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民族教育史研究起源于改革开放之后,至今,一大批有关族别教育史、区域民族教育史、历代民族教育政策史以及民族教育发展历程中人物与具体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民族教育史研究的繁荣。然而,在繁荣的背后也存在着问题,如民族教育学史料整理与资源库建设滞后、民族教育史学科体系缺乏系统的研究、民族教育史研究人员与成果分散、民族教育史研究视野的广度与深度不足、民族教育史研究方法单一。这些都深深地制约着民族教育史研究向纵深化发展。鉴于此,为了更好地开展民族教育史研究工作,需要加大民族教育史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加快民族教育史学科体系的建设,拓展民族教育史研究视野,多从民族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吸取养分。     

辽金元时期沈阳地域文化特征刍论

公元10至14世纪,北方草原游牧渔猎民族契丹、女真和蒙古先后建立辽金元三王朝.辽金元统治沈阳(辽金称“沈州”、元称“沈阳路”)时期,该地区民族聚合杂居,互为影响,致使其地域文化呈现出新的特征,诸如:城建文化渐趋完善,儒家文化传承弘扬,宗教文化多元共存,艺术文化“胡汉交融”……辽金元时期沈阳地域文化之成果,为构建现当代具有东北特色的沈阳大都市文明,从文化累积层面,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良好条件.     

北方民族政权历史文化认同的典型案例——《辽金元史学研究》评价

《辽金元史学研究》对辽金元史学作了贯通性的综合考察。从修史制度、多民族历史撰述、各族史家史学编纂思想入手,全面剖析了辽金元时期史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时代特色,拓展了辽金元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度与维度,使人们从史学思想的视角看到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的总体趋势。     

历代少数民族帝王诗述略

我国是一个由多种民族组成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民族与民族之间互相争斗、互相对立,又互相融合的复杂情况。一些少数民族也曾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的仅仅是作为边陲的一个王朝,有的则管辖有整个中原地区(如南北朝时期的北魏与北周、宋辽金时期的辽、金),有的统一了海内。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如元、清)。 在我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汉族由于人     

辽宋金元时期的民族关系

辽宋金元时期是北方以至东北少数民族迅速发展,建立政权并形成强大统治力量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共同进步、发展与繁荣的重要时期。辽金元少数民族的发展壮大,是由于吸收和借鉴了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同时,这些少数民族也对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这些少数民族对祖国北方和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已经融合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就其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表明,他们都是伟大的民族。     

论契丹民族对沈阳历史文化的贡献

契丹民族曾是中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它曾经强大一时,建立了北方的辽王朝。虽然它统治的时期仅200多年,但它促进了北方历史文化的发展,尤其是沈阳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从契丹民族对沈阳古城雏形的建立、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古城经济的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论述。     

试论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融合及其措施

五代十国时期,沙陀人在中原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个王朝。同时进入中原的还有契丹、回鹘、吐谷浑、奚等少数民族。沙陀人建立的王朝完全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官制及礼乐制度,在用人上蕃汉一体,不分民族畛域。再加上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人通婚、收养义儿及对汉文化的认同,仅过了半个世纪左右,这些少数民族便融入到汉族中。     

《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研究》序

申友良同志撰写的博士后研究论文《中国北方民族王朝研究》（出版时定名为《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研究》），是他于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在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攻读博士学位三年期间内所著《辽金元时期东蒙古地区民族研究》（后出版改名为《中国北族王朝初探》）一书的基础...     

同为马上民族——蒙古族与满族的民族性格之比较

蒙古族与女真族（满族），分别是建立了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元朝和清朝的统治民族，在汉族统治阶级建立的明朝统治时期，他们都给明朝的统治者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同样作为东北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与女真（满族）在民族性格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但也存在许多差别。这些差别不仅导致了民族发展的不同，也决定他们所建立的王朝统治寿命的长短。     

朝鲜族教育史序幕——纪念养正学堂建校八十二周年

本文把幸亥革命前后在朝鲜族地区新文化教育启蒙运动中的新学堂创办活动,作为朝鲜族教育史的序幕,将延边各族创办学堂活动和官府的一些教育措施加以对照,提出对民族教育思想和办学特点的看法。     

多元文化教育本土实施的必要性——基于民族文化传承的思考

兴起于西方的多元文化教育给中国民族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借鉴意义。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方面。多元文化教育的理念为民族文化传承提供了理论指导,多元文化课程成为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平台,多元文化教育中的教师则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导,这些因素使得学校教育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成为可能。     

