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瓦尔登湖》对《四书》的引用

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对儒家经典<四书>的引用多达九处,然而由于语言文字的障碍、思想文化背景的差异以及个人哲学观点的影响,这些引用大多是"创造性的误读和阐发",与儒家原典"貌同而神异".另一方面,在那次"异国思想联姻"中,梭罗与"知音"老庄却失之交臂了.     

《礼记·乐记》之"心"与《孟子》之"心"

今本<礼记·乐记>言心计三十处.共有内在心智、常情、心术品性、百姓的情感意愿所向四种内涵.<乐记>言心构建了"心-物"互动的"应感论",注重人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双向调整作用.与之时代相近的孟子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二者在依心立言的其它方面却呈现出不同.其一,二者对于"欲"的态度不相同.其二,二者对于"诚和伪"的认识不同.其三,二者对于"觉"的理解不同.其四,二者对于"礼仪教化"的看法也不相同.唐君毅先生称孟子之心为"性情心或德性心",文中则概括<乐记>之心为"应感心或省察心".思想之分异,正根源于人心所见之分异.比察<乐记>与孟子之心异,以略见二者思想之异.     

生态批评与《道德经》生态思想研究

尽管中西方学者文化背景迥异,但他们在阐释<道德经>生态内涵时表现出惊人的一致,都失之偏颇.他们主要关注其自然维度,也即试图发掘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内涵以对抗主流文化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而鲜有论及其社会维度--社会公正的诉求.我们应该从整体上考察<道德经>,以便建构具有创生能力的可持续的环境公正伦理.     

《边城》与《德伯家的苔丝》的悲剧美学观比较

<边城>和<德伯家的苔丝>以其各具特色的绘画之美、音乐之美以及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带读者走进了美丽的湘西世界和威塞克斯世界,而最终这些美丽却一步步走向毁灭,于是便成就了令人心碎的悲剧.在美的毁灭的背后,寄予了两位作家各自不同的悲剧美学观.     

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平议

柳荣宗的<说文引经考异>是<说文>引经研究著作中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一部重要著作.柳氏的研究方法不是"据<说文>所引以考同异",也不是据今传本经书在流传中的用字变化来考辨与<说文>引经的同异,而是针对汉儒古今文的"师授不同,读有或异"来进行"考异",以揭示<说文>引经与今传本经书用字不同的原因.柳荣宗在文字的考释方面有着较为科学的语言文字观,所考释字之假借、通用或引中多为确论.然柳书对古文经和今文经版本的流传尚缺乏深入的探讨.有些考释的结论不够严密精准.     

从《新乐府》小序看白居易的《诗序》观

白居易<新乐府>模仿<毛诗>,设置总序与小序,此为学界公论.但二者的小序在具体形态上的差异却一直为学界所忽略.<诗>之<小序>,基本上皆由数句构成,而<新乐府>的小序却全部都是只采<诗序>首句的"一句式"结构."一句式"小序体现了白居易的<诗序>观,即把<诗序>分成首句和续申之词两个部分,特别重视首句,而把续申之词的地位看得相对较低.对白居易<诗序>观的揭示与还原,既能丰富唐代的<诗>学思想,也能给<诗序>论争的历史链条增加一个新的坐标.     

《论衡》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受到王充<论衡>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刘勰论文和王充一样,都是从自然之文讲起,把禀受天地的文采、元气与文学创作相联.<论衡>中"文"源于气的思想以及与气相关的"才性"、"才力"说,经<太平经>、曹丕、葛洪,对<文心雕龙>产生影响.王充将"文质相称"的思想引入创作论,并将质文交替变化的历史规律与政治的盛衰和社会的治乱相关联,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勰的"文质"论.此外,<文心雕龙>还发扬了<论衡>所倡导的"博"、"通"思想,指出创作主体的广见博识、丰富积累对创作的重要作用.     

罪恶与刑罚——《红字》与《檀香刑》之比较

<红字>是霍桑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品,是一部揭示犯罪和隐瞒犯罪的悲剧小说.<檀香刑>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等事件作为故事背景,描述了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两部小说都涉及了罪与非罪,刑法与惩罚的问题,在罪与罚的关系中可以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统治阶级对待人性的不同态度.     

春秋楚人用《诗》考论

春秋时期,<诗>成为楚国秉礼行事的重要依据.楚人学<诗>"广显德以耀明其志",表现出明显的<诗>德意识.这既与周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又与楚人尚武精神密切相关.楚人用<诗>重<雅>与春秋各国用<诗>具有相同性,他们在遵从用<诗>共性的基础上又有新变化,显现出热衷引<颂>的倾向.楚人对<诗>之字句、诗旨等的训释,表现出与他国不同的特点,有比较系统的<诗>本,深谙<诗>德、<诗>礼,形成了自己学<诗>、用<诗>、解<诗>、传<诗>的方法和体系,显现出了他们对宗周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林下风气”：《世说新语》中女性的名士风神

<世说新语>中塑造了一些十分出色的女性形象.在世家大族的文化背景下,这些女性展示出异于其他时代女性的独特风貌,即名士风神.本文在对相关材料进行整理与考查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世说新语>中女性的名士风神及其表现.     

