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诗词的形象思维(下)

四毛泽东在信中又说:“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同比、兴两法一样,赋也是自《诗经》以来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谢榛曾经对《诗经》的赋比兴手法作过统计,他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由此可知,赋的运用在我国古典诗歌里是相当广泛的。对赋这种表现手法,我国历代诗论家有过不少论述。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孔颖达说:“赋之言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三块基石——《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探讨

<诗经>赋、比、兴表现手法对中国诗歌创作影响深远.赋、比、兴表现手法的本质,在于它反映了情与物的关系,是一种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的抒情手法.     

比兴何以难分

作为《诗经》中重要的艺术手法,“比”和“兴”本身的含义长期以来都难以区分.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不同的时代环境会影响不同的主体对“比”、“兴”的理解;二是“比”、“兴”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有相互交叉重叠之处,难以截然区分.     

中国古代美学史稿(五)

第三节《诗经》的赋、比、兴《诗》在汉代被尊为经,并总结出风、雅、颂、赋、比、兴“六义”。前三义是根据其音乐性和社会功能分为三种体制;后三义是根据其造形方法总结出的美学原则。《诗经》三百零五篇,深广地反映了青铜文化时代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时代     

古典诗学中“赋、比、兴”源头初探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主要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历代学者多认为源自《诗经》。本文认为赋、比、兴起源于《周易》而非《诗经》。"比、兴"实质上是以《周易》以来的取象比附推论为逻辑基础的表现手法。     

浅析《离骚》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发展

《离骚》发展了《诗经》“比兴”手法,“比”、“兴”合二为一,融合诗人主体情感和品格,形成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情趣的象征性意象系统。《离骚》“比”、“兴”合流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     

《诗经》情景关系的文化解读

情景关系历来是我国传统诗论探讨的重要课题。作为中国抒情诗源头的《诗经》在情景关系方面的显著特色,就在于它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之间存在着一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从文化层面剖析这种内在联系,显然有助于人们正确解读《诗经》这一中华文学宝典。     

论《周易》中的赋、比、兴

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理解,并将《周易》看成一部原始歌谣集,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显得较为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虽然赋、比、兴的运用并不成熟,但却增加了《周易》卦爻辞的文学色彩。     

《诗经今注》异议

本文根据有关文献对《诗经》的论述 ,并参考其他古典文献 ,对高亨的《诗经今注》进行了分析。在肯定该书的前提下 ,认为它有几点不足 :没有与民俗学研究相结合 ;脱离诗歌形象 ,刻意求新 ;改旧说中的“比”“兴”为“赋” ;使用通假主观随意性强。此外 ,该书还有贴阶级标签 ,附会政治内容的倾向。     

从《诗经》语气词的运用看先秦语气词的发展及其特色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中国文学史就是从《诗经》开讲的;同样,研究汉语发展史,也是从《诗经》开始的。汉语古音的研究,主要的材料是《诗经》和谐声字。在语言方面,《诗经》创造的写景状物、抒情、颂扬、讽刺等语言已达到较高的境地,并且创造了丰富的形容词。在修辞上,《诗经》开创了赋、比、兴手法(?)在语法上创造了许多语气词(?)我们可以从《诗     

关于《诗经》的分类

一、《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关于《诗经》的分类,曾先后出现过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说法。“六诗”之说源自《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根据什么标准进行的分类,为什么要依此顺序排列,六诗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皆未明言。“六义”之说源自《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     

“赋”体名流辨析

“赋”字的本义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关于“赋”、“楚辞”、“辞赋”等的称呼,一直比较混乱,说法不一。“辞”与“赋”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它们的源流究竟如何?我们认为,“辞”源于诗,而后又演变成为“赋”,它应是一种文体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并且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借鉴和继承关系。     

《诗经》之“赋”探源

《诗经》所采用的“赋”法,向来很少论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轨迹亦无论述,而“赋”的文化底蕴并不少于“比”、“兴”。本文探讨“赋”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中的贡赋、陈赋活动,由铺陈赋品的物的形式到语言铺陈形式的演变积淀过程,并进一步揭示“赋”的审美意味。作者认为,在“赋”作为诗歌表现手法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从物质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的积淀历程,又经过春秋时期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的大规模、长时期的演练,习以成俗,“赋”这一形式或手段逐渐稳定下来,汉人在总结《诗经》表现手法时,自然选择了“赋”,而不用“敷”或“铺”。     

