盾:一是在言说文体上,跨体写作的先锋性与现代读物的大众性相结合;二是在言说方法上,叙述节制的理性化与思辨冲动的激情化神奇共生;三是在言说立场上,非文学性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与文学知识分子的描述性此消彼长。这三大矛盾是韩少功小说的魅力源泉,也显示了韩少功及中国当代写作的困境。     

韩少功长篇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

韩少功的三部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暗示》《日夜书》从语言、具象、历史情境等不同维度还原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抒情与理论引入日常生活叙事中,打破小说、散文和理论之间的文体间隔。一方面在审美品格上承袭中国文学抒情传统,汲取诗化小说资源,以散文化生活情境还原本真的生活逻辑;另一方面以“伪哲学”理论和随笔式的文化评述介入叙事,将民族文化寻根扩散至人类文化的范畴,体现了作家的人类性思想。     

禳灾母题聚焦模式与叙事效应探异——以《西门豹治邺》与《乔势天师禳旱魃,秉承县令召甘霖》为例

因聚焦模式即叙述眼光、叙述声音、以及叙述者对人物心理介入程度的变化,使史传文本《西门豹治邺》和话本小说《乔势天师禳旱魃,秉承县令召甘霖》在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和叙事情节结构发展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叙事效应差异。传统叙事模式有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同文体有各自的叙述习惯,不能一概而论为＂零聚焦叙事模式＂。     

文体反讽的审美价值——以余华早期小说为例

文体反讽，是当代小说最典型的一种叙述反讽方式。这在余华的小说中得到充分运用。本文力图将文体反讽与余华作品相结合，阕释文体反讽在小说叙事中的审美价值。     

论韩少功小说的创作道路

韩少功视写作为奔赴精神家园的途径,纵观其三十余年的创作历程,他不断地在学习、创新、运用各种创作方法,创作出一系列优秀的小说作品,从＂知青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文体探索与世纪初的＂新乡土文学＂,韩少功创作道路发生的转变引导着文学界的思考方向和写作热潮,探析韩少功小说的创作道路成为了解其个人和整个文学界发展轨迹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侧面。     

先锋小说的叙事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当代小说领域以马原为首的先锋小说作家进行了一场叙事革命,他们在实践中完成了中国小说由＂创作＂向＂写作＂的转换。通过对余华、格非、苏童创作的分析,力求阐释中国先锋小说叙事革命的特点：开放时间、感觉的叙述方式;临界叙述;抒情风格。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回旋跨层叙事的美学特征

韩少功的小说《日夜书》存在两个相对固定的叙述者：“回忆者-陶小布”和“亲历者-陶小布”。这两个叙述者的不同视角使文本出现明显的叙事分层。通过变换叙述者和叙述视角，不同叙述层之间的相互跨越形成回旋跨层的叙事结构。在这一结构下，小说的叙述语言蕴含了多样化的叙述声音，呈现出复调式的美学意蕴。同时，小说的文本内容表现出对叙述者的“隐在型反讽”,其真实意图是对过往知青岁月的反思和审视。借助回旋跨层叙事，韩少功重构了对历史的深刻记忆，抒发了对知青岁月的缱绻情怀。     

从本体论角度看小说

小说作为一种后起的文体,它首先应被理解为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和体式,即“世界感”,然后才是我们通常所说作为叙事的小说文体。前者之于后者是先在的,这是小说的本体论。在中国古代,“小说”一开始就是作为与正统文体之世界感相对立的文体而出现的,并受到正统文体意识的排斥或“拉拢”。而小说的幻想性叙事遵循自己的行动逻辑,它要表达的各种观念也在其自身的叙事框架中逻辑性地生成。     

鲁迅小说的叙述空间与绘画

鲁迅小说叙述空间有多种类型,既有固定叙述空间,也有移动叙述空间;既有相对固定叙述空间,也有绝对固定叙述空间;既有二元对立的移动叙述空间,也有二元互动型移动叙述空间与圆形移动叙述空间。鲁迅小说叙述空间的形态虽然丰富多彩,但从艺术作用和功能来看,都是为了将叙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这一点与绘画的艺术空间设置,特别是画框的作用与功能颇为相似。鲁迅小说叙述空间设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焦点式,一种是散点式。这两种叙述空间设置的方式,分别对应着绘画常用的焦点透视法与散点透视法。鲁迅小说这两种叙述空间设置方式的运用,使鲁迅小说具有了绘画般的艺术魅力。     