旧传统维护者的悲歌——葛利高里与白嘉轩的比较

肖洛霍夫的获奖小说《静静的顿河》和陈忠实的获奖小说《白鹿原》,都是史诗性的长篇小说,虽然由于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民族习俗、国家意识以及宗教传统的巨大差异,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在性格、爱好、追求、命运等方面反差极大,但由于二人都是旧传统的自觉和不自觉的维护者,他们的命运仍然有许多令人深思的可比性.     

完美英雄与末路英雄的对照呼应——对大陆、台湾民国史小说的一种比较

完美英雄与末路英雄分别是大陆、台湾民国史小说的典型人物形象,二者在形象内涵、审美价值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构成一种截然对照,成为隔海相对的遥远呼应,而且共同验证了文化语境对叙事话语的切实影响。     

“世难容”与“世能容”的空门女弟子——妙玉与妙常人物形象比较

清代长篇小说《红楼梦》与明代传奇《玉簪记》分别塑造了两个光彩照人的空门女弟子形象———妙玉与妙常。二妙的身世相似,性格同中有异,结局则截然不同。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二妙的种种异同,并结合她们的生存环境、爱情模式以及《红楼梦》与《玉簪记》两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和文本特征,对产生这些异同的原因作一番挖掘与探讨。     

从以动物为喻体的英汉比喻中看文化差异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用动物作喻体来表达某种抽象意义或某种情感。但是，由于英汉两个民族有着不同的生存环境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用动物作喻体所承载的社会文化涵义在两个民族中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有的甚至完全相悖。     

《格列佛游记》与《镜花缘》中的乌托邦文学现象解读

《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两部小说跨越了时与空的界限,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本文从乌托邦文学角度阐述二者的契合与相异之处。契合主要体现在二者都是通过小说主人公到海外游历的奇异的经历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二者均属乌托邦文学。而两位作者的经历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是造成两部作品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生命欲望的变态与张扬——《五魁》与《红高粱》比较

莫言的《红高粱》与贾平凹的《五魁》是中国当代婚嫁题材小说的两朵奇葩,都讲述了婚嫁仪式的全过程。相同的题材表现不同的主题:一个表现原始生命力的张扬,一个叩问文化道德压抑下生命欲望的变态。它们都指向人的生命欲望和生命意识的思考,顺应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文化寻根热潮。两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殊途同归的命运体现出文化寻根小说对传统伦理道德扼杀人性的思想的批判,肯定原始生命力的张扬。     

唐代释僧小说的文化观照

唐代释僧小说,指关涉寺院、僧人、佛典等的小说。此类小说数量很大,一般以寺院为故事发生的场所,由僧侣作为故事的见证人或主人公。释僧小说具有明显的“教世度人”意向,着力宣扬佛法无边、持修获果、破戒遭报等思想观念。释僧小说既记录了佛教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现实生活等方面的广泛影响,也反映了儒释道相互斗争融合情状,以及文学艺术与佛教的密切关系。释僧小说在唐代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其价值意义值得关注与探究。     

华人新生代作家边缘意识和身份建构比较论——以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马来西亚为例

在20世纪以来的世界汉语文坛中,华人“新生代”作家作为一种“代际”现象,因其不同的在地性而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特点。他们虽存在时空背景、社会形态、文化语境的差异,但在文学立场上却具有共通的后现代解构、颠覆精神。因而,立足于比较研究视角,从新生代命名、边缘意识、身份建构三个层面深入探讨不同地区华人新生代作家的异同性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文化关照下的爱伦·坡哥特小说和蒲松龄志怪小说对比研究

虽然爱伦·坡的哥特小说与蒲松龄的志怪小说所处的文化背景、创作时代不同,但两人人生际遇、创作体裁和恐怖鬼怪母题上都有惊人的雷同。本文概述了二人作品的可比性,并通过文化视角分析了二人作品的异同之处及其产生的文化根源,旨在深化中美文学与文化的比较研究,并拓展文学文化研究的独特路径与视角,促进两国文化的传播、增进两国文化的交流。     

汉英成语的文化差异与表述

本文在几个主要的文化层面上选取部分汉英成语做了比较,找出二者在形式、语义、用法等方面的差别,发现成语蕴含的鲜明的民族特点,认识其中的文化异同。在此基础上,按照它的意义和形式分成三大类,以便表述的准确。进而使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际得体,思想感情获得统一,共享灿烂多姿的人类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