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儒林传稿》与清代汉宋学术之争

根据阮元《儒林传稿》的学术立场和初始影响,阮氏实是造成道光初年汉宋纷争的关键人物,《儒林传稿》是激化纷争的导火索。阮元本人持"汉学"立场,他在周围某些学人的支持下,将其本人的"汉学"树为清代儒学正宗,并以此为中心编写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对江藩的《宋学渊源记》等有直接影响,导致方东树撰写《汉学商兑》。     

清代学术史的一部力作——读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

漆永祥先生用十余年心血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力作《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同时还有密不可分的《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江藩集》二书,总计三书160余万字。《（汉学师承记〉笺释》等三书,是《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江藩研究的总结性集大成之作,尤其是《笺释》一书,将成为学习研究清代学术史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之书。     

论《汉学师承记》的“尊戴”思想

江藩是清代著名汉学家,在《汉学师承记》中,他第一次流露出划分乾嘉汉学为吴、皖两派的思想。章太炎认为江氏在此书中对戴震多有批判之辞,存在“扬吴抑戴”的倾向。然而,通过考察该著中戴震、洪榜、孔广森的传文、《经师经义目录》之内容以及其中围绕《孟子字义疏证》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述,《汉学师承记》确然体现着江藩较为明显的“尊戴”思想。     

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吴皖分帜”与江藩论戴

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江藩学术思想探析

江藩是清代著名的汉学家,为惠栋的再传弟子.博涉经史,著述等身,尤以其<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影响最深,被誉为"全面系统研究清代学术的第一人".对其学术思想的探析,可以充分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汉、宋二学的发展态势,同时,也是我们理清整个清代思想文化走向的重要环节之一.     

江藩生平及著述散论

江藩的生平方面,通过《汪穰卿笔记》及相关文献的考证可知江藩性格的豪放不羁与生活的丰富多彩。又依据陈逢衡、包世臣的相关记载可考证江藩卒年为道光十年。文章还纠正了《中国古籍版刻辞典》中将明代“靖江藩刻本”误认为所谓明人“江藩”刻书,以及将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误题为江藩所著的失误。江藩的著述方面,通过袁嘉谷《书〈汉学师承记〉后》的分析可知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基于史论结合的学术史传统,虽不免存在门户之见,但也因此成为研究江藩思想的重要文献,同时该书在选人立传标准上寄托了江藩本人的遭遇和情感。又指出胡玉缙在《江郑堂〈河赋注〉书后》中认为《河赋注》是江藩本人托名钱坤所作。并以江藩所校三种古籍为例,指出以此为线索可能发现新材料。      

The opposition of Wu Wan Schools and JiangFan’s evaluation on DaiZhen

从《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经师经义目录》、《国朝宋学渊源记》看,江藩基本把握住了戴震的学术全貌,比较注重戴震对友朋后学的影响,当然,这两点处处都渗透着江藩的"纯汉学"眼光;江藩对戴震以"晓徵为第二人"颇有微词,这是缘于他认为戴氏之学低于钱大昕,实际上他在多处是惠戴并称的;江藩品人论学多以戴震为参照,其前辈学者及友朋论戴惠之学亦无贵己贱彼之迹象。认为吴皖分帜之观念始于江藩且其有重吴略皖之倾向,实有武断之处。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清学史:汉学与反汉学一页(上)

十九世纪初叶,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以及与之针锋相对的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三书相继出现,在清学史上属于超越学派之争的事件。它表征着十八世纪以来清统治者推行文化分裂政策以驾驭学术文化界的伎俩失效,也表征着十八、九世纪之交学界领袖阮元等调和汉宋的努力,效应适得其反。由扬州学派名士江藩和桐城派文士方东树分别反映的两种学术取向,并没有随着帝国统治的内外危机的深化而消失,反而随着晚清政坛的矛盾加剧,而呈现越发变幻的形态。问题在于清学史的这一页,自清末以来屡遭简单化的处理。不同的价值判断的主观需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分别扭曲了历史的事实,无疑只有对原著双方的矛盾陈述进行清理之后,才能了解。本文便是考证当初历史真相的一次尝试。原文较长,本刊将分两期揭载。     

《岩镇志草》史料价值探讨

<岩镇志草>是清代徼州歙县岩镇儒士余华瑞撰著的一部重要地方镇志,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清乾隆以前岩镇及其周边的人文历史和社会风貌.<岩镇志草>不仅是徽学研究的珍贵史料,也是开展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以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存史、资治、教化"的生动教材;是一部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文献著作.     

