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集聚与碳排放: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群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在集聚效率与节能减排之间进行平衡和协调,探讨人口集聚与减排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空间集聚理论分析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利用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系统而稳健的实证检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之间呈现“倒N”型曲线关系,当前大多数省份仍然处于减排效应的第一阶段,发挥城镇人口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人均碳排放、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临近省份的人均碳排放增加会加剧本地排放水平提升,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有利于提高发展效率、促进全局减排。人口集聚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主要以能源利用和经济发展为作用渠道,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能源价格的非线性机制决定了人口集聚与人均碳排放的“倒N”型曲线关系。应推动以人口集聚效率提升为特征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以大城市为辐射中心、以周边县城为重要载体的联动机制,进而助力人口集聚与节能减排的协调发展。     

人口集聚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

在人口集聚的进程中,如何跨越双重环境规制的约束门槛、降低碳排放,对“双碳”目标的达成意义重大。以人口集聚为切入点,基于京津冀的经济、文化与产业的发展,探讨双重环境规制在人口聚集的城市群内,对碳排放存在的门槛效应具有现实意义。文章采用2006～2020年京津冀1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和人口集聚对碳排放的作用效果,同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以人口集聚作为门槛变量检验在不同集聚程度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并进行区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第一,京津冀地区人口集聚对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类环境规制的交互项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效果更为显著。第二,在人口密集程度较低时,仅在两类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下,降碳效果才初步显现;当人口集聚程度处于中水平区,正式环境规制抑制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逐渐显著;当人口密集度处于高水平时,正式环境规制依旧有着显著的降碳效果,但在两类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下,则出现显著负面影响,增加了碳排放强度。第三,就降碳效果而言,仅有五个城市处于人口集聚适当水平区,能够实现较好的降碳效果。基于此,从政府管制、绿色技术创新、人才引进、绿色供应链和...     

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研究——兼论集聚与群分效应

在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背景下,探究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效应及其成因有助于理解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变动,对实现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面板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的工资溢价,以及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在其中的解释力。总体而言,城市规模每扩大1%,工资水平平均上升0.13%,相应溢价主要来源于群分效应。人口规模超过500万人的超大、特大城市同时存在集聚效应和群分效应,群分效应能够解释工资溢价的35%～55%。人口规模介于100万人至500万人的大城市,工资溢价主要源自群分效应。文章发现,个体技能对工资溢价的贡献度最高,且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当地劳动力的平均技能水平也会提高,即劳动力技能存在明显的空间排序规律。超大、特大城市的集聚效应具有动态性,年轻劳动力在超大、特大城市的工资增长更快。     

人口规模回旋空间与区域产业发展

未来30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意味着需要雄厚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需要一个相对完整、自主、庞大而丰裕度较高的产业体系予以支撑。深入认识人口增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因素在产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有助于在人口负增长条件下更好地保持产业体系完整性,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业丰裕度。为此,本文基于文献析出方法从理论上阐释区域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依据自身人口规模进行专业化与多样性选择的情况,并且存在两者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选择以地级市和城市群为观察样本,采用两步广义矩模型（GMM）、空间杜宾模型,并通过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在一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其他条件下,区域产业专业化和多样性变动发展过程中人口规模的回旋效应和具体作用。研究发现：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倒“U”型;区域人口规模对区域产业多样性集聚和发展的互动影响呈现“U”型;在区域产业专业化、多样性集聚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中原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集聚的专业化效应和多样性效应得到充分释放,长三角城市群产业集聚的多样性效应更加明显。这充分说...     

空间相互作用与城市经济增长--来自长三角的证据

基于以往研究对空间相互作用方向性考虑不足的事实，文章以长三角133个县市为例，构建了融合新经济地理学与中心地理论的理论框架，将表征空间需求关联的总体市场潜能细分为来自同层级、高等级、低等级三个方向，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估计了总体及不同方向的空间相互作用对长三角地区人均GDP增长与人口增长的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空间依赖导致的间接溢出效应等因素后，并未发现存在要素价格绝对调整或要素数量绝对调整的证据，总体市场潜能的提高同时促进了城市人均GDP增长与人口增长；就不同方向的空间相互作用而言，大城市的自身发展有利于中等城市的人均GDP增长，大城市之间、大城市对下级城市、小城市对上级城市形成了人口增长的良性互动格局，而中等城市之间以及中等城市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则表现为回流效应。     