“六诗”本义新探

将赋、比、兴本义解作诗歌写作方法和诗歌体裁均有所不妥。因为“六诗”当是《周礼》编著者在古而自有的风、雅、颂组合中插入赋、比、兴拼凑而成 ,它反映的是学《诗》致用称《诗》以言的时代观念。其要义在赋《诗》以风 ,指以讽喻教化为灵魂 ,以赋为组织核心 ,加上比兴为主干 ,又缀以雅颂为陪衬的《诗》的六种功用。“赋”指“称《诗》以谕其志”,“比”指以《诗》类比己志 ,“兴”指起发志意 ,听赋《诗》而触类旁通生发感悟 ,领会其所含情志意义。就本义言 ,“六诗”原属经学命题 ,至东汉之后 ,赋、比、兴三义才演变成一个发展着的美学命题     

刘勰继承和发展了赋比兴理论

赋、比、兴是我国先秦时期运用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它们在造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诠赋篇》和《比兴篇》里对于赋、比、兴进行了专题论述。本文就刘勰怎样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赋、比、兴理论,提出些粗浅的看法。一、赋、比、兴的渊源及魏晋前的发展概况赋、比、兴是前人归纳、总结《诗经》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上古时期,六经是太师讲学的主要教材。六经包括《礼》、《乐》、《书》、《诗》、《易》、《春秋》;太师     

论《诗经》中的两种自然与浸润自然的两种文化精神

《诗经》中有两种自然。两种自然中浸润着两种文化精神。其一是全民性的本真日常自然,其中,浸润并沉淀着中国文化探索自然、认识自然的科学精神;其二则是平民的自然,以及由平民的自然所孕育生成的《诗经》的艺术表现方式———赋、比、兴,其中浸润并沉淀着中国文化亲和自然、回归自然的伦理情怀和人文精神。     

赋比兴源流浅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创作方法是人们从一定的世界观出发对创作经验的总结。我国传统的“赋比兴”创作方法,是前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并经过历代许多作家的探索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赋比兴”的历史演变,深入地加以考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诗歌创作艺术的规律及其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中也说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     

关于“国风”译文的体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基础,《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为此,《诗经》又是诗人们倡导学习的范本。但是,《诗经》译文的体例却出现了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国风”的翻译上。 蓝菊荪倡导以诗歌的形式再现“国风”。他在《诗经国风今译》中说:“译诗除了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外,最主要还得保存原作的风格形式,即是译作读起来要是诗,要是完美的诗,要有原作的风格形式,有读原作同等的感受;而决不是普通散文和白话解说。”杨任之在《诗经今译今注》中也提倡采取“写诗的写作方法,以求在译文上尽力做到信、达、雅。”这种主张也是针对一些译文只是原文的解释文章,缺少诗歌的特点,读起来味同嚼     

魏晋诗歌中的“比兴”及其嬗变

《文心雕龙·比兴》云：“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倍旧章矣。”由此可知，刘勰认为“比兴”发展到了两汉后，便运命殊异了：一方面，是“比体云构”，辞赋之作大兴；一方面，则是“兴义销亡”，而两汉的辞赋家们“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终致抛弃了《诗经》、《离骚》而下的“兴”的传统，因此是“倍旧章”、“文谢于周人矣。”在刘勰看业，“兴”体被两汉辞赋家们抛弃之后，就没有重新被重视，魏晋的诗人们对“兴”似乎并不…     

论蒙古族早期诗歌的修辞手法——兼论与《诗经》表现手法的异同

蒙古族早期诗歌修辞手法与《诗经》的赋、比、兴有相似之处，但在民族风格方面有很大区别。蒙古族早期诗歌中的比、兴是以牧民生活中常见的或特有的大草原、山峦、湖泊、畜牧、弓箭、雄鹰、绸缎等物作为比、兴之物。《诗经》中比兴艺术则以汉民族农耕文化息息相关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鸟兽虫鱼、田间地头、谷物瓜果等作比兴之物。从两种诗歌的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