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就业的影响——基于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分析

基于承接国的视角,通过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分析,研究了国际服务外包对承接国就业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国际服务外包会促进承接国就业扩大,但就业扩大效应受承接国的服务部门产出水平、最终产品价格、服务部门劳动力成本、服务型劳动力要素禀赋等因素的制约。要充分发挥承接国际外包服务对我国就业的扩大效应,须大力提高我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控制物价,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高技能服务型人才的储备。     

进口中间品技术水平与地区劳动力市场就业：事实与机制

“扩大进口”和“充分就业”通常被认为是两难选择,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重点。本文尝试探究不同层次技术水平的进口中间品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影响,从理论上证明存在“非线性空间效应”,并进一步通过中国微观企业和中观城市数据研究发现,总体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形成了城市群集聚现象,城市进口中间品技术水平对劳动力市场就业存在“先抑后扬”的直接效应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空间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表现出自主创新规模的“技术红利”效应、技术吸收能力表现出“人才红利”效应,两者与进口中间品技术水平的正向协同作用显著。拓展分析表明,城市群内产业关联、有效竞争和集聚效应是影响差异化的主要原因。     

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服务业结构升级是影响我国就业状况的重要因素。通过对1978-2012年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进行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分析等发现,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就业吸纳弹性和持续创造就业的能力最高,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次之,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相对较低。另外,通过回归分析还发现,人均GDP水平、城镇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对我国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就业效应具有明显影响。为增强服务业就业效应,我国应进一步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规模、提升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质量,实现服务业结构的优化。     

关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理论思考与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就地解决了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跨区间迁移规模日益扩大 ,“离土不离乡”的兼业式转移比重较大 ;隐形就业的性质相当明显 ;各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存在很大差异。针对这一特点 ,文章提出了当前我国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思路 :城市吸纳目前有限、但有潜力 ;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 ;农业内部消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具体对策是 :大力进行户籍制度改革 ;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加速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兴建中小城镇结合起来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与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结合起来 ;扩大劳力输出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     

制度缺陷下技能人才短缺问题研究

在研究中国技能人才短缺的基础上,探讨技能人才对于促进就业、优化劳动力结构、提升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等的多重影响与作用机制,从宏观、企业和个人三者角度,提出影响技能人才短缺的诸多因素,并对此进行了实证分析,为尽快解决当前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以及促进未来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应对长期就业挑战提供理论支持。     

我国城市劳动力供求及就业问题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我国城乡就业已经连成了一个整体，很难截然分开。但作为当前就业问题的焦点，城市失业或就业显然是我们必须重点把握的。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分析了城市地区劳动力供求的基本态势，认为根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解决城市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提高就业质量，包括提高劳动者的科技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提高效率就业的比重，保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对于人才的大量需求，以使城市在引领我国现代化发展时发挥更大作用。     

环境规制、劳动力配置与城市发展

环境规制是如何影响劳动力配置乃至城市发展的,可以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污染与清洁两部门的空间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研究表明：（1）在城市内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2）城市之间,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劳动力配置会产生两种效应,依次为收入降低的“挤出效应”和环境改善的“引入效应”,两种效应的大小决定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发展的影响;（3）考虑到劳动力异质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增加城市的高技能人才比例,进而影响城市发展。基于“十一五”减排政策检验了上述理论假说。结果表明：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城市高质量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会通过降低污染部门的就业份额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吸引劳动力流入,增加城市高技能人才比例,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环境改善的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规模与主观幸福感——基于认知主体异质性的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估计了城市规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顶点对应的市区常住人口规模约为350万,且最优城市规模随服务业的发展而增大。研究显示,中老年群体、低技能劳动力以及农村户籍居民的“倒U型”拐点更大,反映了不同认知主体的内化标准以及居住成本存在差异。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尚未达到幸福感的最优规模,应进一步优化基础设施供给,以中心城市周边地区为重点扩大中小城市规模,并深化土地、财税体制改革,缓解大城市住房问题。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增长和分配

