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用于政教的音乐调子--赋、比、兴之本义探源

不同意大多对赋、比、兴"三用"本义的理解,以其最早出处<周礼·春官>为论述起点,逐步反推赋、比、兴的音乐本质,并结合<诗>的来源加以佐证;另外,周代社会音乐以礼为核心的特征决定了赋、比、兴的政教功能.     

论《周易》中的赋、比、兴

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理解,并将《周易》看成一部原始歌谣集,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显得较为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虽然赋、比、兴的运用并不成熟,但却增加了《周易》卦爻辞的文学色彩。     

《周易》中的赋、比、兴及其思维基础

《周易》卦爻辞具有诸多文学因子,可看做是一部原始歌谣集,具有一定的文学意蕴.同时,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界定,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略显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周易》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非偶然,因为其思维基础是《周易》中的取象思维方式.     

周代用于政教的音乐调子--赋、比、兴之本义探源

不同意大多对赋、比、兴"三用"本义的理解,以其最早出处<周礼·春官>为论述起点,逐步反推赋、比、兴的音乐本质,并结合<诗>的来源加以佐证;另外,周代社会音乐以礼为核心的特征决定了赋、比、兴的政教功能.     

古典诗学中“赋、比、兴”源头初探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主要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历代学者多认为源自《诗经》。本文认为赋、比、兴起源于《周易》而非《诗经》。"比、兴"实质上是以《周易》以来的取象比附推论为逻辑基础的表现手法。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诗经》言情中的“有意味的形式”

<诗经>在艺术上突出的就是赋、比、兴的创始,赋、比、兴等"有意味的形式"在言情中的广泛运用,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独特味道与价值,成就了<诗经>富于内容的结构形式、富于情感的表达形式、富于意境的审美形式.本文努力以文艺美学的观点给<诗经>言情形式以新的观照.     

对“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重新界说

本文认为，历来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具体表现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总体表现方法的概括。作为总体表现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自然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赋、比、兴”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     

"兴"的追溯与定性

"兴"是一个至今尚未有定论的概念.有些学者"比"、"兴"难分,甚至否认"兴"的存在,这是把本属"比"的比喻、象征、寄托等外延归入了"兴"的内涵.文章认为"兴"是借助其他景物来引起歌咏内容的诗歌的一种表现手法,而非<辞海@文学分册>所说"兴是寄托,即托事于物",而且在具体运用中"兴"存在着阶段性和复杂性.     

评《赋比兴与中国诗学研究》

赋、比、兴是中国诗学中的重要概念,但学术界多将它们作为诗歌艺术的表现手法,鲜有人论及其产生源头.20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从诗歌艺术史的角度阐释赋、比、兴的起源问题.     

行动、动机与自我概念 兼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成

社会学家倾向于关注行动背后的结构因素,而对行动的动机缺乏深入与系统的研究。近几 十年来,社会学家开始意识到动机的重要性,但现有理论仍缺乏中层机制的支撑。自我概念可以较好地 解决行动的动机问题,其三个组成部分,即自尊、自我效能与本真在社会互动中得到发展,从而在提供动 机的同时,免于生理或心理决定论。以知识分子意识形成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自我概念的缺乏导致了现 有研究的结构主义倾向,而将自我概念与场域、惯习等概念相结合,能够发展出一系列解释机制。     

宋代唯物主义法学家胡颖事迹著述与思想考述

胡颖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学者兼法学家 ,以前学术界对他的研究甚少。他曾经担任过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要行政官员 ,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行政及司法审判经验 ,并由此形成了自己系统的政治思想与法学思想。其主要的法学思想体现在他所经历并撰写的司法审判案例中。这些案例大都保存在宋人编著的《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中。胡颖的行政司法事迹表明 ,他在中国无神论史以及法学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冲突、组织学习、组织创新和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