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探究

后疫情时代研究城市化发展中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产生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对秉承“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构建安全韧性城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建立包含人力资本与环境压力两条作用路径的分析框架，试图对人口集聚是否会提升城市韧性水平做出解答和机制验证。结果表明：（1）人口集聚程度对城市韧性有提升作用；人口集聚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的中介效应对城市韧性产生作用；（2）在门限回归中，环境压力具有单一门槛作用，人力资本具有双重门槛作用，越过门槛前后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程度有所变化；（3）异质性分析中，划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类型的城市时，城市韧性水平处于不同分位数时，区域间人口集聚与人力资本、人口集聚与环境压力两相组合划分时，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的影响方向与大小均存在差异。最后从人力资本和环境压力这两条影响路径切入，聚焦人口集聚对城市韧性影响的实证分析提出几点政策启示。     

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分析

高学历人口的空间合理集聚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的现实诉求,也是中国人口学科向空间化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本文基于空间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使用中国人口普查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测度京津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集聚格局并分析其形成机制。研究表明,京津冀高学历人口呈向心集聚特征,沿点轴演化模式演变。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性,北京与天津不仅具有"虹吸效应"吸纳河北省高学历人口,同时也具有"溢出效应",促进河北相邻地区提高人口集聚力。高学历人口的集聚呈现高高和低低连片分布,人口增长极和人口洼地并存。在向心力与离心力的相互博弈下,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北京与天津为中心、河北省为外围的高学历人口空间集聚格局。其中,高端医疗设施、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第三产业集聚水平、知识溢出发挥向心力作用,吸引高学历人口向北京与天津两大中心集聚。地理距离与高额的城市消费发挥离心力作用,推动高学历人口向外围地区扩散。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高学历人口的空间优化配置。只有推动义务教育一体化建设,促进第三产业向河北腹地转移,优化科研机构空间布局,加速交通网络建设,才能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现。     

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分析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成为政府和学界亟待解决的难题。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样本探讨城市群人口集聚对城市群内部以及周边区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全面FGLS”方法以及动态面板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如下结论：粤港澳大湾区人口集聚无论是对于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还是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富裕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短期内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作用,但长期而言粤港澳大湾区人口不可能无限集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拥挤效应将超过集聚效应对共同富裕产生负面影响。上述结论意味着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形成的多中心集聚的态势,空间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在推动城市群内部共同富裕的同时,短期内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但长期持续的发展仍需人口在粤港澳全域更为均衡地分布,而非无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重视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产业互联、城市互联等,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与粤东西两翼及山区人口等要素资源更为顺畅地流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粤港澳全域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基于工具变量的实证研究

人口空间分布受地域生态环境、商业条件和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而呈非均匀性特征。随着大中城市经济优势的日益扩大及限制人口自由流动政策藩篱的消除,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的向心力不断强化。北京、上海的常住人口规模已经突破2 000万人,大规模的人口流入对城市的交通、社会秩序、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诸多方面产生重大影响,人口疏解与人口控制成为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的重要社会管理举措。同时,人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人口红利加速消失的背景下,人口作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成为各个地区竞相吸引的宝贵资源。面对疏解人口还是集聚人口这一现实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回答人口集聚是否拥有经济增长效应并在实证上检验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的大小。为此,本文应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克服人口集聚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应用工具变量、矩估计等回归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小学教师数和卫生医疗工作人员数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结果显示人口集聚具有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此外,通过引入交叉项实证研究人口集聚引发的人口结构效应,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改善人口结构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基于此,应进一步促进人口集聚,发挥人口集聚效应,特别是通过人口集聚来改善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就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这对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更有意义,在实行人口疏解政策时有必要考虑人口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秦巴山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分区引导——以陕西省安康市为例

