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制造与劳动力错配

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先运用模拟退火优化投影寻踪模型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验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制造对劳动力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的趋势,年均增速为11.8%。尽管数字经济发展先行区主要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份年均增速较高,已形成"东部领跑,西部追赶"的空间分异格局。数字经济能显著缓解劳动力错配,人工智能制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一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格局分析

文章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数字化创新和数字化效益4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全局时序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莫兰指数和标准椭圆差对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延展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13—2019年中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且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集聚形态主要表现为“低-高”集聚和“低-低”趋同。数字经济重心主要分布在32.4395°N—32.6629°N、114.5250°E—115.4509°E这一范围内变动，延展方向由“北—南”走向逐渐朝着“东北—西南”走向演变，且这种趋势仍在加强。     

数字经济发展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其数字化、平台化等特性打破了传统经济发展的区域和空间障碍，对区域创业活跃度产生了深远影响。选取2011—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从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建设、数字化人才培养、数字化产业发展及数字普惠金融五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有：数字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中部与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缓；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表现在正向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两个方面；数字经济五个维度变量对创业活跃度影响的空间效应性质存在差异，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化产业发展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科技创新对创业活跃度存在空间虹吸效应，数字化人才培养及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研究认为应加大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力度，平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产业转型，释放数字红利；推进数字新基建的建设力度，合理配置各地区数字经济资源；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搭建新型就业平台，促进创业活跃度。     

基于最新统计分类标准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但由于缺乏权威的产业统计分类标准,学者们一直面临"数字经济研究缺乏数字依据"的尴尬境地。文章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并实施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分类标准,对各省份统计年鉴的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利用熵权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测度了我国30个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了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时空特征。研究发现,2009—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迅猛,各项子产业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速度略低于其他三个子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区域不平衡。东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状况明显优于西部地区,南方优于北方,而且区域不平衡有持续扩大趋势。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

伴随着科技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数字经济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衡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状况显得愈发重要。在梳理各国数字经济政策和国内外对于数字经济测算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现有研究，提炼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指数、产业指数、消费指数、社会指数、创新指数5个方面维度、10个分项维度以及32个基础指标，构建了中国数字经济指数的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基础指标权重后，又用主客观结合的赋权方法测算出2012—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指数，得出不同地区5个方面维度的指数。比较中国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后，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具有较强的“扩散效应”。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更高，但是增速较慢。中西部省份增速相对东部地区更快，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呈现收敛趋势。为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相比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更应该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投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消费升级，改善数字经济社会服务，尤其要重视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推动数字经济关键技术创新。与此同时，东部地区要着重培育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提升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水平。中国需充分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东中西部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研究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有助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具有重要价值。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空间收敛性分析

科学把握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禀赋差异，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提质转型，实现数字中国建设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依据数字经济的内涵特征以及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实践，从数字基础、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和数字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使用改进的指数法测度并评估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而采用聚类分析法揭示其空间发展格局。研究发现，2015—2020年，中国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增长趋势。广东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暂居末位，并且落后型省份在数字经济测度的各项维度指标中均不具备优势。从整体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基本形成了东部省份集体领先、中部群体次之、东北和西部区域相对落后的俱乐部式阶梯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但在发展速度上，省域数字经济的年均增速高达10%以上，并且中西部地区的增速已经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形成集体追赶趋势。使用空间面板误差模型对省域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做进一步分析显示，长期内，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通过省际之间的经济交流及空间溢出效应而形成收敛趋同现象，这一结论在条件收敛和绝对收敛模型以及变换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后均成立。研究结果表明，为构建区域数字经济动态互促的良性发...     

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平衡性分析

基于2012—2018年的省域数据,从资本投资视角出发,采用LMDI模型将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的总效应分解为数字产业资本投资规模效应、效率效应和地区结构效应三个维度;采用σ收敛模型和绝对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的平衡性进行分析;采用条件β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数字产业的平衡发展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主要依靠资本投资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资本投资效率和地区结构是短板,区域数字产业发展不平衡;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存在σ收敛和绝对β收敛;中国区域数字产业发展及其三个维度存在条件β收敛。促进区域数字产业三个维度的平衡,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财政支出水平、科技创新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能够驱动中国区域数字产业的平衡发展。     

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化分析

为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大力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解决数字经济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区域内发展不充分问题，文章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进行界定，据此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错位修正的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测算201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其进行时空演化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两极分化较为明显，从时间上看，样本研究期内各省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升有降，大多数省份均在上升但增速不高，从空间上看，呈现由东向西递减的特征，同时具有较强的集聚性且大部分省份处于低水平地区。     

