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及其成因初探

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美形成的深层原因并非学界历来认为的汉语的单音节结构和四声特点 ,而是由汉语的生成机制———象声表意所预设铸就了的 ,即汉语的词音特征与词语所指称的对象的自然音韵之间具有一种象拟的关系。这不仅使中国古典诗歌具有了一种“天籁”般音韵美的特征 ,而且使人们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 ,即使脱离诗歌语词概念意义的导引 ,也可以获得对全诗情景韵味的总体把握。     

哲学的必然是隐喻的

德里达依据哲学文本中存在大量隐喻的既成事实 ,提出“隐喻是哲学的近邻”的著名论断。这对于开拓人们对隐喻的文化内涵的认识极具启发意义 ,但其论证却是不充分的。隐喻并非一种独立的语言形态 ,它是所有语言形态中的“共有因子”,它以有限对无限的指涉、以确定对不确定的多向度暗示以及显现本真存在的独特功能 ,超越了普通语言表达哲学的局限性 ,于是隐喻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及其成因初探

中国传统文论表现出强烈的重伦理教化的实用主义工具色彩,对形式主义一直采取蔑视和压制的态度.但就是在这种极不利于艺术生长的文化氛围里,中国古代作家在诗歌创作中却表现出鲜明突出和普遍的以形式为本体的倾向,对重伦理教化的儒家诗教产生了一种强大的抗衡作用,实现了诗歌创作向艺术王国的回归,从而创作出了举世难以匹敌的真正的诗歌艺术.中国古典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的形成原因有三一,汉语文字的本体性特征是汉语诗歌形式的本体性特征形成的基础;二,中国古代文学的总体走向和结构格局决定了诗歌创作以形式为本体的特征;三,工具主义的形式观客观上推动了形式的本体性特征的形成.     

视觉文化时代人类阅读行为之嬗变

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 ,使人类的阅读对象和阅读主体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尤其是阅读对象的变化 ,不仅意味着负载人类文化艺术信息的外在符号形式发生了转换 ,而且意味着随着符号形式的转换 ,人类文化艺术的内涵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从而使传统的阅读动机、阅读心理机制、阅读性质、阅读效应、阅读价值等发生了重大的转变     

确立文字思维在思维研究中的应有地位——兼论文字思维与语言思维的不同特点

长期以来由于受“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片面观点的束缚 ,人们论及思维的有关问题时 ,只谈语言思维而忽略对文字思维的研究 ,从而遮蔽了对人类思维的历时性进程和共时性态势的较为全面的认识。通过重新考察文字的性质及其与语言的关系 ,我们就会发现 :文字是人类继语言之后发明的另一套与语言并列的“为事物命名的符号系统” ,从而文字思维不仅是与语言思维并列的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高级思维形态 ,而且在思维的清晰性、准确性、深刻性、严密性等方面具有超越语言思维的功能。     

中国古典诗词中隐喻系统高度发达的原因

早期汉语词汇的相对贫乏和句式的相对单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古典诗词的独特形式严重局限了汉语在叙事描物、表情达意方面的舒展自由，从而刺激了隐喻系统的高度发达。     

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的象征功能及其成因初探

中国古典诗歌音韵美形成的深层原因并非学界历来认为的汉语的单音节结构和四声特点 ,而是由汉语的生成机制——象声表意——所预设铸就了的 ,即汉语的词音特征与词语所指称的对象的自然音韵之间具有一种象拟的关系。这不仅使中国古典诗歌具有了一种“天籁”般音韵美的特征 ,而且使人们在诵读诗歌的过程中 ,即使脱离诗歌语词概念意义的导引 ,仅凭这些语词在诵读时的音韵特征 ,就可以获得对全诗情景韵味的总体把握。     

对“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重新界说

本文认为，历来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具体表现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总体表现方法的概括。作为总体表现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自然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赋、比、兴”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