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科学把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禀赋差异，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提质转型，实现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依据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以及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和数字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使用改进的指数法测度并评估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采用聚类分析法揭示其空间发展格局。研究发现，2015—2020年，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广东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暂居末位，并且落后型省份在数字经济测度的各项维度指标中均不具备优势。从整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基本形成了东部省份集体领先、中部群体次之、东北和西部区域相对落后的俱乐部式阶梯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在发展速度上，省域数字经济的年均增速高达10%以上，并且中西部地区的增速已经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形成集体追赶趋势。使用空间面板误差模型对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做进一步分析显示，长期内，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省际之间的经济交流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形成收敛趋同现象，这一结论在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模型以及变换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后均成立。研究结果表明，为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动态互促的良性发...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18年31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运用引力模型和网络分析法对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及其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实证发现:数字经济省际关联呈现出"中心—外围"式非均衡分布发展特征,各省在网络中的联系较稀疏、稳定性较差、等级结构较弱,但彼此互通可达;数字经济发展中心位于东部沿海省份,扮演"桥梁"和中心行动者角色,从外围省份不断吸引要素资源,并对外围关联省份的辐射力大;各板块间的联系和溢出显著,发挥东部省份双向溢出和主受益板块的中心优势,引导中西部省份经纪人和净溢出板块,增强其发展能力;各省产业结构、区域开放、基础设施、科技创新、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等显著差异共同驱动数字经济空间关联。要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注重空间关联及溢出效应,制定区域差别化发展政策,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省际协同发展。     

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文章基于2002-2013年省际面板数据,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了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企业家精神指数的基础上,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企业家精神对地区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企业家精神的测算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企业家精神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中部和西部,西部地区的企业家精神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空间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各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省际间的企业家精神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其对本省份和邻近省份的经济增长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资本存量和政府干预程度对本省份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邻近省份的影响不显著,但总效应均显著为正.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测算及空间分异研究

文章在测算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四个核心产业大类的增加值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空间条件Kernel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的区域差异及空间分布动态。研究发现：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保持快速增长，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年均值为1165.07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9%。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区域差异较大，基尼系数呈现“V”型变化态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中国省域数字经济规模存在极化现象和空间效应，东部地区省份呈现高低集聚态势，中部地区省份呈现趋同态势，西部地区省份呈现极化态势，东北地区省份则呈现高低差别化稳态分布。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格局分析

文章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效益4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全局时序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莫兰指数和标准椭圆差对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延展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3—2019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形态主要表现为“低-高”集聚和“低-低”趋同。数字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32.4395°N—32.6629°N、114.5250°E—115.4509°E这一范围内变动，延展方向由“北—南”走向逐渐朝着“东北—西南”走向演变，且这种趋势仍在加强。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可有效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方面,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线上数据的中国省域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与空间效应研究

以携程旅游网数据为例，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讨论中国省域旅游流的网络结构特征，包括整体和个体网络结构、结构洞、核心—边缘和块模型分析；通过探索性空间分析研究中国省域旅游流的空间效应，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相比传统数据源和引力模型测算的结果，线上旅游市场省域旅游合作与交流程度更高；中国省域旅游流网络结构总体上较为紧密，各省份间普遍存在关联关系。东部省份的网络中心度高于中西部省份，除东部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福建、浙江外，西部的陕西也是网络中心度较高的省份，这些省份在旅游流网络中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在旅游网络中属于核心区，互通程度高，其他省份属于边缘区，网络连接相对不紧密。净受益板块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属于净溢出板块，经纪人和双向溢出板块在东中西部省份均有分布。省域旅游流具有明显的季节效应，“五一”、暑期、“十一”三个时间段的出游人数较多，且旅客选择出游的热点地区也随时间变化。空间计量分析表明，省域旅游流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即相邻省份旅游流能够相互促进发展。扩散效应区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而低低聚集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中心度、数字经济发...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与预测

文章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外延,分别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量化指标体系,基于熵值法测度了中国2010—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并建立灰色预测模型对2019—2028年的数字经济发展走向进行预测。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长了4.4倍,年均增速达到50%,2019—202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增速将不断提高,预计2028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是2018年的5倍。因此,我国要进一步推动新型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积极发展电信业等数字产业,以保障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产业结构升级视角的实证

