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历任鄯州刺史考述

在叙述正文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在唐初鄯州所隶属都督府、道和节度使的情况。 武德元年(618)李唐王朝建立后,其地方行政机构随之设置。第二年,唐平薛举、置兰、甘、凉、肃、岷、河、廓、鄯等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辖境约今西宁、大通、乐都、民和及化隆等地区。都督府(隋称总管府)是唐在重要州设立的军政机构,掌军事。一般按人口的多寡分为上、中、下三等。武德八年(625)置兰州都督府,督兰、河、     

鄯州建置

鄯州,是北魏在湟水地区的州郡一级的行政建置。史载,北魏孝昌二年(526年)改鄯善镇,置鄯州,州治今西宁。鄯善,原系西域一国,首府在今新疆若羌,为何在西宁有鄯善镇和鄯州呢?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以后,魏太武帝即派军西征,439年攻灭北凉。北凉王沮渠牧犍弟张掖太守沮渠宜得、乐都太守沮渠安周、酒泉太守沮渠无讳等先后逃至敦煌,谋夺鄯善。鄯善王惧,奔且末,其子真达乃降沮渠氏,隔绝丝绸之路。太平真君六年(445     

吐蕃统治

大唐和吐蕃在青海境内军事争战,确曾“月明西海上,伴人征戍愁”。安史之乱起后,唐廷把陇右、河西各地精兵东调平乱,边堠空虚,向吐蕃敞开了西部国门。吐蕃则先蚕食沿边州郡,再重点突破陇右,遮断河西,兵锋直指关中。 公元756年吐蕃占石堡城、威戎军、安人军和洪济桥、百谷城、雕窠城,日月山和河曲一线尽入吐蕃。757年占河源军、鄯州和漠门军。760年占廓州。青海东部地区尽入     

李土司先世辨正

本文主要对土族李土司家谱中关于其先世为李晋王的传说加以考证,认为李土司家族传说的晋王即是曾五次出征河湟的西夏晋王察哥,李土司初祖赏哥为晋王察哥子孙,所任之职为西夏齐王遵顼大都督府,出镇鄯州,夏封鄯善王,后世遂误传为元代之事。     

隋帝西巡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巡视青海的帝王。隋朝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至炀帝时,社会呈现繁荣的景象,为开疆拓土和扩大加强与西城及国外的贸易往来提供了有利条件。然“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阻遏,故朝贡不通。”虽突厥此时已势微,吐谷浑正雄踞青海,东起鄯州,西连鄯善,屡扰丝路商道。大业初年,吐谷浑攻张掖,长孙炽率精骑五千击走之,追至青海而还。张掖是内地通西域的要冲,丝路上的重镇,吐谷浑屡攻此地,自     

诚心诚意,措施切实

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建设,是搞好对口支援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我们四川的经验证明,贯彻这个指导思想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支援与受援的关系。由于经济、文化、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加之四市、三州对资源拥有情况的差异很大,我们既要肯定四市主要处于支援地位,三州主要处于受援地位,又要看到支援实质上是相互的。四市支援了三州,三州也支援了四市。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各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的亲密关系,会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这就要求四     

贡嘎山下的甘孜州

雄伟峻奇的贡嘎山,座落在康定县南,是大雪山的主峰,海拔7,556米,被称为“天府第一峰”。5,000米以上终年积雪,冰川广布,似一位皓首苍髯的老人,默默地注视着苍茫大地,仿佛有着无限的期冀。山脚下,大地莽莽苍苍、峰峦叠嶂,辽阔的草原,深邃的河谷,葱郁的森林,构成了甘孜州壮丽的景色。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纵贯州的东、西、中部,水利资源十分丰富,电力蕴藏量达3,000万千瓦以上。甘孜州水草丰美,畜牧业在这个州的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其产值占全州工农业总产值的50％。这个州有天然草场一亿四千万亩,占全州总面积的67％,有大小牲畜460万头,其中耗牛头数占全国耗牛总头数的六分之一。     