本文对近年来中国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规模作了比较准确的估计，进而利用有关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但可以直接、间接地提高外出打工户的家庭收入水平，而且就全国而言还会抑制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低工资线的农民工就业效应——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基于买方垄断模型对最低工资的农民工就业效应进行了分析,并以长三角地区中的七个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结果都表明最低工资水平有促进农民工就业的作用.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市场调整可能使最低工资原来具有的促进就业效应变得不确定,这需要政府采取对策介入劳动力市场,以实现保就业、保增长.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 ;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滞后严重制约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 ;城市化进程中面临下岗职工再就业、新增劳动力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矛盾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焦点问题 ;要彻底清除限制农民工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歧视性政策和规定 ,确保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技工荒"视野的职业教育需求测度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同时存在＂技工荒＂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偏大两种现象。从人力资本供需角度看,＂技工荒＂的根源是技能型人力资本的供给难以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即职业教育的社会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受到抑制,缺乏知识技能,导致难以实现稳定就业。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解决职业教育社会需求与农民对职业教育的个人需求矛盾,提高农民的技能水平。     

强化青海城市经济功能研究

青海的城镇化在规模、结构和水平上都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本文认为青海城镇化率难以快速提高、城市规模难以扩大的重要原因是现有城市经济功能发挥不足,城市内部与城市之间缺乏功能互动、功能整合和功能协同,限制了城市经济的集化辐射作用,影响了城镇化步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以外卖骑手为例

新业态下的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力量，尤其在疫情期间，为稳定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社会各界对灵活就业和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以及对灵活就业者自身和对城市的作用都还不甚了解。为此，以外卖骑手为例，利用覆盖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数据可对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灵活就业时间里的“学习”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工作满意度，并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未来的职业发展。研究结果提醒我们，需要重视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看到灵活就业对于外来移民扎根城市、融入城市的积极作用。     

FDI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及其经济效应

本文对FDI与劳动力流动的互动关系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反思。首次提出研究FDI与劳动力流动的三次浪潮,发现我国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和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FDI技术转移产生和实现的重要因素,同时我国FDI分布与劳动力空间流动的趋势基本一致,FDI带来的就业创造、挤出效应导致我国就业量的变动,并且FDI对我国区域人力资本积累从互补作用逐渐转变为替代作用,由此得出FDI与我国劳动力流动具有协同关系。进而在协同关系之上讨论了FDI与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促进论和不确定论,对区域经济差距带来的扩大论和不确定论。反思现有研究成果指出从高、低技术含量FDI和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替代、互补关系入手来探索它们对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差距的作用机理,将是未来值得研究的一个方向。最后提出我国要通过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活动消除低技术含量FDI对高技能劳动力流入的替代,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区域长期增长的政策建议。 更多还原     

乡村振兴背景下专业技术培训与农村家庭减贫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后,如何建立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成为中国迈向共同富裕面临的又一项挑战。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了专业技术培训对中国农村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显著降低家庭相对贫困的概率,其作用机制在于,专业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家庭成员参与就业的概率,提高家庭收入,从而帮助家庭脱贫。异质性分析表明,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在规模较小、男性占比较高的家庭,以及村居规模较大,距离县城较近的样本中影响更大。研究结论为专业技术培训的减贫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为缓解相对贫困、建立长效治理机制提供了政策启示。     

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提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冲效应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两大趋势.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进而抑制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则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可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来"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模型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产生"对冲效应";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该"对冲效应"在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较强,表现为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趋于加深的背景下,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升来优化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结构和质量,进而弱化和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问题的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融入城市的历史机遇,但该群体较低的个人资本水平却不足以支撑其融入城市的行为选择。个人资本框架体系分为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两个类别,其中物质资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设备等经济资本,非物质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个人资本框架体系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向经济资本转化。通过克服其在消费上的短视提升物质资本水平,通过拓展社交网络重构微观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通过制度援助提高宏观的社会资本水平,从而提升其城市融入的能力。     

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分析——基于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思考

充分就业是宏观经济发展所追求的四大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分析研究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和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现状,可以发现:我国人口流动的实践与托达罗模型的背景极为相似,即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并涌入城市,与城市失业现象并存.因此,在现阶段,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就业的潜力,扩大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和农村内部就业,是解决目前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现实选择.     

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

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