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重新界说

本文认为，历来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具体表现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总体表现方法的概括。作为总体表现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自然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赋、比、兴”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     

赋比兴源流浅探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一定的创作方法是人们从一定的世界观出发对创作经验的总结。我国传统的“赋比兴”创作方法,是前人总结了《诗经》的创作经验,并经过历代许多作家的探索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赋比兴”的历史演变,深入地加以考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掌握诗歌创作艺术的规律及其特征。最早提出“赋比兴”的是《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中也说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孔颖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     

关于“国风”译文的体例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基础,《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为此,《诗经》又是诗人们倡导学习的范本。但是,《诗经》译文的体例却出现了不同,这主要体现在“国风”的翻译上。 蓝菊荪倡导以诗歌的形式再现“国风”。他在《诗经国风今译》中说:“译诗除了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外,最主要还得保存原作的风格形式,即是译作读起来要是诗,要是完美的诗,要有原作的风格形式,有读原作同等的感受;而决不是普通散文和白话解说。”杨任之在《诗经今译今注》中也提倡采取“写诗的写作方法,以求在译文上尽力做到信、达、雅。”这种主张也是针对一些译文只是原文的解释文章,缺少诗歌的特点,读起来味同嚼     

比兴何以难分

作为《诗经》中重要的艺术手法,“比”和“兴”本身的含义长期以来都难以区分.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不同的时代环境会影响不同的主体对“比”、“兴”的理解;二是“比”、“兴”这两个概念本来就有相互交叉重叠之处,难以截然区分.     

《诗经今注》异议

本文根据有关文献对《诗经》的论述 ,并参考其他古典文献 ,对高亨的《诗经今注》进行了分析。在肯定该书的前提下 ,认为它有几点不足 :没有与民俗学研究相结合 ;脱离诗歌形象 ,刻意求新 ;改旧说中的“比”“兴”为“赋” ;使用通假主观随意性强。此外 ,该书还有贴阶级标签 ,附会政治内容的倾向。     

从《诗经》语气词的运用看先秦语气词的发展及其特色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中国文学史就是从《诗经》开讲的;同样,研究汉语发展史,也是从《诗经》开始的。汉语古音的研究,主要的材料是《诗经》和谐声字。在语言方面,《诗经》创造的写景状物、抒情、颂扬、讽刺等语言已达到较高的境地,并且创造了丰富的形容词。在修辞上,《诗经》开创了赋、比、兴手法(?)在语法上创造了许多语气词(?)我们可以从《诗     

试论《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

《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古人概括为赋、比、兴。其实,《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是古人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创作的艺术结晶。它的艺术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远非赋比兴这样笼统的说法所能概括得了。这点,古人说早巳察觉。自汉代以来,对赋比兴概念的理解就已各持己见。清人姚际恒说:“古今说诗者多不同,人各一义,则各为其兴     

关于《诗经》的分类

一、《诗经》编集的音乐分类关于《诗经》的分类,曾先后出现过六诗、六义、四始、四诗等说法。“六诗”之说源自《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但根据什么标准进行的分类,为什么要依此顺序排列,六诗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皆未明言。“六义”之说源自《毛诗序》:“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     

中国古代美学史稿(五)

第三节《诗经》的赋、比、兴《诗》在汉代被尊为经,并总结出风、雅、颂、赋、比、兴“六义”。前三义是根据其音乐性和社会功能分为三种体制;后三义是根据其造形方法总结出的美学原则。《诗经》三百零五篇,深广地反映了青铜文化时代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时代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体现在:1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2 "《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3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4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浅析《离骚》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发展

《离骚》发展了《诗经》“比兴”手法,“比”、“兴”合二为一,融合诗人主体情感和品格,形成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情趣的象征性意象系统。《离骚》“比”、“兴”合流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     

古典诗学中“赋、比、兴”源头初探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主要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历代学者多认为源自《诗经》。本文认为赋、比、兴起源于《周易》而非《诗经》。"比、兴"实质上是以《周易》以来的取象比附推论为逻辑基础的表现手法。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试论古诗之流——赋

<正> 《周礼·太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所谓的“赋”,究为何意?历来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或以为指作诗方法,即铺采摛文,直言其事;或以为是用诗方式,即使于四方,歌诗显志;或以为乃赋体之原始,即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亦即班固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前两说,虽略不相类,但古今学者,多有附和,几无异词;而后一说,虽亦有赞同者,然持异议者却不乏其人。例如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诠赋》校注中说:“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所作,有狐裘龙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李伯敬和褚斌杰同志也都继承其说,并从几个不同方面作了发挥论证,否定第三种意见①。     