岷州茶马司的历史作用及其启示

岷州茶马司的设立是对明代西北茶马贸易岷州地区这一空白点的填补,是西北茶马贸易机构体系的有效补充,是增大西北官营茶马贸易覆盖面的一大改良举措,有利于明朝后期进一步加强对岷州地区西番的羁縻控制。但是岷州茶马司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明末官营茶马贸易制度崩溃的局面,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趋势不是在西北地区多设立若干新的茶马司,扩大官营茶马贸易的覆盖面就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的,在这一点上岷州茶马司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影响有限。岷州茶马司的兴衰对当下我国的民族贸易政策来说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必须摆正政府在民族贸易活动中的地位,正确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动性,从少数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对民族贸易既不能放任自流,亦不可过于干涉甚至垄断。     

唃厮啰的交换贸易及货币形态

哺厮啰政权是北宋时期以青海东部为中心的一个强有力的藏族政权,在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初雄踞河湟地区,其首府在青唐,即今青海省西宁市,史称其辖地“占河湟间二千余里”,东至秦州西界,南达今果洛地区,北至祁连山,西据青海湖,大致占有《宋史·地理志》上的鄯、湟、廓、熙、河、洮、岷、迭、宕等州和积石军地,人口约百万。居民有吐蕃、党项、汉、回纥人,以及侨居境内的西域各地商人。其历代首领都接受宋廷的封赐,称臣纳贡,但又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丝绸之路”北道在真宗年间被西夏控制后,众多西域贡使商人苦于西夏的“钞掠”而改走“青唐道”;响厮啰的统治者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贸易。各族商人络绎于道,纷沓而至,皆     

明代岷州后氏家族与大崇教寺

岷州后氏家族为唐代吐蕃军将裔脉,元代即为当地政教望族.明代,后氏为岷州卫世袭土官,位居上层.出身于后氏的班丹札释则因其在沟通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教关系方面的重要贡献而得到明朝廷的礼重,最终获封"法王"尊号,并长期驻锡于京师大隆善寺,荣受朝廷奉养.班丹札释所创大崇教寺,是属于后氏家族的家族性藏传佛教寺院,基于后氏的政教地位,再加上明王朝的扶持,该寺成为明代岷州地区的中心大寺.由于班丹札释的关系,大崇教寺与京师大隆善寺关系密切,大隆善寺实为大崇教寺僧人在京师活动的主要据点,大崇教寺僧人也因此与明朝宫廷之间保持着不同寻常的关系.但至明末清初,大崇教寺在岷州地区中心大寺的地位逐渐由同为后氏所控制的"下院"即属寺圆觉寺所取代.     

U dhashay—Ku dhashay: Genealogical and Territorial Discourse in Somali History

Genealogical reckoning has always been a prominent aspect of Somali social organisation long characterised as a ‘segmentary’ lineage-based political system. Beyond this ethnographic foundation there was also a widely-held view that the Somali nation—despite the inherent ‘republicanism’ of the segmentary system—did at least possess a distinctive and inclusive ‘national’ genealogy. However for a decade now—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unified state of Somalia—authors have been re-examining the basic assumptions of the Somali nation. True to the traditions of the segmentary system they describe, a younger generation of scholars has challenged their elders and these youthful revisionists have uncovered the ethnic and even ‘racial’ complexity of the Somali state and questioned the dominant national genealogical discourses. This article asks that the dominant genealogical framework of Somali studies be taken back to its local contexts, and that descent by lineage (or indeed race) should be seen as only one part of the repertoir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Somalia.     

