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龙无尾与连城全壁

《红楼梦》问世之初,一直以抄写八十回本流传,不少热心的读者终因未窥全豹为憾事。至1791年程伟元、高鹗始以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活字排印公之于世,这在《红楼梦》版本史上是一件带有关键性的大事。至此,方有全本《红楼梦》以其完整的面貌,极其迅速而广泛地流行于广大读者之中。然而,对程、高的工作,历来毁誉不一,看法各异。毁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早在清代裕瑞《枣窗闲笔》即指斥后四十回是“一善俱无,诸恶备具之物”,及至胡适等“新红学家”对后四十回更是深恶     

叙事性文本建构中“闲笔”设置的技法

叙事性文本中的＂闲笔＂,是叙事性文本中人物和事件主要线索外穿插进去的小事件、小场面。＂闲笔＂的设置,要能够调整文本的节奏,要能够扩大叙述空间,要能够延伸叙事时间。     

脂评何以自相矛盾

《红楼梦》脂评有些地方自相矛盾 ,对后数十回情节和描写的提示 ,又与原书判词和隐喻的关节部分相矛盾 ,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是脂砚斋在阅读作品前后不同修改稿时头脑里绞了线     

《金瓶梅词话》“闲笔”艺术论

《金瓶梅词话》"闲笔"技法的大量运用,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在写作技法上的突破。兰陵笑笑生通过利用"闲笔"技法,塑造人物性格,点缀故事环境,铺陈故事情节,调节叙事节奏,彰显了"闲笔"对人物描写的细腻处理。"闲笔"技法的创造性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表明《金瓶梅词话》已经具备了现代小说书写的雏形,对促进古代小说技法向近现代小说技法的演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题材演变看“游龙戏凤”故事主题的变迁及意义

在游龙戏凤故事的发展过程中,话本小说《客窗闲话》与杂剧《梅龙镇》和电影《龙凤店》,是非常重要的三部作品,这三部作品虽然围绕皇帝微服出游展开想象,但是在内容上还是有差异的,这就导致了主题相应地发生变化。《客窗闲话》突出原道说教意义,强调＂戒色＂;《梅龙镇》描写充满神性的皇帝的情欲追求;《龙凤店》则展示了人性的力量。     

从《儿女英雄传》看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

《儿女英雄传》及其序文揭示了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斯理论具有较充实的内蕴：＂其旨少远、词近微、文可观、事足鉴者＂方为上乘小说;提倡塑造既具＂英雄至性＂,又有＂儿女真情＂的复合式人物性格;严格区分＂正附、主宾、伏应、虚实＂,潜心设置＂闲笔闲墨＂的结构法则。文康的小说创作理论表现了重视反映社会现实,强调文学的讽谕作用,着意发挥章回体小说的艺术功能等积极意义。     

垓下聚遗址当在濠城东北二十余里处

《史记》本纪与世家记载的公元前202年楚汉相争最后决战发生在垓下毋庸置疑。两汉人士也从无疑义。《汉书.地理志》及汉魏旧注均认定垓下乃沛郡国下属的聚邑,与陈郡无涉。《史记正义》所主垓下＂在亳州真源县东十里说＂无文献根据,且自相矛盾,不可采信。从《汉书.地理志》本注体例可知垓下聚与城属于不同层级,决非同地。近年安徽固镇县濠城镇北＂霸王城＂（原名圩里村）考古发掘成果,证实此处为＂大汶口文化最早的遗址＂,亦为秦汉城遗址,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但认定即垓下聚遗址,既与汉魏权威文献违戾,亦有移花接木之嫌,恐难以成立。据唐《元和郡县志》及宋《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垓下聚遗址应在濠城镇东北二十余里处探寻。     

《诗经·常棣》兄弟、朋友轻重关系试释

《诗经.常棣》诗颂扬兄弟情谊,认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即兄弟重于朋友;同时又提出＂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即朋友重于兄弟。对于此种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如朱熹等人已有＂悖理之甚＂的批评。其实,兄弟与朋友,孰轻孰重,未可一概而论。兄弟关系乃＂天合＂血亲关系,当我们处于＂死丧＂、＂外侮＂之际,需要物质上的帮助时,兄弟胜于朋友;朋友关系乃＂人合＂关系,当我们在精神上处于孤独、苦闷之际,需要精神上的理解和倾诉时,朋友胜于兄弟。《常棣》诗正是对兄弟、朋友关系的此种特点的形象化反映。     

闲笔不闲——谈《黄河东流去》的一个创作特色

李准曾这样来说明他近几年来创作中的一个体会,叫作“闲笔不闲”。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中就有许多精美的“闲笔”,充实着、美化着作品的细节描写,调节着作品的情节结构,在形成李准这一时期创作的特有色调、情趣、节奏、风格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闲笔”本身已在逐步成为李准小说创作的一个特色。     

试论"闲笔"

“闲笔”是明清小说评点中的一个常用术语。闲笔具有加强小说情节的严密性、有机性 ,调节叙事节奏等叙事功能 ;闲笔还具有调节审美节奏 ,加强小说的立体感、真实感 ,为人物绘形写神 ,摄入多层次、多侧面的审美画面等美学功能。闲笔含有非情节因子 ,但并不完全等于非情节因素。闲笔理论在今天仍具有启示意义     