刘师培清学史研究斠评

在近代以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系列中,刘师培是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对“考证”、“汉学”等清学史中的重要概念进行辨析,对清代学术的流派进行较详细的考察,并对清代学术的得失给予了评价。本文对刘师培关于清代学术的相关论述略加疏理,期望能揭示其中的学术史价值。     

试论孙诒让的中西学观

以经学闻名于世的清末史学家孙诒让,与俞樾、黄以周合称"清末三先生",是古文经学出色的后殿.当清末风云变幻之时,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中国文化发展的走向,并倾力从事教育实践.具体考察他的学术实践和教育实践有助于我们了解其对中学和西学的基本态度,体会他置身于西学这种强势文化汹汹而来的时代中的种种挣扎与无奈,并可由此一窥中国传统文化在应对外来强势文化上的弱势与其内在张力.     

全祖望的经史研究及其对乾嘉学风的影响

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一文中,首次明确了从宋明陆王学直到乾嘉时期浙东学术的传承谱系,其中认为＂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这表明全祖望在浙东学术史上应具有一席之地。文章试从分析全氏经史学术研究的具体成就及其对乾嘉学术风气转移之具体影响的多维角度,来证明其在浙东学术史乃至整个清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清史稿·贵州地理志》所载经纬度数据偏差成因分析

《清史稿》是我国一部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清代历史典籍。该书收载有全国各府、直隶州、直隶厅的治所经纬度数据,这是中国历史典籍编撰中的一大创举。但从《清史稿》“贵州地理志”来看,书中各府、直隶州、直隶厅所引的经纬度数据都有所偏差,通过剖析其呈现偏差、讹误的成因,并加以匡正,希望能对今天的读者正确认识和利用这些资料,为“大清史”的正式编撰有所裨益。     

中国孙子学的历史考察

中国孙子学作为中国军事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自《孙子兵法》问世以来经历了5个时期:战国至东汉末年是它的发轫期,东汉末年至北宋后期是它的拓展期,北宋后期至清前期是它的深化期,晚清以来是它的嬗变期,最近30年间是它的繁荣期。从学术思想史的立场出发,系统考察中国孙子学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对中国军事史和学术史研究来说,都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学术课题。     

宣南文化与清初学术

京师的文化环境对清代学术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京师的汉族士人文化又是其中的主体 ,因汉族士人多聚居于北京的“宣南”地区 ,故可称这种汉族士人文化为“宣南文化”。康熙年间的许多学界领袖 ,正是在宣南活动期间奠定其学术地位的 ,皇帝在京师开展的大型编书工程 ,为学者的成功提供了机遇。因而在清代文化研究中不应忽视京师文化及宣南文化的作用。     

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

学界皆知,清代考据学曾在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一场复古主义思潮,其影响至深且广。然而学界一般仅停留在这个认识水准,至于如何至深且广,则很少有人去探索。有鉴于此,笔者本文拟对当时的篆刻艺术界进行微观研究,通过阐述和剖析篆刻艺术在清代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藉以揭开和凸显考据学对篆刻艺术影响的全部具体细节,从而深化人们对考据学的认识和理解,推动清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     

学术会通意识与邵廷采古文的经世导向

邵廷采是清初浙东学派重要成员，毕生兼治经学、史学、理学与文学，其学术具有会通儒学诸门的意识。这种学术会通意识的着力点，最终向内归于躬行践履，向外归于经世致用。邵廷采的古文理论与写作实践均基于其浓厚的学术会通意识，这使得他的古文自然具备强烈的经世导向，分别体现在其文集中经世之文的数量繁多、史传文中的褒贬意识和古文写作的学问色彩与知识化倾向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