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翻译选材及策略

郭沫若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代巨匠,也是诗歌翻译和创作领域的先锋泰斗。他不仅开译诗浪漫主义之先河,更创造性地提出＂风韵译＂和译者主观感情投入等诗歌翻译策略。从诗歌翻译的特点出发,探讨时代背景和个人情感对郭沫若翻译选材和策略的影响。     

郭沫若浪漫主义新诗本体观探论

郭沫若在五四初期鲜明地提出了诗是诗人“情绪的直写”这一核心思想。这种情绪已经包含了“认识的分析”与“意志的综合”的升华过程,与原始性的直觉有根本的区别;坚持自我表现与回到内心的原则,使郭沫若的新诗本体观具有更强的时代特征与个性色彩;注重“心智”即情感与理智的结合,而又偏于情感,排斥理智介入,既为他的诗歌创造带来了真实性与反概念化的特征,也决定了他的一些诗作缺乏哲理思想的深度韵味;关注于“纯真的‘美的意识’的流泻”,主要体现为对诗人人格美的追求,同时也推动他对“体相兼备”的诗歌本体理想的深层思考。     

谈中国新诗浪漫主义诗潮重要代表--徐志摩的诗歌特征

徐志摩的诗歌以浪漫主义特有的创作手法个性的、主观的抒写,创造性的异想神思,浓烈的理想化色彩,炽热缠绵的情感,艺术至上的唯美倾向,创作了大量的浪漫主义诗篇;这同时体现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浪漫主义诗潮的重要特征.     

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中国传统文论表现出强烈的重伦理教化的实用主义工具色彩,对形式主义一直采取蔑视和压制的态度.但就是在这种极不利于艺术生长的文化氛围里,中国古代作家在诗歌创作中却表现出鲜明突出和普遍的以形式为本体的倾向,对重伦理教化的儒家诗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抗衡作用,实现了诗歌创作向艺术王国的回归,从而创作出了举世难以匹敌的真正的诗歌艺术.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有三一,汉语文字的本体性特征是汉语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形成的基础;二,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走向和结构格局决定了诗歌创作以形式为本体的特征;三,工具主义的形式观客观上推动了形式的本体性特征的形成.     

对比视角下的中西浪漫主义诗学渊源诠释

本文对中西浪漫主义诗歌的诗学渊源作比较性研究,主要从传统文学思想的继承、社会经济结构、哲学世界观三个方面来诠释不同文化母体所孕育的浪漫主义诗歌具有区别性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浪漫主义诗歌产生时间早,受自然经济意识影响较深,注重天人合一,物我相融的精神境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产生时间较晚,但商业经济意识浓厚,视自然为对立物,希望达到一种超越"自我"抵达"非我"的境界。     

论郁达夫前期小说的现实主义特质

1 前期创造社揭起浪漫主义的旗帜,异军突起,和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会一争文坛春色。郁达夫是前期创造社的骨干之一,他的前期小说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似乎是不言而喻地成为现代文学史家们的定论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说:“创造社的浪漫主义倾向,在诗歌方面最杰出的代表是郭沫若,小说散文方面则为郁达夫。”又说:“郁达夫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就以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见之于文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观念变迁与创作实践

中国新诗在经历了浪漫主义的散漫,格律诗的僵化,象征主义的晦涩、怪异后,在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融汇既往新诗优点和长处的现代主义诗歌诞生了,以戴望舒、梁宗岱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人大胆探索实践,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英国浪漫主义诗歌意象的情感功能

浪漫主义诗歌的意象体系异常丰美,对浪漫主义诗歌意象进行研究的文献不断涌现,但几乎所有文章都是针对某一作家诗歌中的单一意象进行释读。文章结合不同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性文本进行详细分析,对浪漫主义不同意象所指涉的情感功能进行了探讨,指出映照情感、渲泻情感、建构情感理想是浪漫主义意象的主要功用,使浪漫主义意象的研究更系统、更全面。     

论徐志摩诗歌对古典浪漫主义的传承

徐志摩的诗歌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的抒情传统,将浪漫主义的理想追求纳入古典主义的艺术形式之中,实现了"浪漫"与"古典"的完美统一.本文从意象与意境的生成,音韵、节奏与复沓手法所造成的音乐美以及诗歌体式的创新上阐述徐志摩诗歌对于古典浪漫主义的传承,探讨其诗作获得永恒艺术魅力的原因.     