数字经济、产业结构升级与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在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0—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可有效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区域看,数字经济对我国东部、中西部省份的产业结构升级均起到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方面,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数字经济驱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深入发展可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动力。文章选取2012—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水平及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检验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同时,将农业产业结构优化纳入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在数字经济驱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过程中的传导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驱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数字经济可通过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推动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低农业产业集聚地区数字经济对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基于融合视角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编制研究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的复杂性对构建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提出更高要求。本文选取了OECD、BEA和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数字经济核算框架进行差异对比,结合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重要方略,明确编制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测算目的是掌握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作用传导机理和影响形成规模,从而决定基于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融合的视角定义数字经济产业和产品,将其分为数字经济基础产业和融合产业,以及数字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并据此识别数字经济核算界 限,尝试构建具备全面性、国际可比性的中国数字经济卫星账户的基础框架,设计了核心表式和相关总量指标。文章最后针对构建卫星账户的现实挑战,从政府、企业、社会层面提出对策建议。     

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文章基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人才、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绿色发展程度5个维度构建了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Moran’s I和Markov链对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上较低，但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东、中、西三大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表现为高、中、低的分布特征；中国产业数字化水平差异在逐年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数字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东部地区存在显著的极化现象；Moran’s I散点图表明多数省份处在第一、三象限，表明中国各省份产业数字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现象；从Markov链转移概率矩阵可知，产业数字化水平高的地区有更强的稳定性，低水平地区逐渐向邻近高水平地区转移。     

中国生态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测度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赋能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选取2005—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了生态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使用纵向拉开档次法、等距离划分法及TOPSIS模型对生态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为生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数据支撑。研究结果显示：2005—2021年我国生态经济发展水平增速显著,生态经济取得较大发展成效;分维度来看,生态发展效益指数最高,生态投资次之,生态产出再次,生态环境水平增速相对缓慢。据此提出加大生态经济投资力度、提高生态经济产出效率、优化生态环境保护方式、强化生态效益发展根基的建议。     

中国数字经济研究的计量可视化分析

文章以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中2012—2022年相关文献为样本,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数字经济研究知识图谱,回顾与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结果显示,数字经济研究有如下特点：（1）研究热点可分为数字信息技术应用与创新、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升级与企业转型、数字经济赋能政府治理、数字人才培养与数字素养提升以及数据隐私保护与数据要素价值释放五个方面;（2）研究趋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探究不同维度上我国数字经济与高质量发展的平衡点与协调度,二是探讨全球数字化趋势下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数字贸易模式,三是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高效数字协同治理体系。     

共同富裕进程中城乡“数字鸿沟”的检验与测度

发展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而弥合“数字鸿沟”成了发挥二者协同关系的关键所在。文章基于2011—2019年我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三级数字鸿沟”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显著提高了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但这种积极作用并非动态均衡的，在数字经济发展早期确实存在城乡“数字鸿沟”现象，但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深入，城乡“数字鸿沟”开始逐步弥合，并且这种弥合效应在时间线上呈现逐步强化的趋势。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弥合效应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并因城市所处区位的不同和城市规模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与经济韧性互动关系的统计检验

文章基于2006—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IV-2SLS）和广义空间三阶段回归（GS3SLS）模型，验证了产业数字化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机制，并探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数字经济提升经济韧性的运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各地区经济韧性的提升；产业数字化会促进数字产业化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在其双重内涵的协同作用下对区域经济韧性产生正向的影响；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改善生存支持、经济发展支持和环境支持这三个途径助力区域经济韧性提升。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测算与预测

本文以2021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为标准,使用2018年开展的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构造数字经济测算框架,测算并预测了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本文研究结果为全面系统考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我国数字经济产业结构特征提供了数据基础,为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规模测算框架和科学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参考。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的物流业数字化程度测度

文章根据国家统计局2022年《社会物流统计调查制度》和《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物流业和数字经济产业范围的界定,编制了2012年、2017年、2018年和2020年包含物流业与数字经济产业的投入产出表,在此基础上运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分解技术区分产业内与产业间关联性,以数字经济对物流业的溢出和反馈效应测度物流业数字化程度,并分析了物流业数字化程度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物流业整体的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产品制造业对物流业数字化的贡献度最高,随后是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技术应用业贡献度最低;4个物流业部门的数字化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贸易物流业、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和邮政物流业,其中贸易物流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数字化程度受数字产品制造业影响最大,邮政物流业受数字要素驱动业影响最大,仓储业受数字产品服务业影响最大。     

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四川还需补这些短板!

商贸流通业是连接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快慢,市场繁荣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提高商贸流通领域发展质量是促进地区经济加快复苏的重要抓手。现状:四川商贸流通行业规模不断扩大消费品市场规模不断上台阶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四川消费市场规模快速增长。四川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0年的6635亿元用仅9年的时间跨了两个台阶,在2019年达到20144亿元,相当于GDP总额的43.2%,比2010年增长2.0倍,年均增速达13.1%,高于GDP平均增速约2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