文章基于产业结构升级中介视角,以2015—2019年中国31个省份为样本考察了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效应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地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而且表现出规律性的区域异质性,促进作用强度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从中介效应来看,在数字经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占比为25.17%,即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最强,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弱。     

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文章测度了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加速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东、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其增长效应也存在差异,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度对数字经济的增长效应具有“U”型调节作用,全要素生产率则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技术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通过将技术进步扩展为技术产品、技术资本、技术劳动和技术外资,重新构建技术型C-D函数。在面板数据模型支持下,利用2000—2011年中国各省域数据,验证了技术产品、技术资本、技术劳动和技术外资均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东北三省技术产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最强的作用;西部地区利用外资溢出效应在四大区域中最强;技术资金投入力度和技术劳动投入力度对经济产出作用在四大区域中均无显著差异;比较起来,中部地区技术资金投入力度对经济贡献效果最大,东部地区技术劳动资本效率更高。     

数字经济、空间效应与全要素生产率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本文从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 两个维度,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并利用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 数据,在克服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较之高生产率地区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低生产率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大。就机制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与产业结构升级是数 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提升本地区 的全要素生产率,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助于提升邻近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为评估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果提供了数据支撑和分析视角,也为探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参考。     

空间溢出视角下对外贸易和中国碳排放——基于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

针对现有文献研究碳排放时忽略经济空间溢出效用以及对外贸易—碳排放非线性关系的缺憾,估算了2001-2011年中国29个省区碳排放量,然后构建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并结合工具变量法以解决对外贸易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研究了对外贸易对中国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1)十年来中国贸易开放对碳排放的影响从促进逐渐开始转变为抑制。东部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较快,目前正处于逐渐抑制碳排放阶段;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水平较低,对外贸易的发展仍促进了碳排放的增加;西部地区对外贸易与碳排放的关系不明确。(2)半参数面板空间滞后模型比参数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更丰富的结论,它能够有效刻画碳经济现象中空间相关性与非线性特征。     

中国区域生产效率与经济发展差距研究

利用1998-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SFA模型利用超越对数函数估算了中国各省市区和三大区域历年的资本和劳动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及其效率变化,研究发现,东中西部的资本产出弹性大于劳动产出弹性。在此基础上对各省市区历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在1998-2007年间,东部的TFP增长率最高,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以上研究表明,TFP是造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提高中西部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效率和国家增加对中西部的投资可以缩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要素匹配与中国投资效率空间差异性——基于双层嵌套型函数的分解研究

本文基于四要素双层嵌套的生产函数，利用1990-2016年全国层面及省际层面数据测算投资效率，并分析其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轨迹，检验投资效率匹配效应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1990-2016年我国整体投资效率呈下降趋势，资本-技能劳动匹配效应与整体投资效率走势趋同，快速累积的资本存量和不断升级的资本质量与短缺的技能劳动之间矛盾突出。②东中西部地区投资效率增长非一致性明显。东部地区资本相对投资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但下降幅度大于中西部，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之间差距缩小，其中匹配效应是区域间投资效率非平衡的主要成因。③若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劳动需求不能满足，将引发要素错配，不利于有效投资。房价与工资提升分别通过影响技能劳动供给和需求抑制要素匹配效率；教育和公路设施会对地区要素匹配产生积极影响，改善地区间投资效率非均衡性；地区投资效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毗邻地区的要素流动和经济发展相近地区的技术溢出均对投资效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制造业效率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制造业的发展关系到第二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制造业的增长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度了制造业各行业及中国各省制造业效率情况，然后利用中国省级制造业效率指标以及专利申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制造业效率影响因素的外延数据构成面板数据（Panel Data）建立模型。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专利申请与制造业效率呈负相关。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利用1991—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对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规模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却表现出负方向的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VAR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需求跟随"模式发生在东部地区,"供给导向"模式在西部地区产生,而中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发展模式。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转移

制造业合理有序的转移对于我国经济的稳定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加总得到的城市层面制造业数据和最低工资代表的劳动力成本数据,首次考察了最低工资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降低了城市制造业产值的份额、就业人数份额和规模以上企业数目份额,并推动制造业就近转移。同时,最低工资对制 造业份额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资本密度越高和国有企业占比越多的地区制造业份额受影响越小。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最低工资标准的上升抑制新企业的设立,促进企业跨区域资本配置和推动企业退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空间分布的影响效应,为制造业在区域间的分布和转移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