误解与知音——从余英时的“两个世界”到“红学探佚学”

余英时和宋淇的红学研究,本质是追求曹雪芹的“原意”和《红楼梦》原著的完整艺术构思,其实与红学探佚研究一脉相通。他们追求的“红学革命”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当时探佚学还没有大规模突破,以及他们缺乏更宏观的文化视野。是探佚学实现了他们的未竟之志。《红学通史》对文本意义阐释之绝对的相对主义立场,使它的某些“视界融合”陷入悖论。     

从《红楼梦魇》看《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

《红楼梦魇》是文学家张爱玲情节化操作之外的特例，这部关于《红楼梦》的考据和评点专论，是她穷毕十年精力的后期作品。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这部学术专论的表征，而她与《红楼梦》及其作者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这部专论的非学术隐义。张爱玲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红楼梦魇》作为自己的间接诉情文本。《红楼梦魇》的完成过程，是张爱玲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表达情感最后归宿的过程。同时，《〈红楼梦魇〉自序》为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读甲戌本《石头记》札记

甲戌本尽管残缺不全,但却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本子,有不少令人深思之处。本文谨就甲戌本的“过录本”特点、“脂砚斋论曹雪芹”、“曹雪芹的卒年”、“题名及著作权的问题”、“脂砚斋对甄士隐《好了歌解》的侧批”、“小说中的本事”等六个方面,谈谈个人看法以及与一些常见观点的不同之处。     

《红楼梦》“矛盾”现象研究述略

《红楼梦》中存在着许多“矛盾”现象。20世纪以前，对于《红楼梦》中“矛盾”现象的探索，大都停留在指出“矛盾”的阶段，即使涉及“矛盾”的成因，也都认为是作者的疏漏或失误等。20世纪初至60年代以前，似乎仍然停留在前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来，开始从成书角度探讨“矛盾”现象的成因，但大都侧重于将“矛盾”的成因归结为作者没有最后修改好而留下的痕迹，或是两书合成而留下的痕迹。这从大的方面来说，仍属于作者疏漏或失误的范畴。而从多角度探讨“矛盾”现象的成因，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     

《红楼梦》评点从文人自娱到商业传播的转型——东观阁评与脂砚斋评的主要差异

将<红楼梦>东观阁本的评语与脂砚斋的评语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脂砚斋评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具有文人自娱性;而东观阁评则较为客观,注重从读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书商导读型的特征较为明显.文人自娱--商业传播--文人自娱--文人自娱与商业传播,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体现了<红楼梦>评点史的轨迹.在<红楼梦>评点史"多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脂砚斋评和东观阁评从文人自娱到商业传播,分别占据了初始阶段的两个较为重要的环节.     

说沈复的《浮生六记》

沈复虽然不过是一介布衣，其所作《浮生六记》篇幅不大，没有一般小说那样的故事情节，却因其特殊的视角、别致的笔触和诗性的语言，百余年来为所有的读者所一致珍爱，甚至把它和《红楼梦》相提并论。     

几人如此读红楼——以“红楼梦魇”的阐释为中心

本文以笔者的阅读体验为中心,从《红楼梦》对"真假""显隐"的设置,以及红学研究中映射机制的建立两方面入手,分析"红楼梦魇"的产生原因,涉及《红楼梦》文本在小说史上的独特性以及多元阅读命运等问题,以期对红学研究方法进行一定反思。     

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红学学科架构

学科体系之重建，是“红学”与现代学术接轨并与国际学界对话的前提条件。如果说“红学”是独立于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之外的“一级学科”，现代学术视野中的这门中华固有专学，至少应包括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作者及其家世研究、版本文献研究、文本研究、红学史、红楼文化、翻译与比较研究、海外红学研究八个“二级学科”。     

略论贾宝玉和甄宝玉——兼论特殊典型化的艺术方法——矛盾分身术

“有两种精神居在我们心胸,一个想要同别一个分离。”甄贾（真假）宝玉是同一个人物思想矛盾的两个方面。这是一种很独特的塑造“矛盾人”的典型化方法。这种方法在现代的中外艺术中,已经很普遍了。曹氏写甄宝玉是用模糊法,高鹗则用了明朗法。这是倾向的不同。真假宝玉也是曹雪芹思想矛盾的某种反映。     

论《红楼梦》索隐研究

索隐研究被广泛应用于文献典籍及文学作品的释读，在《红楼梦》研究中则形成了索隐红学。人们对《红楼梦》产生索隐的兴趣，既是出于文学批评的传统，也是由于作品本身的提示或暗示。索隐派所索隐的红楼本事通常都关乎“本朝”的现实政治。考证派的出现导致了红学的索隐与考证之争以及随后索隐红学的衰微。通过蔡胡论争，索隐红学的研究方法之弊被凸显了出来，“新索隐派”亦由是而改弦更张。但评价索隐红学的功过是非还要考虑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不能否定它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