随着人口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秦巴山区人口空间结构将进一步重组。本文基于安康市的乡镇单元,采用空间分析合理划分人口集聚区的等级,结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环境的空间相关性,试图揭示人口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针对不同人口集聚区进行策略引导。研究表明:1人口集聚区等级的划分可结合人口增速与人口总量;2不同影响因素对人口集聚产生的效应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如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集聚具有"马太效应";医疗条件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正效应,也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增的规律;交通条件对人口集聚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效应;高程对人口聚集的影响存在负效应,并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而耕地对人口集聚的影响与产业结构相关;3影响人口聚集的需求要素具有显著的差异,即经济发展需求>土地需求>便捷的交通需求>良好的医疗条件需求>低海拔需求。4对于秦巴山区来说,人口集聚的引导策略应结合"地情"进行统筹谋划,如人口高度集聚区以道路交通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为重点,人口次高度集聚区以道路交通建设为重点,人口中度集聚区以医疗服务设施完善为重点,人口低度集聚区以高山人口转移为重点。     

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基于2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检验

文章构建指标体系测算中国286个城市2002~2012年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运用空间计量及门限模型对中国跨地区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及相对收入水平是吸引外来人口的首要因素;人口的地理饱和度对人口流动有正向影响;以房价负担表征的人口的经济饱和度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具有门限效应,2007年之前影响不显著,2007年之后则对人口流动产生显著抑制作用;产业结构与城市化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     

京津冀人口集聚对能源消费的影响

京津冀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其区域发展面临严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首先,基于STIRPAT模型构建京津冀面板数据模型,研究1990—2017年京津冀人口密度、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和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其次,采用S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作用机理和动态影响关系。结果显示,京津冀三地的人口密度、人均实际GDP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其中河北省影响系数最大;北京和天津第三产业占比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反向影响关系,河北省第三产业占比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不显著;北京和天津的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影响不显著,河北省环境规制对能源消费具有正向影响;京津冀地区和京冀两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在短期呈现负向效应,但是在中长期京津冀地区和三地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均先上升然后缓慢下降,人口集聚具有集约用能效应。相对于能源消费自身影响而言,京津冀人口密度变动对能源消费的贡献相对较小,其影响效应有限。最后,对京津冀人口流动和能源消费一体化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产业智能化与区域就业质量——基于中国省域静态面板和空间面板视角

以智能技术和产业融合为表征的产业智能化改变了企业生产模式选择，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在分析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中国除西藏外30省份（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产业智能化对劳动力就业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了区域劳动力就业质量，且在缓解内生性、替换关键指标及模型误设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分维度考察发现，产业智能化显著提升就业报酬并改善了就业环境，与“素质教育”类就业能力形成互补关系，但对就业保护力度的影响不明显。第三，基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条件，研究发现产业智能化对高技术密集度以及高劳动者维权力度地区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显著；第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就业质量不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但产业智能化对就业质量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政府应助推产业智能化关键技术研发，促进职业教育体系深化改革，并加强区域间智能技术的合作与交流，以期形成产业智能化协同发展机制，助力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为明显。在我国城镇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将集聚理论纳入成本—收益分析框架，结合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研究城市人口集聚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市人口集聚通过个人收入、职业匹配与公共服务等集聚收益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通过工作压力、城市房价与交通拥堵等集聚成本对劳动者就业满意度产生负向影响。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城市人口集聚仍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二，城市人口集聚对城市户籍劳动者、高教育水平劳动者与体制内劳动者的就业满意度提升更大；相比人口高度集聚城市，人口中度集聚城市的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第三，基于集聚经济理论“空间发展钟形曲线”，都市圈空间不平等表现为经济一体化的集聚阶段或分散阶段。相比经济一体化分散阶段的都市圈，处于集聚阶段的都市圈，城市人口规模扩张更可能提升劳动者就业满意度。     

产业集聚与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的影响:膨胀还是收敛?