元西域人蒙古化考

13世纪初蒙古帝国军队西征后,有大批西域人以各种途径移居蒙古草原。他们以后对元朝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巨大。经元朝百年的磨和,他们不仅有很多人融入中原文化中而“华化”,同时由于元代蒙古贵族政治地位的影响和蒙古文化的强势存在,尚有许多西域人接受蒙古文化,认同蒙古民族共同体,终化为蒙古人之一部分。至北元时期,在蒙古各部中仍有很多西域部族名称存在,但实质上已作为地道的蒙古人出现,并积极参与北元政治军事活动。     

清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的考察

以清代基层社会组织重建和社会治理为视角进行考察,清代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清朝建立后,不仅继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也继承了明朝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重点对宗族、保甲、乡约以及会馆等民间组织的恢复与重建予以支持,并让渡部分公权力,使其统治触角向下延伸,“皇权”也由此渗入县以下的城乡基层社会。满族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域外之人,因此,他们一旦取得政权之后,除了保留满族的部分政治文化和风俗传统外,更多的是在大中华文化体系中寻找生存智慧与治国理政之道。在清代,不仅汉族、满族,也包括蒙古族、藏族或回族以及其他中国境内各民族,都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到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进程之中。正因为如此,民族融会才升华为“中华民族”这一新概念。     

问题与对策:少数民族地区公民文化研究

民主政治建设是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仅包括制度建设内容,而且也包括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容。然而,少数民族地区民主建设面临着各少数民族成员民主制度、机制缺乏、民主意识淡薄以及注重宗教信仰、法治意识缺失。要培育少数民族地区民主型政治文化的基础和条件,就不得不建立和完善现代民主制度和机制,充分开发利用各种政治社会化手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在深厚的文明积淀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 ,中国人在追求社会和谐的道路上奏出了鲜活的乐章。对于多民族的中国来说 ,民族团结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命题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处理民族问题的社会目标 ,即中国政府希望达到一种怎样的多民族共处模式 ;二是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 ,即采用何种手段去达到这一目标。不同时代、地区的政府采用各异的政策来处理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去达到民族和谐的社会目标 ,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本文将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政治理念、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中国多元民族社会的切合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效果来论述其对于社会和谐的贡献     

我国少数民族政治政策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

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是构成我国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有两个方面:一是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本民族或民族社会的政治事务;二是各少数民族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少数民族政治政策通过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对各民族平等政治权利的具体规定,通过各民族自治管理形式的制度安排,以及在各领域内的少数民族干部政策贯彻执行,来系统地保障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权利、实现少数民族政治参与的目标。     

西北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研究——以甘藏沟村为例

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文化程度低等因素的影响,西北欠发达民族地区农民的政治参与度较低。应大力发展经济和教育,提高地方政府绩效,使农民的政治参与向着制度化、有序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论新形势下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它既是政治制度又是法律制度,这项制度的贯彻落实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面时新形势,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着自治权未能得到有效实现、民族自治地方获得利益补偿机制不健全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贯彻落实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问题有待于我们加以解决,以实现我国各民族真正的平等、发展与共同繁荣.     

中西文化交汇与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儒教复兴运动。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虽明显受中国本土的孔教运动影响,但与康有为试图借助政治的力量将孔教定为国教不同,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走的是民间化的道路。基于新华社会多元的语言状况,儒教复兴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中英双语来推广儒学。受新加坡地区浓郁的宗教氛围影响,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以构建儒教为要旨,力图整合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信仰,并通过与基督教的论争来完善理论体系的建构。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儒学在宋明理学之后第二次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Bosnia and the Middle East: Current Political,Economic and Cultural Ties

This article will review and analyze Bosni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ies with the Middle East, most especially Turkey, Iran, Saudi Arabia and Israel, as well as the evolution of Muslim identity in that republic, especially since the late 1960s when there was an internal liberalization process in part influenced by Yugoslavia’s policy on non-alignment. Today, Bosnians of all ethnic and religious backgrounds must contend with internal divisions and tensions exacerbated by the 1992–1995 war while utilizing a very cumbersome political system that may have brought peace at the expense of unity. Bosnia’s geographical location draws that country toward the rest of Europe while history and the legacy of the Ottoman Empire, also draws Muslims toward the Middle Ea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