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五普”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分省城市化水平数据修补

一、引言目前国内对于不同省区城市化水平只在普查年份公布,非普查年份并未公布,只有节点数据而没有时序数据。而在关于城市化水平相关的时序数据方面唯一能够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搜寻到的资料要么是过分夸大的市镇总人口数(三普标准),要么是偏小的市镇非农业人口数(二普标准)。城市化发展是一个过程,显然,在目前已有数据的基础上是不能对不同省区城市化发展历程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分析,为此为各省区提供改革开放以来历年城镇化水平数据显得至关重要。借助城市化水平的修补填补分省城市化水平历年数据的空白,帮助不同省区对自身的城市化…     

我国省域城市化水平的测度

将城市化水平划分为人口城市化水平、经济城市化水平、社会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城市化水平,构建我国省域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0年我国31个省域数据,构建我国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的结构方程模型,运用偏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将随机干扰引入观测数据的模型敏感性分析显示,参数估计的稳定性较好。基于拟合的结构方程模型,对我国各省域城市化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     

区域城市化效率与教育发展水平：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对城市化效率和教育发展水平的内在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构建城市化效率与教育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我国30个省份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一方面采用全局参比法、非期望产出的DEA-SBM模型对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另一方面采用熵权法对不同区域的科技创新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最后,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城市化效率和教育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研究发现：（1）2008—2019年我国不同区域的城市化效率和教育发展水平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但是教育发展水平的上升速度快于城市化效率。（2）城市化效率和教育发展水平呈现阶梯状分布,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递减。（3）2008年我国的城市化效率和教育发展水平处于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状态,但是经过12年的发展,在2019年我国城市化效率与教育发展水平达到了勉强协调和初步协调状态。     

陕西省城市化进程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以人口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综合水平是否相适应为研究角度,综合考察和评价了陕西省"四普"至"五普"期间的城市化进程,指出人口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发展,并就此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天津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

把人口城市化作为城市化水平的惟一测度指标,似乎不能全面具体地反映城市化水平。而真正认识和测度城市化水平,对于我国的城市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分析了人口城市化的片面性,提出了新的城市化概念。在此基础上,依据牛顿第二定律,建立了基于城市发展评价城市化水平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模型,对天津市基于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并且对2010年我国部分省、市基于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测度,测度结果与以人口城市化为惟一测度指标的城市化水平进行了对比研究,表明利用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模型测度城市化水平的合理性。     

以"五普"数据为基础修补分省城市化水平数据

目前国内对于不同省区城市化水平只在人口普查年份公布,非普查年份并未公布,只有节点数据而没有时序数据.而在关于城市化水平相关的时序数据方面唯一能够从<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搜寻到的资料要么是过分夸大的市镇总人口数(三普标准),要么是偏小的市镇非农业人口数(二普标准).城市化发展是一个过程,显然,在目前已有数据的基础上不能对不同省区城市化发展历程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分析,为此为各省区提供改革开放以来历年城镇化水平数据显得至关重要.     

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关系实证研究

建立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文章采用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方法计算2000～2008年中部六省新型工业化水平、新型城市化水平综合指数。运用面板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计量分析中部六省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市化的互动关系,研究结论表明:中部地区新型工业化促进了新型城市化的加快,新型城市化也推动了新型工业化进程,两者互为Granger原因。     

陕西省期刊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陕西省是一个期刊出版和消费大省,评价本地区期刊业综合发展状况,对深化期刊业改革、加快其发展步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分析陕西省期刊业现状的基础上,利用综合指数法对全国各省区期刊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为:陕西省期刊业发展水平总体上排在全国第8位,排名靠前,但与其他期刊业发达省份差距较大;利用聚类分析法对全国31个省区进行分层,也说明陕西省期刊业仍属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为此,提出改革出版管理体制、创建期刊品牌、实现多媒体发展、提高人均阅读率、发挥科教文化优势等建议,以期加快陕西省期刊业的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

本文应用ＳＰＳＳ汉化软件对我国西部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综合评价，为深入研究这些省区的经济运行状况提供了可靠依据     