人口增长过快、规模过大一直是困扰北京的一个大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本文利用2006~2013年北京16个区县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视角分析产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影响。研究认为,第二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促进作用,而第三产业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特别是第三产业中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更大;产业结构高度化对北京人口规模增长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对人口规模增长的抑制作用将强于第二产业集聚带来的促进作用,两者共同作用下北京人口规模将趋于收敛。本文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已有研究对该问题的定性分析结果,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调控人口规模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和调控方向。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兼论齐普夫定律检验

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而区域中心城市首位度与集聚水平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全面测算我国省级区域中心城市人口与经济首位度，分析中心城市经济与人口的聚集程度和区域城市规模分布基尼系数。研究结果表明：省域城市体系中人口与经济首位城市绝大部分为省会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人口规模结构失常。经济过度集中于省会中心城市，省域内其他中心城市经济承载能力不高，经济聚拢效应较弱。当前，从城市规模基尼系数来看，我国未出现高集聚城市人口规模，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较高的集聚水平。我国区域之间中心城市人口和经济集聚水平不尽相同，一些区域经济集聚水平整体较高，而人口集聚水平较低。从城市体系空间分布来看，大部分区域经济高位序大城市发育不突出，区域人口低位序中小城市发育不健全。我国绝大部分省级空间单元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均符合齐普夫指数的幂律分布，但是区域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及经济规模的齐普夫指数差异较大，整体上人口规模齐普夫指数大于经济规模齐普夫指数。     

社会保障均等性因素对人口城市化影响的空间计量分析

传统人口理论认为,人口城市化是经济、社会、人口发展的必然过程,在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此过程已不可逆转,但其反作用力也同时存在,并形成多种梗阻因素。为挖掘这些因素,本文从社会保障均衡发展的角度展开研究:首先基于AHP多层次评价模型构建了城镇社会保障均等化评价体系,并应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省际差异及其空间格局,发现省区社会保障水平总指数存在显著正空间自相关,在地理分布上表现为集聚格局;然后应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分析社会保障均衡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空间误差模型(SEM)估计效果更好,政府供给是主要影响因素,空间溢出效应为显著促进因素,同时佐证了空间计量分析的必要性;最后,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社会保障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人口集聚、人力资源匹配与产业升级

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人口持续向大城市及大都市圈集聚，人力资本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之一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愈发关键。准确识别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并分析其背后的作用机理，对于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产业促进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文章试图采用中国267个地级市2006～2019年的市级层面数据，研究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人力资源匹配中介机制，为人口集聚的产业促进效应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注解。通过构建“人力资本-产业结构”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集聚能够促进产业升级；以人力资源匹配为中介变量，更加印证中国人口集聚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背后是人力资源匹配在发挥中介效应。通过发展阶段-区位双维度分位数回归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不同地区在不同产业发展阶段人口集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特征不一，在东部呈现非对称的“V”型趋势，在中部由正持续减弱为负，在西部则由负转正不断增强；按高校数量分组进行异质性检验发现，在教育密集区人口集聚的作用不显著，但在非教育密集区存在显著促进产业升级的作用。     

中国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口集聚和区域不均衡是经济发展的普遍现象,中国的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人口集聚除了具有静态的人口空间分布状态的含义外,还具有动态的人口向特定区域流动迁移的含义。人口集聚既是过程也是结果,研究人口集聚比单方面的人口空间分布研究或人口流动迁移研究更具挑战性,也更有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以2000²015年省级数据为样本,根据人口集聚地区人口规模大和人口密度高的特点,利用人口密度的区域倍数指标来测量我国人口集聚水平,分析其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讨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途径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人口集聚程度按东部、中部、西部顺序依次降低,东部地区的集聚程度不断提高;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人口集聚程度每提高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将提高1.064%,西部地区人口集聚的经济效应最大,资本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对区域经济发展也具有显著正影响;城镇化、人力资本和人口抚养比是人口集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人口集聚能够提高集聚地区的城镇化率和人力资本水平,降低地区人口抚养比,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此,提出促进地区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积极发挥人口集聚经济效应等政策建议。     

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本文基于1995~2015年东北地区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口与经济数据,采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关系、空间集聚程度、空间整体相关性,探讨东北地区基本生产要素区域内部流动趋势及其空间配置协调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从人口与经济增长协调性看,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对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明显,缺乏区位优势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人口外流最为明显。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空间演化特征看,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要素呈现明显的"南密北疏、内高外低"的不均衡分布格局,人口集聚明显滞后于经济集聚。全局型Moran’s I指数和局域型LISA指数分析结果显示东北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集聚趋势不强,关联性相对较弱,总体呈现低—高(L-H)、低—低(L-L)的人口—经济集聚态势,实现区域经济与人口协调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