《诗经》叠字试探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我国古典文学的瑰宝,它标志着中国文学史光辉的起点。《诗经》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所反映的生活面相当广泛,展现了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社会政治、经济、民俗的图景。同时,《诗经》在艺术技巧上也有很高的成就,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普遍采用赋、比、兴的手法,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叠字、双声、叠韵的语词运用得相当成功,音节和谐自然,富有艺术感染力。这些都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氓》与《谷风》叙事风格与艺术特色比较探析

《诗经》中著名的两篇弃妇诗《氓》(卫风)与《谷风》(邶风)是我国古代叙事诗的典范,体现了我国古代诗歌独特的叙事艺术和写实抒情相统一的艺术风格,堪称《诗经》"双璧"。从叙述视角、叙述方式、主人公性格塑造、对比修辞以及赋、比、兴艺术手法的运用等方面,比较探析两首诗歌的异同,会带给人们许多文学和美学的启示。     

《诗经》情景关系的文化解读

情景关系历来是我国传统诗论探讨的重要课题。作为中国抒情诗源头的《诗经》在情景关系方面的显著特色,就在于它与“赋、比、兴”的表现手法之间存在着一种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从文化层面剖析这种内在联系,显然有助于人们正确解读《诗经》这一中华文学宝典。     

赋与诗歌的形象思维

在目前所讨论形象思维的文章中,阐述比兴与形象思维关系者甚多,而对赋的艺术特点却缺少应有的重视;有的文章甚至有意无意地把赋排斥于形象思维之外,应该说这是片面的.赋、比、兴是从《诗经》开始就大量运用的艺术表现手法,最初与风、雅、颂合称"诗六义".在《周礼·春官》及《诗大序》中排列的次序是:风、赋、比、兴、雅、颂.这个顺序是否有特别的意义,已很难详察,但古人并无重比兴而轻赋的意思,大约是不成问题的.什么是赋?郑玄《周礼·春官》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孔颖达疏《诗大序》,则云:"诗文直陈其事,不譬者,皆赋辞也."宋代李仲蒙论赋比兴注意诗的抒情特征,故说:"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说有异同,大旨相近.凡"直书其事"(朱熹语),不借物发端,求诸比喻者皆是赋.它表现形象,是直接的刻划、描绘与叙述.     

刘勰继承和发展了赋比兴理论

赋、比、兴是我国先秦时期运用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它们在造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刘勰在《文心雕龙》的《诠赋篇》和《比兴篇》里对于赋、比、兴进行了专题论述。本文就刘勰怎样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具有民族特色的赋、比、兴理论,提出些粗浅的看法。一、赋、比、兴的渊源及魏晋前的发展概况赋、比、兴是前人归纳、总结《诗经》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在上古时期,六经是太师讲学的主要教材。六经包括《礼》、《乐》、《书》、《诗》、《易》、《春秋》;太师     

兴的分类、本义和起源研究述评

历史上对于兴的研究多集中在它的性质和界说上,“五四”以后,特别是建国以后,在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同时,开始对兴的其他方面如它的分类、本义和来源等也进行了正式探讨。无疑,这是兴的研究不断深入的表现。本文拟就这后一方面对几十年的研究状况作一述评,也许不无意义。先说分类。对兴的分类,虽可以上溯于唐代,唐代《诗格》将兴分为十四体,但正式给《诗经》的兴分类的始于朱熹。他将兴分为三类:兴而比、赋而兴和兴。朱熹认为前二者很少,而第三种则是大量而普遍的。他注《周南·汉广》三章都是“兴而比”。注“兴而比”是就两句合起来而言,分言之则第一句是兴,第二句是比。所以这一类实际上与单纯的兴还是一样的。他说的“赋而兴”,是就兴兼赋而言,是指兴与赋的融合。这类兴与单纯的兴在性质上确有本质区别,它的兴句与中心部分(即“所咏之词”)已经达到情景交融,物我合一,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艺术意境,而不是单纯兴中那种比较简单的衬韵、比附、象征关系。朱熹之后,一些论者给《诗经》的兴分类也多采取这种方法。它在实际上已经朦胧地认识到兴在塑造诗歌形象和构成意境上的意义和作用,是分为不同层次和类型的。这是符合兴的特点和性质的,但他只是着眼于赋比兴的关系上,从它们之间的融合和分化上立论,而未能提出充分反映诗歌艺术形象构成特点的有关判断和概念,因而使之不可避免地带有缠夹不清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