城市化、工业化与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

文章在对中国省级区域服务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利用中国省级区域的2004~2009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化、工业化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化、工业化都对服务业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却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城乡消费差距的拐点判定及其增长效应

本文利用1992-2012年我国29个省区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城市化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以及城乡消费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结果显示：城市化是引致城乡消费差距变动的核心变量,且城市化导致中国的城乡消费差距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趋势,“倒U型”拐点大致发生在2003年,东部地区城乡消费差距的“倒U型”趋势显著于中西部地区。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的城乡消费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关系,城乡消费差距拉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效应,且这种负面效应在东部要比中西部表现得更为显著。可见,我国的城市化、城乡消费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依次影响的关系,且这种影响关系具有时段差异性和区域异质性。     

中国城镇化质量研究

 中国城镇化进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曲折的城镇化进程给中国几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文对以往研究进行了综述,建立了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全国及31个地区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分析。     

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3E系统协调度评价研究

"十二五"时期既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转变经济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改善环境与公众健康的重要阶段,这都需要以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协调发展为保证。因此,在典型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建立3E系统协调度评价模型,并利用其对中国29个省市区的3E系统协调度进行综合评价,实证结果表明:河北、广东等13个省市区处于中度失调状态;北京、上海等16个省市区呈轻度失调状态。     

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和均等化问题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政府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利用2007—2009年的统计数据,采用DEA-Tobit两阶段评价模型,测算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7—2009年,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水平的变化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高;福建、山东、河北、河南、江西、内蒙古、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等省份属于DEA有效;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各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变异系数均小于0.080(除天津市、海南省外);财政分权、人口规模、农民收入水平、地理区位等对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技术效率差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对其产生了负向影响。     

中国城镇化的地域非均衡及其动态演进——来自基尼系数及核密度估计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1995-2013年省域数据,采用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核密度估计方法,从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的地域非均衡及其动态演化规律。结果发现,1.中国人口和土地城镇化分布均呈现出由东往西逐渐降低的规律,城镇化非均衡主要体现在土地城镇化,而人口城镇化则未出现明显分异。2.全国尺度人口城镇化基尼系数随时间不断下降,城镇化非均衡逐渐减小;土地城镇化基尼系数则呈倒"U"型,城镇化非均衡先增后减。3.东中西三大区域内人口城镇化基尼系数均呈直线下降,区域间非均衡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土地城镇化非均衡则是东部大于中部和西部,但近年来西部已超过东部。4.人口城镇化非均衡在1995-2001年间主要来自地区间重叠,而后2002-2013年主要由地区间差异驱动;土地城镇化非均衡则主要来源于地区间差异。5.核密度估计显示人口城镇化增速较快,波动较小,而土地城镇化则极化趋势明显,波动较大。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推进宜从人口和土地城镇化两方面着手,特别要注意土地城镇化的失衡发展问题。     

中国中西部地区科技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科技竞争力是区域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性要素。运用正态变换下等权平均法及变异系数法等定量分析技术，对中国中西部省市科技竞争力综合水平和均衡度进行系统研究，客观全面地揭示了中西部地区科技发展呈现出显著的梯度差异及不均衡的状态，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对中国中西部省市科技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与劳动力错配

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运用模拟退火优化投影寻踪模型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验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制造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趋势,年均增速为11.8%。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份年均增速较高,已形成"东部领跑,西部追赶"的空间分异格局。数字经济能显著缓解劳动力错配,人工智能制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石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运行能力评价研究——基于西部与华北地区的比较分析

在界定＂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运行能力＂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石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运行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油气资源富集的8个省级地区进行分析,得出石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运行能力的两个公共因子。对西部与华北地区石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的运行能力进行了排序,发现中国石油产业技术创新平台运行能力呈现东强西弱的格局,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PLS分析的中国互联网扩散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建模,对影响中国互联网扩散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经济水平、收入水平、上网设备、科技水平、教育水平、城市化水平、上网费用是影响中国互联网扩散的主要因素。基于2011年的31个省市的截面数据,利用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进一步分析了互联网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网络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电脑普及率是影响发达地区互联网扩散的前三位因素,移动电话普及率、人均GDP、城市化水平是影响欠发达地区互联网扩散的前三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