侦探小说的非线性认知叙事范式

侦探小说表层情节结构的线性侦探过程掩盖了深层的对犯罪故事进行线性还原的非线性认知叙事过程。侦探小说非自然认知的谋篇布局,宏观结构中的＂双层结构＂,破案过程中的多层次、多角度、多线程的多头叙述,环环相扣的叙事模式中的＂子叙事＂与＂话语＂,案件场景剪贴画式的描述,线索材料的隐略或淡化,模糊多义的叙述话语等,造就了其非线性的认知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是由于人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或人们的认知范围受到限定。侦探小说采用非线性叙事模式,是为了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诉求,以实现其审美价值。     

论宋代传奇小说叙事的实录色彩

传奇小说的"立身之本"在于虚构,即创作者有意识地虚构故事,借故事来传达主观情志,但宋代传奇小说在虚构的同时,还保留了实录的叙事风格,以期备补史阙。这在宋传奇的题目、开头、结尾和语言上都有所体现。探其原因,一方面,宋传奇的文体渊源可上溯至史传,实录是宋传奇对史传叙事方法的一种继承;另一方面,在宋人的小说观念里,文言小说仍是史书的附庸,因此应当与史书一样秉笔实录。宋代传奇小说对实录补史的追求,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与宋代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     

论小说叙事的生命内涵

小说叙事是以生命为主体的叙事,可以称之为生命叙事。它从对肉身的关怀逐步推进到类似宗教的精神境界。对生命现实的沉痛反思,对人类心灵意义的叩问,并且力图给人类的心灵以慰藉和照耀是生命叙事的基本使命,其最终的目标是催发、振奋人的蓬勃强健的精神力量。     

论沈从文传记叙事的“趣味化”问题

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叙事的共同特征及审美趋向。我们甚至可以说,被丁玲反感、否定的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现代性”属性中最为明显的特色之一。因为“趣味化传记叙事”的平视角叙事方法,既不把传主当作神（仰视）也不把自己视为帝王（俯视）,这样就解决了传记作家与传主之间存在的叙事矛盾,更有利于展示传主那有血有肉的复杂人生。传记诗学理应在理论上为沈从文式的“趣味化传记叙事”正名,以促进当代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理论研究的深入。     

唐代小说类型考论

从小说叙事性的角度对前唐及唐代小说观念所作的历时考察表明,自汉至唐,各种小说类型的兴起与不同时代学术主流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唐人对不同小说类型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唐“小说”源出魏晋六朝的“志人”而增加了叙事因素,但与杂史有别;唐“传奇”源出魏晋六朝的“志怪”并融合了史部杂传类的人物别传,而与唐“志怪”有别。三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却沿着各自的道路分镳并驰。故在小说研究中,对唐小说各种类型作出较为严格的区分,并以唐人的小说观念作为界定具体作品的重要标准,这样做似更符合唐人小说的创作实际。     

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尴尬

从叙述学角度看,18、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作家与读者有一种亲和关系,作品被认为是现实生活的延续;而现代主义小说作品则对现实世界产生怀疑,作家与读者和现实相脱节,小说叙述向客观化、非个人化方向发展.后现代主义小说与现实的距离更大,作家将多元、破碎的文本迫使读者介入,由于本文神秘、不可解读,读者往往望而却步.后现代主义小说要走出误区,就必须建立文本与读者的联系,重新定位.     

论中国当代维吾尔作家买买提明·吾守尔小说的叙述技巧

中国当代作家买买提明.吾守尔在各种题材的小说创作中,独特的叙述技巧使他的作品具有特殊的美学价值。文中从他小说的叙述层次、叙述视角及叙述时间等方面分析其小说的叙述技巧。     

新都市小说欲望化叙事的文化阐释

90年代以来,市民阶层悄然崛起。新都市小说以新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关注对象,并且形成了独特的欲望化叙事特征。伴随着社会物质欲望的升腾,启蒙话语遭受困境。而在新都市小说的文本中,主体理性价值判断的阙如,超时间的永恒意义被拆解和丢弃了,个人化写作姿态中的欲望叙事呈现出解构的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