略论辽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的民族

辽王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出现了民族杂居的局面,既有汉族,又有契丹族和奚族,还有渤海族和女真族。民族间长时期交错居住,在各方面互相渗透、相互影响,促进了民族融合。在各民族成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辽宁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开发。通过对辽王朝统治时期辽宁境内的民族源流及地理分布概况略作分析与论述,旨在为辽史和地方史研究者提供参考。     

儒释道与东北教育史考略

本文考证了东北地区古代教育与儒佛道教育思想密不可分的事实；儒家思想于汉代即传入东北，佛、道思想稍后：三者对东北教育史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宋代理学确立后，传入东北的新儒学本身就同时具有佛、道思想的成分与因素。这有力地证明了东北古代教育史不但与儒家思想分不开，与佛、道思想也是密切相关的；并进一步论证了古代东北与中原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是统一的、一致的。当然。东北地区各民族自身发展的历史情况、自身的民族特点，与东北整个地理、气候、经济、政治种种方面决定了东北教育也有其自身特色。其特色是整个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东北教育史的研究、尤其对儒释道与东北教育史问题的研究，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与教育传统将大有裨益。     

辽金西京大同的军事地位

大同作为辽金王朝的陪都西京,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辽金王朝的重要军事中心,同时也是中国北方的军事重镇。作为辽金王朝的重要政治和文化中心,西京大同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也是契丹和女真民族封建化的历史以及是中国中古时代民族融合进程的反映。     

我国教育史上封建官学与教育理论关系初探

中国教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观过不少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对人类文化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我国教育史上,官学发展时,教育理论出现低谷;反之,官学衰落寸,教有理论却异常的活跃,兹就其原因探讨如下: 一、政治经济对官学与教育理论发展的影响     

论宋代对南方民族的“羁縻”政策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代中央王朝都十分重视少数民族的治理问题。秦代,首次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建立特别政区——“道”,并委任少数民族的首领为“臣邦君长”、“臣邦君公”(见《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这可谓中国历史上“土官土吏”(见《明史·土司列传》)之所始。其后,历代封建王朝沿袭并发展了秦代这一政策。至唐、宋时期,在民族地区设置羁縻州、县,实行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羁縻”措施。始于元,完备于明、清的土司制度,既是集历代王朝治理经验之大成,也是在宋代羁縻政策的基础上直接发展而来的。可见,有宋一代的民族政策,在中国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的治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就宋代对南方诸族的羁縻政策的主要内容,作一初步的综合与分析。     

20世纪关于中国教育史分期问题的探索

杜成宪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 0 0 0年第 3期撰文指出 ,中国教育历史的分期问题是有关中国教育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合理地划分中国教育发展阶段 ,有助于把握教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判定特定时期教育的变革及性质和合理地编辑教育史论著体系。 2 0世纪中国的教育理论先后有过依据朝代更替、社会形态、时代特征、教育实践、阶级斗争等多种中国教育史分期法的探索 ,展现出面貌各异的中国教育发展史。合理的中国教育史分期应以教育实践为主要依据 ,也对历史年代、社会形态等外部变化因素有所依据20世纪关于中国教…     

辽朝体育活动考略

辽国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王朝,虽然存在的时间只有200多年,但辽王朝的体育文化却非常繁荣,形式的独一性、历史的继承性和创新性,使其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独树一帜。通过对辽代历史资料的梳理与整合,发现在辽代体育中,角力、马球、射柳等活动尤为盛行,形成了具有历史特色的体育文化。研究辽国的体育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史学的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宏阔视域下的教育史研究——《教育与辽代社会》读后

辽代教育的发展提高了北疆游牧地区的文化水平,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然而辽代教育研究却相对薄弱。高福顺教授《教育与辽代社会》一书突破史料不足征之桎梏,从宏阔视域审视辽代教育发展演变的全貌,对辽代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性予以深入研究。此书是辽代教育史研究的一部力作,其出版推动辽史研究进一步向前发展。     

《中国朝鲜族教育史》评述

中国朝鲜族,是从朝鲜迁移到中国的越境民族。朝鲜族教育是在特定的、多元文化,尤其是在汉文化的激励、推动影响下,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朝鲜族教育史》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朝鲜族教育的形成和发展的第一部专著。这一部专著,《在中国朝鲜族教育史》编写委员会的指导下,由朴奎灿任文编,权宁河任副主编,许青善、姜永德负责统稿,延边大学民族教育研究室、东北朝鲜族教育科研所和东北三省部分同志合写,于1991年由东北朝鲜族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