冲突无时无刻不存在于组织当中,组织绩效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最重要的课题,同时,组织学习和组织创新是新时代管理的代名词。因此,将这四者联系起来,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文章在分析前人关于冲突、组织学习、组织创新和组织绩效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将这四者综合在一起,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并提出一个全新的理论模型图。     

现代通俗文学的生态、价值及评价问题

在新文学占据现代文学主流位置的同时,源远流长的通俗文学并未销声匿迹,而是随着新闻、出版、教育与市民社会的发展在市场上占有可观的份额,拥有广大的读者群。通俗文学与新文学之间,既有对峙、抵触、冲突的一面,也有竞争、交织、融会的另一面。通俗文学固然存在着一些弊病,但也确有值得肯定之处,如强烈的国家话语、丰富的现代文明景观、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浓郁的娱乐性、文体革新的贡献。新文学对通俗文学的态度不断变化,最初激烈排斥,继而重新审视,有所反省,暗中借鉴,再后来为了团结抗日,主动携手。在文学史著述中,通俗文学曾被遮蔽与贬低,新时期以来逐渐趋于历史还原,多元共生的文学史观念愈加得到认同。     

哈奇森、休谟、边沁与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

休谟在哈奇森道德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情感主义的道德观点:道德的基础在于"情感",而道德判定的标准在于行为和品格所引起的"愉悦性"和"效用性"。这一观点为后来以边沁为代表的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直接性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框架,休谟也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过渡意义。但不同于功利主义者在目的—效用意义上对"功利"概念的运用,休谟的"效用"概念仅限于手段意义。休谟促成了哲学功利主义的兴起,但他并未成为一个功利主义者。     

衔接、囊括、预示与阅读

阅读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认知和推理过程，除需要语言知识、背景知识及阅读技巧外，还需一定的语篇分析能力。文章借鉴Halhday ＆ Hasan的语篇衔接理论，以及辛克莱(Sinclair)提出的实现语篇连贯的句际关系中的囊括和预示理论，论述并分析了衔接、囊括、预示三种使语篇连贯的不同手段在阅读中的作用。     

关于新疆于田县达里雅布依乡生态环境的调查研究

文章通过对克里雅河下游达里雅布依乡生态环境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发现那里存在乱砍滥伐胡杨林、无限制采挖大芸和甘草、过度放牧及上游过度开垦造成的水环境恶化等问题，这些因素已使当地的生态环境恶化。生态环境不仅成为达里雅布依乡，更成为整个于田县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障碍。整体搬迁、生态改造等已成为当务之急。     

前文字、类文字、广义文字学——三议“广义文字学”研究

所谓“广义文字学”是以文字学研究为基础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它不是对“狭义文字学”研究的简单颠覆,而是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标志着文字学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在“广义文字学”之下,从纵向的符号发展史的角度探讨原始图画和成熟文字之间的关系即是“前文字”;从功能的角度讨论符号、文字、图画以及语言等不同表达手段在人类表情达意中的共同作用,讨论广义的“文字”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和视觉转换问题,讨论现代的符号创意活动,为基于网络的新媒体提供符号的基础支撑,即是“类文字”。“前文字”和“类文字”具备不同的价值,两者都是“广义文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真、善、美是读者的本质需求

许多研究者对于读者需求问题的发现和描述主要着眼于现象,难免使之琐屑和散乱,这就需要我们再从本质上加以深刻、简洁而有序的概括和厘定,即让这些具有共同性和联系性的现象都分别在本质属性上得到属于类的明确昭示:“真”是读者本质需求的基石,“善”是读者本质需求的核心,“美”是读者本质需求的极致。     

墨、道、法三家学说与儒家学说渊源关系释证

墨、道、法三家学说在形成与发展时期与儒家学说有着紧密的关联,或者是对儒家学说在某些因素上有着一定程度的继承与发扬,或者是对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进行反动或调整。在师承渊源、哲学方法、思想教育、社会政治以及最后宗旨等各方面,儒家学说对墨、道、法三家学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