略论郭沫若诗歌的艺术个性及其它

由于诗集《女神》,郭沫若获得了“浪漫主义诗人”的称号,而和鲁迅分居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潮流的前锋。虽然如此,但看来他似乎无意固守在浪漫主义这个领域之内。他按照自己的意愿走适合于自己个性的艺术之路,而不顾别人的忠告与惋惜。不少研究郭沫若诗歌艺术个性的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只有浪漫主义最适合他的艺术个性,他应该永远浪漫下去才对。黄侯兴同志所写的《郭沫若的新诗和他的艺术个性》(《现代文学讲演集》)一文,就反映了这一     

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论闻一多、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

在早期新诗坛的力量格局中，胡适系诗人和后起的郭沫若都掌握了不小的话语权，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相对平衡的格局中，闻一多和梁实秋的早期新诗批评则试图开辟男一方天地，对早期新诗的相关议题作出较为平实的思考，从而构成了早期新诗坛的第三种力量。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在阳光与阴影之间——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新诗传统

在新诗传统的河流里始终起伏着“阳光派”与“阴影派”两脉.中国现代政治抒情诗与“阳光派”传统密切相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突出的审美风格以及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从郭沫若、艾青到贺敬之、郭小川,他们对政治抒情诗和新诗传统都作出了自己独到的贡献.在阳光和阴影的交错与融合中流变的政治抒情诗,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样本.     

屈原与惠特曼：《女神》抒情的方式、动力及其限度

郭沫若以《女神》为代表的抒情诗是中国新诗的重要成果,其在写作中所受到的多种影响值得探讨。其中,屈原辞赋的宇宙观和性别叙事对于郭沫若《女神》的想象力和抒情方式的构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同时,《女神》中的＂抒情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其＂惠特曼式＂的,因而能够对屈原的影响有着精彩的发挥。屈原和惠特曼的影响既使郭沫若的独特抒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同时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内在律：新诗艺术成就的核心

郭沫若最早发现并在新诗创作中成功地运用了基于情绪消长起伏的内在律以代替旧体诗的固定的外在格律,这是他对新诗艺术的重大贡献。内在律一端联着情绪内容,一端联着语言形式,居于新诗各项艺术成就的核心,也是新诗区别于旧体诗的基本艺术特征。在新诗发展过程中,自由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以创作和诗学探索丰富了内在律体系,现代格律诗的提倡者如闻一多、何其芳等也注意把新诗格律和情绪内在律联系起来。自由诗和现代格律诗既双水分流又彼此渗透,有逐渐融合之势。在新诗的诗体建设中,如果忽视、拒斥内在律,就可能误入歧途。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和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书写嬗变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女神》与集外诗作的对照,既可以还原郭沫若早期诗歌多体式、多元化的尝试,也可以印证诗人创作中一直存在着的两极化创作现象。兼顾诗人风格各异的诗作,有利于调整对郭沫若《女神》时期的文学史书写。     

噪音诗学的追求:从胡适到夏宇

新诗(现代汉诗)与古典诗的一个重要差异是不拘于固定的格律,从此角度观之,我们或可称新诗为"噪音"。噪音标志的既是反叛也是创新,同时,它也是新诗从开始至今的一个屡屡出现的母题。本文讨论新诗史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从萌芽期的胡适和郭沫若,到中期的戴望舒和纪弦,到当代的夏宇。在他们的个别作品里,噪音不但是诗的中心主题,更代表了新诗创造力的不断扩大。     

郭沫若时代及其诗美觉悟

1919～1932年是新诗四时代链条上的郭沫若时代,郭沫若、闻一多是其标识诗人.这一时代的诗美创制表明了新诗从"真"到"美"的觉悟历程.     

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

作为郭沫若历史剧研究领域里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位学者,黄侯兴的郭沫若历史剧研究是很有特色的,他不仅旗帜鲜明地指出郭沫若的艺术个性是主观而抒情的,而且全面而系统地总结出以下五个方面的创作风格：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具有时代烙印;史剧家必须是题材研究领域的权威人物;结构、情节和冲突要使悲剧效果最大化;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戏剧语言具有强烈动作性等。     

论中国新诗太阳意象的时代性

在中国古诗词中,优美的月亮意象众多,而为数相对较少的太阳意象则多被弱化,其缘由在于多数中国人阴柔的个性、中国静态型的文化、中国社会结构 2 000年的超稳定。从“五四”始,阳刚的太阳意象取代月亮意象。在中西文化碰撞中,西方文化取得优势,许多中国人被迫由静转向动,以西学向静的文化传统发起猛攻,郭沫若等人的太阳诗歌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解放后,太阳意象泛滥一时,但因缺乏科学与民主的精神,这些诗作属于一种太阳崇拜。直至改革开放后,太阳意象才恢复了应有的内在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